立春后，又下了一场雪，雪不大，却柔柔地飘了一天一夜。平日里“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街小巷被雪覆盖着，显得肃穆而洁净。
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金岳霖戴着一顶老头帽，夹着两本书，眯着眼走进了中山公园营造学社的平房。
林徽因正趴在桌上绘一张图，看见老金，高兴地招呼着，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屋里生着炉子，门上挂着棉布帘，洁白的窗纸严严实实地糊在窗户上，屋里很暖和。
金岳霖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哈气说：“去琉璃厂转了一圈儿，挑了两本书，看着时候还早就拐这儿来了。思成呢？”
徽因给老金沏着茶，说：“思成去北平图书馆了，有事吗？”
“什么事也没有，只是顺路来看看你们在忙些什么。”
徽因翻动着桌子上的一叠纸告诉老金，自己准备写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文章，需要配一些相关的插图，先做一些案头的工作。
“哦，那一定很有意思！”老金十分感兴趣，“能不能说来听听？”
金岳霖比徽因年长九岁，比思成年长六岁，徽因和思成视他如兄长，关系十分亲近。
徽因高兴地笑着说：“行，咱们出去踩踩雪，边走边说。在屋里呆了半天，闷得头疼。”
中山公园过去叫社稷坛，紧挨着紫禁城，是帝王们每年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地方。园子里遍植松柏，享殿和寝殿外是红色的围墙。社稷坛的矮墙外有三条神道，白雪覆盖下，这一切显得格外庄严美丽。
顺着园子里扫净积雪的小径，徽因和老金走到了中山堂前。过去帝王们前来祭祀时，这里是文武百官觐见皇上的地方。
大殿秀丽而庄严。殿前的台基和三道石阶由汉白玉镶嵌，合抱的朱漆立柱并列，雕镂精致的门窗，青绿彩画的阑额，黄色的琉璃瓦被白雪覆盖得晶莹璀璨，大殿屋顶的坡度优美和谐。
看守大殿的人认得徽因，恭敬地招呼着，打开了殿门。
这座大殿的房顶没有天花顶棚，是传统营造法式中“露明造”的形式。抬头望去，所有的梁架斗拱结构全部外露，每一处结构都处理得有如装饰画一样美妙，同时又组成了和谐的图案。
“这个大殿给了我写作的许多灵感呢！”徽因叹息道。
她告诉老金，外国的许多建筑史著作中，很少承认中国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其独立的系统及其地位。她这篇论文，就是在分析中国古代建筑主要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论证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东方，中国建筑都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这些结构特征从来没有因为外来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徽因认为，中国建筑艺术的主要特色，表现在古建筑的屋顶、台基、斗拱、色彩和平面布局等方面，这些是中国建筑的精神之所在。
老金平时也常听思成和徽因谈起这类话题，那通常是就某一处具体的建筑物发表看法。他听得出，今天徽因所谈的，是徽因多日研究的心得，也是她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所以他听得格外认真。
徽因指点着中山堂的屋顶对老金说：“屋顶是建筑物最实际必须的部分，自古以来，人们就竭心尽力地求得尽善尽美，使它在满足实际需要的同时，又独具艺术性。最早的屋顶，因为要解决雨水流灌和遮挡阳光的问题，就扩张出了屋檐。屋檐的突出并不是什么难解决的事，但是，出檐深则低，就会阻挡房屋的采光，同时，雨水大的时候，檐下就会发生溅水的问题。于是，古代的人们发明了飞檐，用双层瓦檐让檐的边沿稍稍翻上去，形成一种曲线。这种四角翘起的‘飞檐’，是极自然又合理的结构。历来被看得很特异神秘的屋顶，并没有什么超出结构原则和不自然造作之处，其实它非常美观实用。这屋顶的坡度是一道美妙的曲线，上部巍然高举，檐部如翼轻展，使原本极无趣、极笨拙的屋顶，一跃而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冠冕。
“屋顶上的装饰物——脊瓦上的脊吻和走兽，也是结构的组成部分。瞧，那龙头形的‘正吻’，古时称做‘鸱尾’最早想来是总管‘扶脊木’和脊桁等部分的一处关键。这木质关键突在脊上，略作鸟形，后来加以点缀，刻成了鸱鸟之尾。把它雕刻成鸱尾的形状，还带有一点象征意义，因为古代传说鸱鸟能吐水，所以把它放在瓦脊上，指望它能制服火灾。
“外国人十分注意中国屋顶的特殊形式，他们加上了许多自己的想像。有人说这屋顶是受游牧时代帐篷的启发，有人说那是蔽天松枝的象形。有人说中国建筑中的飞檐怪诞，有人说中国建筑像是儿戏。他们永远不懂，这些部分不仅有艺术价值，而且有实用价值。”
老金指着屋顶和梁柱之间重重叠叠的木结构部分说：“这个我知道，叫斗拱。”
徽因笑了，说：“没错，这叫斗拱。这也是中国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前后的木翘，左右的横拱，结合成为斗拱，它是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重量渐次集中到柱的上面。宋元之前的斗拱，的确十分精彩，它是房柱与房檐之间最恰当的关节，同时又是檐下的一种点缀，结构本身又是装饰——斗拱是最好的范例。只可惜明清以来的建筑，逐渐减轻了斗拱在结构上的作用，使它几乎纯粹成了装饰。”
说到装饰，徽因看着那些描绘着奇丽图案的阑额赞叹道：“多漂亮的彩绘！老金，你注意过吗？彩绘大多位于檐下，在阴影掩映之中。它主要由青蓝碧绿的冷调组成，有时略加金色。而檐以下的门、柱、窗大多是纯粹的朱红色，与阑额上的彩绘形成鲜明的对比，既和谐又庄严。”
徽因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精致的菱形木雕窗扇，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这些细部的处理！这些简单又复杂的线条组合，是一座建筑的装饰，它使建筑有了感情，有了人情味。”
说话间，他们走出了大殿。徽因轻轻地跺着脚，大殿石阶上的雪已扫去，雪地上留下细细的竹帚的痕迹。
“这台基应算做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结构。”徽因说，“看上去不稀奇，不过你把建筑看做一个整体，就能看出，有巍峨壮伟的屋顶，就得有舒展或多层的基座托衬，否则就会显得上重下轻。”
下了石阶，他们走了一截，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那座建筑，一片雪白把那座大殿突出地雕塑了出来，光与影的映衬下，使大殿显得恢弘而凝重。
金岳霖问徽因：“我前些天从一本外国期刊上读了篇文章，那个外国人谈到中国的建筑，认为中国的建筑布局沉闷单调。你一定也读过了吧？”
徽因秀气的眉头微蹙着，抿了抿嘴唇说：“我看到了。其实，这是外国人不懂中国建筑所下的浮躁结论。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正是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均衡相称的建筑布局原则，是中国几千年社会组织制度的体现。因为只有严格的对称和比例，才能构建出井然的秩序。这既是建筑的秩序，也是社会生活的秩序。不过，中国从南方到北方，不在此例的建筑物也很多，如庭园、别墅、宫苑楼阁，这些建筑布局上常常不讲对称，而极其富于变幻。但是无论怎样的曲折纤巧都应该有一定的度，用审美的眼光来看，那种种取巧的人工手段，是最令人鄙薄的。”
听到这里，老金又问道：“那么，相对于西洋建筑来说，中国建筑的缺憾是什么呢？”
“中国建筑的弱点，”徽因说，“首要应该说的是匠师们对木材——尤其是梁，用得太费。他们显然不明了横梁载重的力量只与梁高成正比，而与梁宽没有多少关系。因匠师们不会计算木材的承重，所以往往把梁的尺寸尽量放大，用极大的factor of safety（安全系数），造成了材料的浪费。还有，匠师们很少在建筑中运用三角形的稳定性的原理，房梁上的支架往往经过不长久的岁月，便有倾斜的危险。我们在北平的街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用木柱或砖墙支撑的倾斜的房子，就是由此造成的弊端。另外，地基太浅是中国建筑的大毛病。普通建筑规定是台明高的一半，下面再垫上点灰土。这种做法很不科学，尤其在北方，地基若不挖到Frost line（结冰线）以下，建筑物的坚实程度就会因土地的冰冻发生问题。”
金岳霖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他问道：“这些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
林徽因笑了，说：“这些缺点在现代建筑师手里，并不算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怕只怕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够了解。一旦了解，想要避免纠正是很容易的。”
一口气讲了这么长时间，林徽因深深吸了口气，她的眼眸明亮，双颧发红。金岳霖知道徽因肺不好，讲这么多话肯定很累。他让徽因回房中歇歇，可徽因仍沉浸在讲述自己研究成果的兴奋中。她是如此珍视这一切，那玲珑的飞檐，坚实的斗拱，精致的雕花门窗和沉稳的梁柱，在她的讲述中仿佛都有了生命和性灵。
…………
金岳霖被徽因的讲述深深吸引，也被林徽因深深吸引。文弱秀丽的徽因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那既是诗一般空灵飘逸的神采，又是具有忘我献身热情的科学精神。这两种原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精神气质在林徽因身上体现得如此和谐。这种精神气质对于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和抽象的逻辑学教学的金岳霖教授来说，具有照亮和点燃心灵的作用。
关于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关系，在有关林徽因的文字中多有涉及，种种臆测多不足信，最可信的应该是梁思成后来的妻子林洙的记述。
那是林徽因去世近十年后，林洙在与梁思成的交谈中，谈到了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情。她问梁思成，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梁思成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和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梁思成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此处回忆似有误，种种资料表明，梁思成赴宝坻调查是在1932年。，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86—187页。
林徽因是幸运的，她因自己生活中优秀的男性而更加优秀。
金岳霖是真正的绅士，他无疑是爱林徽因的，并且因为爱林徽因而爱林徽因的家庭，爱林徽因所爱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了梁家的一员。林徽因、梁思成和他们的孩子都爱他信任他，从30年代一直到金岳霖的晚年，这种爱始终没有变形。金岳霖这种钟情于别人妻子的感情或许会被人认为是一种不合道德规范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传达出超越一般道德规范的美好。
梁思成是真正的绅士。一场对作为丈夫的他来说至为尴尬的感情波澜，被他的真诚和博爱所化解。他对林徽因的尊重和珍爱使他不忍让徽因在感情上受一点委屈。他对朋友的笃诚和信任使他赢得了朋友们永远的敬重——不论是徐志摩，还是金岳霖。他的胸襟情怀使他生活中的夫妻之爱和朋友之爱都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所以林徽因发自内心地说：如果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安排，她仍然会选择现在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们互相欣赏，互相砥砺，他们的美好人格和他们所钟爱的事业在互相辉映中熠熠闪亮。
后来的一些文字在谈及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时常常颇有微词。其实这样的非议在当时就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林徽因对此从来不置一辞。在外界的传闻和流言面前，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而在心灵的最深处自有珍藏。
1936年初的一天，思成要去上海，因为一件小事，俩人怄气了。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不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次俩人是真生气了，气头上，他们拣着最解气的话说，结果是思成气鼓鼓地离开了家，徽因在家哭肿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火车上发回的两封电报一封信，信电中全是对徽因的牵挂和对吵架的懊悔。徽因一夜没睡好，头晕得厉害。读着思成的信和电文，她感到了幸福的眩晕，心头一松，靠在了沙发上。
这时，女佣又送来了沈从文的一封信。
沈从文因为一桩感情的纷扰与妻子张兆和发生了矛盾。苦恼中的沈从文写信向徽因诉说，希望徽因能帮助他“抓住理性的自己”，把“横溢的感情”设法安排妥帖一点。
读着沈从文的信，徽因禁不住微笑了。她想，生活里的事情真是奇妙，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和自己一样被感情困扰得痛苦不安。对这种苦恼她不仅理解，而且肯定地认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能体验情感。”
她铺开了信纸，与张兆和一样称呼沈从文为“二哥”。她清理着自己的思绪，剖析着自己的感情，开导和劝慰着苦恼中的“二哥”：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如果你办得到，那你那时残忍，便是你自己性格里的一点特性也用不着过分的去纠正。）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罪过自己。
我方才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 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当她准备结束这封信时，想起了沈从文的苦恼，于是又走笔写道：
算了吧！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些实在情形。我这24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去上海的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么？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指梁思成。！
徽因又及：
你一定得同老金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福建的陈钟英、陈宇二先生，在80年代初编辑林徽因诗文集的过程中，曾多次到北京访问已年过八旬的金岳霖。他们记下了如下的一些事情。
金岳霖一生对林徽因满怀深情。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仍旧独身。陈宇在对金岳霖的访谈中，“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只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由是我联想到了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陈宇《情系四月千寻瀑，谊存天上人世间——金岳霖忆林徽因》，《人物传记》1999年第4期。
在林徽因去世后多年的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开席前他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陈钟英、陈宇在林徽因诗文集编好之后，拿去请金岳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想请他写篇关于林徽因的文字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却迟迟地不开口。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陈钟英写道，“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的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陈宇《情系四月千寻瀑，谊存天上人世间——金岳霖忆林徽因》，《人物传记》1999年第4期。
金岳霖在80年代中期写了一些忆旧随笔，其中有一篇是《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写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是咖啡冰淇淋，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而已。
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哲意的沉思》50页。
金岳霖写这篇随笔时，已年近九旬，生活起居皆已不能自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的情感延续到下一代，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1932年的阳春3月，梁思成的《清代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脱稿了，林徽因《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这是林徽因第一篇建筑学研究的论文，也是她对中国建筑艺术纲领性的总结。写作这篇论文时，妊娠反应使她常常脸色苍白地离开写字台和绘图板。可整篇文章的思路、包括其中许多图例的绘制，却完成得十分顺利和流畅。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这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时，仍不能不叹服林徽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地驾驭材料的能力。这样酣畅的笔墨仅仅用才华和灵气来解释是不够的，那实在是长期耕耘、了然于心的结果。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思成、徽因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不仅重理论研究，同时更重科学的实证。
对清代建筑文献的整理和对清代建筑实例的研究是他们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演练和前奏。接下来，他们计划从华北地区辐射开去，实地考察中国明清以前的古代建筑。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人写过自己的建筑史，自然也就没有古代建筑物的目录，在这样的前提下外出考察，就像是“盲人骑瞎马”，几乎完全是凭感觉，碰运气。
华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民谚唱出了华北一带的古代名胜。
正定菩萨，在河北正定县的隆兴寺，是历史上有名的大伽蓝伽蓝，佛寺。。梁思成的考察，就准备从这里开始。
很偶然地，梁思成看到了在鼓楼展出的介绍蓟县风光的照片，鼓楼是当时的北平民众教育馆。其中有一张蓟县独乐寺的照片。那硕大的斗拱吸引了思成，他决定立即去蓟县。
外出考察是思成和徽因计划已久的事情，可徽因这时有孕在身，不能和思成同行。营造学社当时没有专职的测绘人员，思成在南开大学上学的弟弟思达正巧放春假住在哥嫂这里，思成就带着思达和营造学社的两个同事上了路。
这是思成第一次外出考察。当时中国县乡的交通极为不便，霍乱等传染病肆虐，食宿条件根本就谈不上，而且到处都可能遭遇杀人越货的盗匪。徽因一整天都在担心，直到当晚接到思成的电话。
“没有土匪，”思成在电话里告诉徽因，“四个人住店，一宿才一毛五！”
蓟县是北京东面的一个山麓小城，净美可人，让思成联想到了法国的小镇。独乐寺的观音阁高耸城墙之上，离老远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处古拙而醇和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公元984年），在它建成116年后，才有《营造法式》。思成在调查报告里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一座如此古老的、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殿宇。”观音阁是环绕着一尊高16米的11面观音塑像而建起的木结构建筑，共三层；安置观音的地方建成了一个中空的天井。人站在一层仰望观音塑像，显得高不可攀。拾级而上，到第三层，高及菩萨的前胸，可以看到观音的面容。古代的工匠在修筑这座建筑时，是如此匠心独运地处理高大的菩萨塑像和瞻仰朝拜者的关系。
思成一行完成了对独乐寺的考察测绘，回北京后，发表了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报告引起中外建筑学术界的注目，因为这是我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考察、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报告。
乘着考察独乐寺的成功，当年6月，梁思成又考察了河北宝坻的西大寺。在西大寺的三大士殿迷蒙的尘土和堆积的稻草中，梁思成惊喜地发现了《营造法式》中“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
“无论殿内殿外的斗拱和梁架，”梁思成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没有一块木头不含有结构的技能和意义的。在殿内抬头看上面的梁架，就像看一张X光照片，内部的骨干，一目了然，这是三大士殿最善最美处。”
对于这新的发现，他满怀感激：“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这种幸福感，足以使他忘记一路的艰辛和狼狈。
六月火热的阳光下，他们长时间等待着不定时的长途汽车。车站位于猪市当中，他们在两千多头猪的惨号声中，登车出发。
汽车行驶在乡间的泥泞路上，车速如同蜗行，乘客不时被请下车，在松软的泥里、沙里，弯腰伸颈，努力跋涉，有时还需推着汽车走。
到了目的地，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所有的客店，都是院子里喂着牲口，屋子里爬满苍蝇。
一次路遇倾盆大雨，他们正走在一片大平原上，大风裹挟着雨水扑打着他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走了很远才遇见一个村落。
初次经历这一切的梁思成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年的外出考察中，他和徽因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外出考察后回到家里，思成便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洗去一身的疲惫，换上居家的便服，捧着一杯香茗，徽因一边翻看他测绘的各种资料，一边急切地询问他考察中的各种情形和见闻。
当思成拍摄的那些照片洗出来后，徽因更是感慨万端：“同样的寺庙，建于清朝和建于辽代的就有这么大的不同！三大士殿的屋檐和斗拱让人觉得沉甸甸的，而清朝的庙宇就缺乏这种厚重感和力度。”
徽因盼着尽早能同思成一道外出，去亲眼看一看那些藏在荒村野岭的珍宝。
家里仍然很热闹，常来的除新老朋友外，还有梁林两家的亲戚。思成的两个侄女正在上大学，通常总是来北总布胡同度周末，有时她们的同学也一起来，因为他们喜欢梁家的艺术氛围和自由气息，还因为在这里可以碰到他们仰慕的文坛名人。
徽因尽管永远有忙不完的家务，仍然不时地有新诗发表。整理思成的考察资料也是她乐意做的事。
1932年，她完成了建筑学论文《平郊建筑杂录》，为燕京大学设计了地质馆，还与梁思成一道，设计了燕京大学灰楼女大学生宿舍。
灰楼的楼梯扶手要比一般宿舍楼的楼梯扶手略窄一些，因为考虑到女学生的手比较纤小。
徽因看重细节，讲究细节的完美。生活完美与否常常由细节决定，一座建筑是否完美也同样由细节决定。
1933年，儿子从诫满一岁了。他胖乎乎的小手上有圆圆的肉窝，见人就笑，逗人极了。三岁多的小再冰已知道爱美，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挑自己喜欢的裙子穿。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对世界上的事情样样都感到惊奇，常常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徽因十分快乐。一双小儿女让徽因十分忙碌，也十分幸福。她平时在工作中，在讨论问题时，从不轻易妥协。可是和孩子在一起时，却全没了主见。她宠着孩子，由着孩子，不知道怎样疼爱他们才好。当思成去山西考察时，她决定要一同前往，可临行前看着可爱的孩子，真是难舍难离。
但她还是同思成一起做着外出前的种种准备。
首先是案头的准备。他们花不少时间跑图书馆，阅读各地的地方志和其他书籍，了解准备考察的那一地方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记录下其中有关建筑的文字，以制定考察目录和考察计划。
再就是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考察的地方多是些穷乡僻壤，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行动就会因为不被当地人理解而受阻，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每次出发前，先由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通过各种关系同当地政府和驻军打招呼，请求他们对考察人员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护；考察结束后，再请当地政府妥善保护这些古代建筑文物。
当然，也得有物质上的准备。古建筑考察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营造学社资金有限，设备十分简陋。他们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外，每个人都备有一个工具包，当他们攀援在古建筑上时，包里那些可以伸缩的尺子和其他自制的工具都可以派上用场。吸取以往野外考察无处食宿的教训，他们还准备了轻便的吊床、行军床和一些罐头食品。
思成、徽因计划先到大同，再去应县。大同有云冈石窟，应县有辽代木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应县的那座古老木塔就一直让思成寝食难安。
早晨起来，洗着脸，他会突然自言自语道：“到应县去不应该太难走吧，听说山西修有很好的汽车路……”正吃饭时，他会没头没脑地说：“如果能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就……”话没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当然，只有徽因明白他的意思。
最让他不放心的是，不知那木塔是否还在。即使还在，是否还是建于辽代的那座。过去的考察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千辛万苦地跑了几百里路，结果见到的要么是一片废墟，要么是明清以后仿建的赝品。
他盼望着能看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只要看一看照片，他就能判断这座建筑的建筑年代。
一天上午，徽因从门房那里拿回了当日的报纸和信件，一个自制的牛皮纸信封引起了她的好奇。那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是：山西省应县白云斋照相馆。
原来，思成想出了这么个主意。他先寄一封信到应县去投石问路，收信人地址写的是“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信中，他请应县照相馆的人帮忙拍一张近期应县木塔的照片。没想到，“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居然有了回音。
徽因把邮件交给思成，她欣赏思成的执著，嘴上却笑着打趣道：“阿弥陀佛，幸亏你着迷的不是电影明星！”
思成看着照片和信，兴奋地对徽因说：“太幸运了，八九百年的木塔居然还这么完好！你瞧这家照相馆多有意思，他们不要拍照片的酬金，只想要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封。”
正是初秋9月，北平的点心铺开始卖月饼了，有京味的，有南味的。与月饼一同叫卖的还有黄澄澄的鸭梨、籽粒晶莹的石榴和大串挂着霜的葡萄。
除了吃的，小孩子还喜欢兔儿爷，这是老北京独有的彩绘泥塑。兔儿爷三瓣嘴，兔儿脸，披着铠甲，跨着龙驹，背插一面纛旗，作大将军状。大的有两尺高，小的可握在手中，中秋时节摆放在家中的几案上，一派喜气谐趣。
天气真好，不冷不热的。徽因放下手头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和思成及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一行五人前往大同。
徽因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到外面走一走了。天天在家里，习惯了孩子们的声音，习惯了佣人们事无巨细的问询，也习惯了母亲的唠叨，尽管有时会感到烦闷，但在生活惯性的驱使下，日子一天天也过得飞快而平静。如今远离了那熟悉的一切，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触目全是新鲜、兴奋和美好。在她看来，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林徽因《山西通信》，《林徽因文集·文学卷》15页。
山西的自然风物很美，山西的社会生活却落后而贫穷。
他们到了大同才发现，在这里居然找不到投宿的地方。街道上厚厚一层混合着煤尘的灰土，墙根屋角的垃圾在风中打旋，毛驴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车马店是惟一的“接待站”。
“谁能想到，”徽因说，“这里在辽金时代曾是陪都！”
无奈中，他们回到了大同火车站，不期然碰到了车站站长李景熙。他当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铁路运输，与思成、徽因同学。他乡遇故知，疲惫的一行人分外高兴。
李景熙把思成、徽因一行接到自己家里，腾出房间，安排他们住下。思成、徽因不愿意再让老同学为这么多人的饮食操心，第二天找到了市政当局。市政官员吩咐一家餐馆供给他们饮食。在大同考察期间，他们每天在这里就餐，一日三餐的伙食是一人一碗汤面条。
他们测绘了建于辽金时代的华严寺和善化寺。
思成给五人分了工，有人测平面，有人查碑文，有人量斗拱，有人画横断面、纵断面。每天一到寺中，他们立即依照分工开始工作。思成爬梁上柱最利索，三下两下就到了殿堂房顶，拉开皮尺一边测量一边绘图，效率非常高。
然后，他们到了云冈石窟，着手考察石刻艺术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壮观的遗迹，是北魏艺术的实证。《水经注》中记载着当时的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而如今的云冈因为地处偏僻，却几乎没有什么游人。空旷的山崖上看不到一棵树，田野里的庄稼长得稀稀落落，只有一座座石窟和石窟中的一尊尊佛像守望着这块贫瘠干旱的土地。
在这里，他们又陷入找不到住处的窘境。没有饭店，没有旅馆，没有任何公共设施，甚至连车马店也没有。他们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农民。一户农民终于答应借给他们一间房子，房子没有门窗，没有一件家具，只剩下露天的屋顶和透风的四壁。他们也只好在这间房子里摊开了行李。
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中午热得穿单衣，夜里盖棉被还冷得缩成一团。
吃饭也就在这个农家搭伙，每天的主食都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然吃到一点咸菜就算佐餐佳品。
生活工作条件很差，但他们情绪很高。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有机体，其中的一切都互相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造型艺术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记载——建筑、服饰、礼乐、风尚乃至全部日常生活。一个民族的政治历史只是提供了生活的外在形态，而艺术则让人切近了这个时代的灵魂。
北魏时期，佛学东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平息了诸多纷争，在互相冲突的文明中建立起了相对平衡的新秩序。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中，渗进了强有力的外来影响，这时期的造型艺术表现出了当时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而云冈石窟本身，就是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入主中国的结果。
他们考察了云冈诸窟的平面及其建筑年代，考察了石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式：如塔、殿宇、洞口柱廊，以及石刻中所见的建筑部分：如柱、阑额、斗拱、藻井，还有石刻中的飞仙及装饰花纹——北魏时期的建筑形式和建筑特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一个时代可能会从兴盛走向衰落，但是艺术本身却永远不会被消灭。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历史代表着永远的动荡和冲突，而艺术则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光荣与梦想。
他们的工作繁重而琐细，因为所有石窟的碑碣都已漫没不存痕迹，需要他们根据洞窟石刻的手法一一进行考证。但他们工作得认真而兴致盎然。
工作间歇，行走在乡野山村，徽因总是能从其他人不在意的地方发现艺术的美。山村的土戏台，集市上家织的土布，一个式样古拙的长命锁，一只造型简雅的陶土罐——小件的东西她会买下带走，带不走的她总是要求思成拍下来。行程不定，装备有限，思成很注意节约胶卷，但他又不忍拂了徽因的心愿。
他们的工作惊动了远近的村人。人们传说着从京城里来了几个先生，每天不是画庙就是画菩萨，还扯着尺子到处量。其中有个女先生，长得好看不说，说话、待人还和气得很。
村人们活得很寂寞，他们都爱看热闹。远处的教书先生来了，军队里的士兵拉着马过来了，媳妇们拉着手站在一边，嘀嘀咕咕地说笑着，小孩们在大人腿边挤来挤去。思成选取不同的角度照相，徽因拉着皮尺量平面，人群发出一阵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当他们在北齐天保三年造像碑上拓片时，教书先生主动过来帮忙。“这碑有年头了吧？”他问。
“有年头了，”刘敦桢回答，“差不多有一千四百年了。”
当教书先生回到人群中说出“一千四百年”时，这久远的历史让围观的人们产生了十足的骄傲和自豪。
徽因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着山西之行：
……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黑夜里在山场里看河南来到山西的匠人，围着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火花和铿锵的声响，散到四周黑影里去。微月中步行寻到田陇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瞭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意。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他们结束了对云冈石窟的考察，按计划，下一步要去考察应县佛宫寺的辽代木塔。当时，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辽代离唐代不远，能够破译辽代建筑的秘密，也就能够大致了解唐代和宋代的建筑。尽管这是徽因向往已久的事情，但是思成还是力主徽因先回北京。因为一来离开北京的时间久了，家中老小让人放心不下；二来徽因的体质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折腾。思成答应徽因，及时把考察中的情形写信告诉她。
徽因回到北京家中没几天，就接连收到了思成的信。
第一封信：
……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县木塔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久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
第二封信：
昨晨七时由大同乘汽车出发……到应县时已晚上八点。
离县二十里已见塔，又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
…………
今天正式的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DrewbelmingDrewbelming，完美的意思。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
塔共有五层，但是下层有副塔（注：重檐建筑之次要一层，宋式谓之副塔），上四层，每层有平座（实算作十层），因梁架斗拱之间，每层须量俯视，仰视，平面各一；共二十个平面图要画！塔平面是八角，每层须做一个正中线和一个斜中线的断面。斗拱不同者三四十种，工作是意外的繁多，意外的有趣……
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佛像瞪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同样的人，在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
…………
应县是个小小的城，是一个产盐区。在地下掘下不深就有咸水，可以煮盐，所以是个没有树的地方。在塔上看全城，只数到十四棵不很高的树！
工作繁重，归期怕要延长得多，但一切吃住都还舒适，住处离塔亦不远，请你放心……
第三封信：
……离家已将一月却似更久。想北平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非常想家！
相片已照完，十层平面全量了，并且非常精细，将来誊画正图时可以省事许多。明天起，量斗拱和断面，又该飞檐走壁了。我的腿已有过厄运，所以可以不怕。现在做熟了，希望一天可以做两层，最后用仪器测各檐高度和塔刹，三四天或可竣工。
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筑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第四封信：
这两天工作颇顺利，塔第五层（即顶层）的横断面已做了一半，明天可以做完。断面做完之后将有顶上之行，实测塔顶相轮之高；然后楼梯、栏杆、格扇的详样；然后用仪器测全高及方向；然后抄碑；然后检查损坏处以备将来修理。我对这座伟大建筑物目前的任务，便暂时告一段落了。
今天工作将完时，忽然来了一阵“不测的风云”。在天晴日美的下午五时前后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不单是在二百八十多尺高、将近千年的木架上，而且紧在塔顶铁质相轮之下，电母风伯不见得会讲特别交情。我们急着爬下，则见实测记录册子已被吹开，有一页已飞到栏杆上了。若再迟半秒钟，则十天的工作有全部损失的危险。我们追回那一页后，急步下楼——约五分钟——到了楼下，却已有一线骄阳，由蓝天云隙里射出，风雨雷电已全签了停战协定了。我抬头看塔仍然存在，庆祝它又避过了一次雷打的危险，在急流成渠的街道（？）上回到住处去。
我在此每天除爬塔外，还到白云斋看了托我买信笺的那位先生。他因生意萧条，现在只修理钟表而不照相了……
徽因读着信，想像着思成在应县的情形。她知道，思成把这一切都描述得轻松愉快，而实际的测量工作则是繁难危险的。
思成一行回到北京后，莫宗江给徽因讲述了他们的测量过程，说到当时的惊险情形，他仍然心有余悸：“塔身全部构造都测量完了后，最险的就是测量塔刹的尺寸。塔高六十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上到塔顶更感到会被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从塔顶到塔刹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做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塔尖攀去。这些古建筑都年久失修，有时表面看上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都是糟朽的。这座八九百年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梁先生终于登上塔刹，于是我也相随着攀了上去，这才成功地把塔刹的各部尺寸及作法测绘了下来。”
应县木塔，这座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木结构建筑，在梁思成和其他建筑学家的考察指导下，得到了人们的认识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拨专款对木塔进行了整修和加固，使这座国内惟一的木制佛塔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有了考察应县木塔的经历，梁思成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只要听到别人谈及或从报刊书籍中看到哪个地方有古建筑，他就会写信给当地的邮政局长，并随信寄上所需费用，请他帮忙设法弄到这个建筑物的照片。收信人无论是否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一般都会为写信人的至诚和信任所感动，照写信人的要求拍下照片寄回。由此，梁思成得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古建筑遗存信息。每当这时，林徽因就会笑道：“侦探小说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春节到了，这是1934年的春节。
半个月前，徽因娘就开始张罗过年的事了。仆人们忙着打扫房屋，拆洗被褥，置办年货。徽因娘忙着准备宝宝、小弟的新衣帽、新鞋袜，红纸封包好了压岁钱，每个来拜年的亲戚的孩子都有一份儿。
除夕夜，家里布置一新。院子的大门外贴上了大红对联，院内的廊子里挂上了红色的纱灯。门房老王早已把鞭炮在长长的竹竿上缠好，街上不时传来“送财神爷的来啦”的吆喝声。
客厅里，炉子烧得暖暖的，一盆腊梅枝干遒劲，静静地吐着幽香。老金差人从厂甸买回了两大串圆环状的冰糖葫芦，逗得宝宝和小弟围着他又叫又笑。徽因、思成和老金商定，第二天去雍和宫看“跳布札”。“跳布札”是蒙语，汉语意为“驱魔除祟”，是黄教喇嘛特有的宗教乐舞，也是雍和宫每逢过年的“保留节目”。
林徽因喜爱雍和宫的建筑，也喜爱“跳布札”那庄严热烈的场面。
位于北京东北角的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寺院。这里曾是清雍正皇帝做王爷时的府第，1734年改建为寺院。雍和宫的建筑紧凑而有序，从最南头的石碑坊到琉璃花门是一条御道，敞亮宽阔如同一个小广场。由雍和门北进共有三个大庭院，五座大殿阁。
万佛楼是两层重檐的大阁楼，阁内有一尊五丈多高的弥勒佛像，据说是由一整块檀香木雕成。而最吸引徽因、思成的是万佛楼与左右两座配殿之间，是通过两座斜廊、亦称“飞桥”的建筑联结在一起。这种建筑形式他们只在敦煌壁画中见过，完全是唐代建筑遗风的留存，所以他们格外珍视。
“跳布札”在天王殿前的广场上举行。喇嘛们戴着狰狞可怖的面具，穿着颜色明艳的厚重棉袍，在鼓乐和诵经声中舞蹈，看上去有很强的仪式感。
徽因对老金说：“他们的舞蹈让人想起远古的先民，我们过年看‘跳布札’，应该是远古图腾祭祀之遗风。听沈从文讲，他老家湘西至今仍盛行傩戏、傩舞。”
“别忘了，”思成说，“我们这是在佛门。佛教要禳除的魔祟应该是指酒、色、贪、妒、妄、杀这佛门六戒。不过，清朝以后‘跳布札’要禳除的还有准噶尔的叛乱分子。看，那个被斩杀的代表魔王的面人，保不准就是准噶尔的叛乱分子首领噶尔丹。”
思成有趣的阐释，使老金和徽因笑了起来。
果然，魔王被擒拿斩杀后，“跳布札”就进入了尾声。
这个春节让思成和徽因高兴的是，脱稿两年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由京城印书局印行出版了。32开的竖排本，装帧设计斯文典雅，封皮的右上角，手绘的斗拱图案看上去古色古香，“梁思成”的名字在斗拱的旁边，秀丽醒目。
梁思成在序言中写道：“内子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又一年的夏天到了，思成、徽因计划带孩子去北戴河避暑。北戴河有一幢梁任公在世时置买的别墅，面临大海，漂亮宽绰，思成兄弟姊妹总是在那里团聚。
他们想邀请费正清、费慰梅一同前往，没想到前去邀请的思成刚一开口，费正清就兴高采烈地说，他和费慰梅正准备邀请思成、徽因一同去山西消夏。
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是吕梁山麓风景最秀美的地方。峪道河的源头“马跑神泉”，相传为当年宋太宗的骏骑踢出的甘泉。这甘泉当年解救了宋太宗干渴的三军，以后的千百年一直滋润着当地的百姓。以这泉流为动力，沿着峪道河，有数十家磨坊。近代以来，电动磨面机出现了，平遥一带成了山西的面粉业中心，峪道河的磨坊日渐萧条以至于沉寂。一些外国传教士喜爱这里清幽的环境，买下了这些磨坊改造成别墅，每到夏天来这里度假。费正清夫妇要去的，就是一位传教士朋友的磨坊别墅。
思成、徽因改变了前往北戴河的计划，决定接受费正清夫妇的邀请，因为他们期望到山西会有意外的收获。
山西赵城的广胜寺在早些时发现了宋版藏经，此发现轰动了整个学术界。思成和徽因分析，既然广胜寺所藏的佛经是宋版的，那么广胜寺就有可能修建于宋代或更早的年代。所以，他们早就计划要到赵城考察。从地图上看，汾阳距赵城不远。他们接受费正清夫妇之邀，既能与朋友一起度假，又能了却考察广胜寺的心愿，何乐而不为呢？
峪道河果然名不虚传。泉流从山上奔腾而下，磨坊依山傍水而建，山谷长满了杨树、槐树和高高低低的灌木。那斑驳的树阴、汩汩的溪水和厚厚的磨坊石墙仿佛把炎热的夏天挡在了山外。
安顿下来后，徽因、思成沿着溪水一边散步，一边熟悉周围的环境。
在接近上游地方，有一家名叫“庆和义”的磨坊。他们走了进去。磨坊伙计看到来了两位城里的先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计过来招呼。他和气地笑着，脸上、头上沾有星星点点的面粉，音节顿挫的山西话他们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
思成对磨坊的构造很感兴趣：山上下泻泉水的冲击力推动坊外的大木轮，木轮带动坊内转动的石磨，把小麦磨成了面粉。因磨粉机不息的震动，所以房子不能用此地民居常见的发券的方式，而采用了特别粗大的梁架。为了让磨出的面粉洁净，所以磨坊内部铺着光润的木地板。如此古雅的构造，自然适合做舒适凉爽的消夏别墅。
那伙计告诉徽因，早年间这里的生意可红火了，一年可以出五千多包面粉，每包的价钱约摸两块多钱，人们的日子十分好过。这些年不行了，磨坊都租给外国人做了别墅，就剩下这一家“庆和义”，也眼看着维持不下去了。别看关帝庙的戏台挺大，村里已经四年没来过唱戏的了。
徽因告诉伙计，说自己就住在下面的一间磨坊。
伙计笑得眯起了眼，说：那个外国传教士村里人都认得，人挺不错的。
原来村里的关帝庙有一个铁铎，老辈儿的人讲是万历皇帝赐给村里庆成王后人的。这铁铎不知怎么流落到了古董商手里，被这个传教士买了去。他看这铁铎好玩，晚上有时没事儿打着玩。村人听到了钟声，商议着这是村上吕姓人祖传的宝物，不能让它落到外国人手里；他们找到了传教士，情辞恳切地要出原价把铁铎买回，想不到传教士什么也没要就爽快地把铁铎还给村人，现在那铁铎还在关帝庙供着。
徽因听得有点糊涂，追问道：“明庆成王的后人怎么会姓吕？”
提到这村子的历史，讲述的人更有了兴致。他说，明庆成王是永乐皇帝的嫡亲弟弟。这一村人都知道，原来他们都应该姓朱。雍正年间朝廷诏命他们改姓，由姓朱改成姓吕。他们的族谱上有记载，严格按辈分字号排行的方法，使他们不会弄错这一脉子孙的谱系。
向磨坊伙计道了谢，徽因和思成慢慢往回走。徽因说：“别看人家如今在磨坊做活，人家正经是个皇裔贵族呢。还有咱们雇的那位帮忙打水洗衣的女人，没准儿也是哪位皇子王孙的媳妇。”
“我倒没想到这些，”思成笑道，“听他说了那么多，我只想到，既然这里有明代的王爷，明代的建筑肯定少不了。”
回到别墅后，他们拿出地图圈圈点点，计划着以峪道河为出发点，把邻近几个县的庙宇建筑作为重点考察的范围，估计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费正清和费慰梅从北京带来了中文课本、英汉字典及一盒盒的方块字，慰梅还背着画夹和颜料。他们原打算在峪道河安安静静地度一个暑假，可思成、徽因的计划吸引了他们。费正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本来就有兴趣，而费慰梅更喜欢中国的艺术，他们没有怎么犹豫就随同思成、徽因参加了古建筑考察。
峪道河两岸的山崖上，有好几处庙宇。东岩上的实际寺，以风景优美著名。山头的龙王庙，因马跑泉享受了千年的香火。西岩的南头是关帝庙，几经修建，式样混杂。西岩的北头是龙天庙，看上去规模稍大，他们选择了这里进行考察。
龙王庙远远望去，结构造型参差高下，大小得当，权衡俊美，砖石的墙面色彩醇和，多为红黄色，在阳光下与山冈原野同醉，十分夺人眼目。
庙在山坡上，远离村落人家。门前一株老松，缄默耸立如同守门的寺僧。
庙门镇日关闭，少有开时。这一带民风淳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已成习惯。关闭的庙门只是一种形式，其实人们可以随意出入。
他们进得庙里，久无香火的偌大院落空无一人，枯松蔓草，伴着殿庑石级，显得荒芜神秘。
钟鼓楼以砖石的结构为主，而不像别的地方以木结构为主。
正殿左右两厢是砖砌的窑屋，以供僧侣居住。窑顶是平的，可从窑外的砖梯上下。
费正清说，这平顶的窑屋酷似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平顶土屋，屋里住人，屋顶可以晾晒或种植，景物自有一种别样的风情。
正殿的前廊外是一座开敞的过厅，称之为“献食棚”，又称为祭堂或前殿，只不过别的地方通常不是开敞式的。
正殿是这座庙宇的主要建筑。殿前檐的斗拱权衡甚大，斗拱高约为柱高的四分之一，布局亦疏朗可喜。但细看各斗拱的雕饰，则光怪陆离，绝无沉静的古代气息。
正殿三间，供有龙天及夫人像，廊下有清乾隆十二年碑，碑文曰：
龙天者，介休令贾侯也。公（讳）浑，晋惠帝永兴元年，刘元海攻陷介休，公死而守节，不愧青天。后人……故建庙崇祀……像神立祠，盖自此始矣。……
他们从碑文上了解到，龙天庙曾重建于元季丁亥年间，如今的建筑，全是乾隆年间的新构。
思成和徽因画了平面图，抄了碑文，拍摄了照片，离开了龙天庙。他们结论道：这座庙宇虽然年代并不久远，各处建筑结构上亦无惊人之处，但整体却秀整不俗，可以视为山西南部小庙宇群落的代表作品。
此后的日子可没有这么轻松。他们走遍了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等县。“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但收获也是巨大的，“我们所参诣的古构，不下三四十处，元明遗物，随地遇见。”
在考察这些地方的古建筑时，除了科学的、一丝不苟的踏查记录外，徽因还在考察论文中以诗意的笔触，写下了她考察中的审美感受。
在汾阳县的小相村灵岩寺，她为毁圮的废墟中几尊露天趺坐的佛像而震动：
进门只见瓦砾土丘，满目荒凉，中间天王殿遗址，隆起如冢，气象堂皇……更进又一土丘，当为原来前殿——中间露天趺坐两铁佛，中挟一无像大莲座；斜阳一瞥，奇趣动人，行人倦旅，至此几顿生妙悟，进入新境。再后当为正殿址，背景里楼塔愈迫近，更有铁佛三尊，趺坐慈静如前，东首一尊且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此时远山晚晴，天空如宇，两址反不殿而殿，严肃都丽，不藉梁栋丹青，朝拜者亦更沉默虔敬，不由自主了。……
在孝义县吴屯村东岳庙，她以谐谑的口吻，善意地嘲讽庙宇屋顶建筑繁复的装饰结构：
夜宿村东门东岳庙正殿廊下；庙本甚小，仅余一院一殿，正殿结构奇特，屋顶繁复做法，是我们在山西所见的庙宇中最甚的。小殿向着东门，在田野中间镇座，好像乡间新娘，满头花钿，正要回门的神气。……
在霍县，北门外桥配饰的粗制滥造及桥上铁牛形象的丑陋，令她失望。她毫不留情地挖苦批评这些失败的建筑和建筑饰物：
北门桥上的铁牛，算是霍州一景，其实牛很平常，桥上栏杆则在建筑师的眼中，不但可算一景，简直可称一出喜剧。
桥五孔，是北方所常见的石桥，本无足怪。少见的是桥栏杆的雕刻，尤以望柱为甚。栏版的花纹，各个不同，或用莲花、如意、万字、钟、鼓等等纹样，刻工虽不精而布置尚可，可称粗枝大叶的石刻。至于望柱柱头上的雕饰，则动植物、博古、几何形无所不有，个个不同，没有重复，其中如猴子、人手、鼓、瓶……以及许多无名的怪形体，粗糙胪列，如同儿戏，无一不足，令人发笑。
至于铁牛，与我们曾见过无数的明代铁牛一样，笨蠢无生气，虽然相传为尉迟恭铸造，以制河保城的。
林徽因在建筑学论述中，强调建筑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对应关系，她指出，面对不同的建筑，人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崇高的、愉悦的、宁静的或错乱的、忧伤的甚至荒诞的。她的建筑学论文处处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是人文的、审美的、情感的和价值判断的印记。
整个山西之行中，他们考察的重点是赵城县的广胜寺。而整个考察行程中，这也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从介休县到赵城县有三百余里，当时山西正在修筑同蒲铁路。铁路未建好，公路却多段被毁，一旦下雨，这些路段就成了难以涉足的烂泥塘。不仅汽车不能行驶，连马车、驴车都无法前行。如此三百余里，他们几乎全是徒步走过来的。路途中，他们住过脏得可怕的小客店，睡过农家的大炕，也借宿过费正清夫妇问寻到的传教士住处——他们此行住过的最舒适干净的住处。尽管这现实令徽因和思成的民族自尊心感到难堪。
仿佛是为了抚慰他们一路的艰辛，当他们远远望见广胜寺时，层峦叠嶂的远山气象宏阔深沉，上下广胜寺建筑开朗宏大，殿宇、宝塔在夕阳的照射下辉映着炫目的光彩。
在沉沉的暮霭中，他们走进了寺院。僧人们敲响了沉沉的暮鼓，送上了清淡的斋饭，对远道而来的他们表达了诚挚的欢迎。
疲惫和困倦洪水般地裹挟了他们。寺院的住持破例允许他们可以在寺院的任何地方支架帆布睡床。
费正清夫妇选择睡在钟楼旁的露天平台上，他们说，在那里抬头便能望见北中国灿烂的星空。
而思成和徽因则愿意躺在大殿里。这样，他们睁开眼就能看到屋顶美丽的斗拱和阑额。
精疲力尽的徽因躺下后，眼睛累得都睁不开了。她喃喃地对思成说：“多幸运，总算来到了这里。走不动的时候，真是后悔，想着吃这份苦值不值。一到了这儿，就庆幸多亏走了这一遭。说起来，广胜寺早已名满全国，可人们只知道宋版藏经珍贵，却不知道广胜寺建筑的珍奇。”
本来，考察完广胜寺，他们此行的任务也就算结束了。可翻阅赵县县志时，他们却意外地发现县志上记载着，在城东三十里的霍山中，有一座建于唐代的兴唐寺。从地图上看，兴唐寺距广胜寺只有20里。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从广胜寺到兴唐寺无路可走，必须下山绕行，再折回霍山向东上山20里，才能抵达。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又是一座他们久欲寻觅的唐代建筑，岂能白白放过。于是他们完成广胜寺的考察后，未事休整，就向兴唐寺出发了。
离开广胜寺下山，是早上9点。他们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走了整整一天，等到重新进山时已是晚上9点！
山谷里黑黢黢的，山风四起，前面的峰峦迫近如巨大的屏障。天空被山峰挤得狭窄，狭窄的天空上有一两颗星星鬼魅地闪着亮。
徽因、思成和费正清夫妇徒步行走在山路上，脚夫赶着骡子驮着行李落在了后面。他一只手牵着骡子，一只手摸索着山岩，只听他不停地叨咕着：“菩萨保佑，观音大士保佑。”思成、徽因累得说不出一句话，黑暗中只听见彼此沉重的喘息。但他们不敢停下来歇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停下，就可能一步也不愿意往前走了。
路，越走越难。山崖上危石错落，枯枝横斜，远远地望见松柏间隐隐约约的灯光，他们以为已到了目的地，一鼓作气到了灯光处。看上去这里是一座庙，进得庙里，寺僧告诉他们，这里是霍山的山神庙，离兴唐寺还有好几里路。一行人泄了气，只得将错就错地在这里住下。
第二天，他们赶到了兴唐寺，所有的希望全成了泡影。兴唐寺虽然藏在深山，却不知毁于何时。现在的寺院全部是后来重建的，不土不洋的庙门，几座清式的小殿，殿中的塑像很小气，有的还加了玻璃罩，看上去十分鄙俗。整座兴唐寺没有一样建筑值得考察记录。
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考察中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常常是听说某处有如何如何一座古建筑，待千辛万苦地赶了去，结果是大失所望，败兴而归。
这一路他们也不算白跑，沿途，他们考察了山西的民居。
黄河流域一带的农民多居住在窑洞里，可令费正清夫妇惊奇的是，和那一排排窑洞相对峙的却是一座座威严、整肃的门楼和大院。
这样的大院一个庄子有两三处。
思成、徽因告诉他们，这些大院是19世纪在中国金融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晋商——靠开钱庄、倒腾汇票发家的山西商人们的住宅。在费正清和费慰梅眼里，狭窄街道上这些排列整齐、有着雉堞高墙的院落，活像是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移植。
他们一行走到灵石县常家庄，住进了一家大院。
走进高高的围墙，里面是上下两层、里外四进的院落。天井的四周雕梁画栋，廊檐部分是繁复的木雕，院子的深处还有个封闭的后花园，虽说是假山假水，却也一应俱全，令人遥想晋商们当年的气势。
徽因不喜欢这样的建筑。这里的一切都有着阴郁、森严的气息。高筑的院墙，布满阴影的房间，看上去处处充满了警惕和敌意，那是一种暴富之后面对随处可见的、令人绝望的贫穷和差距所产生的恐惧和敌意。阴森森的院落里，狭长的青石甬道显得逼仄而紧张，毫无变化的一进进院落显得单调而沉闷。在这样的建筑空间和精神空间里，怎么会有施福乡里、惠泽后代的胸怀？怎么会产生现代的生活理念和经营理念？难怪这些当时富甲天下、不可一世的晋商们会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山西之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思成、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朝夕相处。他们一起商量每天的行程，一起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跋涉，费正清夫妇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测绘。这样近距离的交往最便于相互之间的深入了解。
刚开始，费慰梅很不适应林徽因起伏变幻的情绪。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体力的透支和恶劣的环境使林徽因的心情坏透了，她抱怨批评落后的社会，诅咒糟糕的道路和天气，嘲笑阎锡山在山西境内铺设的可笑的窄轨铁路……还有那些不顾他们的考察计划，宣称每三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吃饭的脚夫，为了一点小钱把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人的委琐的僧人……这一切都让徽因情绪反应激烈。温和细致的费慰梅面对情绪激动的林徽因，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觉得这个急躁激动的徽因和那个快乐优雅的徽因简直判若两人。她仿佛要把情感消耗到极致才能使自己复归平静。不安时，她所思所想全是不安；悲伤时，她的心中充溢着悲伤；当然，看到美丽的景色，发现了珍贵的建筑时，她的喜悦同样强烈而富于感染力。
随着相处日久，了解也逐渐加深。费慰梅觉得，林徽因就像一团带电的云，挟裹着空气中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如果她性格中没有了这些特征，那么，林徽因将不是林徽因，而只剩下一个不真实的、飘渺的幻影。
最了解徽因的当然是思成。每当徽因情绪反应激烈的时候，思成则是专注地、坚定不移地按既定计划做事。他的豁达、包容和幽默是最好的镇静剂，很快，徽因烦乱的心境就会恢复平静。一如既往地把激动变成行动。
如果用思成和徽因终生痴迷的中国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厚重给人以负荷使命的承担，轻灵给人以飘逸变化的美感；厚重的意蕴展示了深沉恢弘、高贵纯正的境界，轻灵的律动表达了超脱束缚、飞升向上的愿望。仅靠轻灵不能承载永恒的价值，惟有厚重同样不能展示艺术的风姿。
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共同的行程，使费正清夫妇更深切地了解了思成夫妇的为人和他们工作的意义。原本热爱艺术的费慰梅从此迷上了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对于中国山东武梁祠重建的构想，使她在美国建筑学界享有了声誉。她据此写出的《“武梁祠”祭坛》，在哈佛大学出版，思成和徽因为之欢欣鼓舞。两个家庭的亲密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1934年10月，梁思成林徽因应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的邀请前往杭州考察、拟定六和塔的重修计划。
六和塔建于北宋开宝三年，是吴越王钱俶为了镇压每年八月惊涛澎湃的钱塘江潮而修筑，这座屹立在钱塘江畔的木塔共9层，高50余丈，是宋代木结构建筑的经典之作。
完成这项工作后，他们又赴浙南几个县考察古建筑，不觉离开北京已有一个多月了。
11月19日，他们从杭州乘火车返回北京。
这天是徐志摩的忌日。
整整三年了。前两年，每到这一天，徽因和思成总是在家里祭奠志摩。他们摆放出志摩的照片——照片上是志摩生动的笑脸，照片的周围环围着鲜花。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感受着志摩离去后不可弥合的缺失。
车厢里的灯亮了，车窗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车轮和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下一站就是硖石了。
硖石是徐志摩的故乡，志摩的遗体安葬在硖石的东山。徽因走到车厢门口，极力向窗外望去，窗外只有望不透的黑夜。志摩的诗句蹦了出来：“……火车噙着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就凭那精窄的两道，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
许多不相联系的往事从徽因眼前闪过，幻化成一片模糊，忧伤涌上她的心头。面对生与死这一永恒的疑问，人无处逃遁。她想，人生何尝不像这负重的列车，在苍茫的人世间喘息着前行，直到那世人皆知的终点。人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想在现实生活长长的甬道里透出一些声响，弄出一些光亮。尽管“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尽管“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可是，人只要活着，总是要一程一程奋力前行。
火车在奔驰，下一站是杭州。不知什么时候，思成来到了徽因的身旁。沿途的景物飞掠而过，他们并肩默默站立。
几年来，营造学社筚路蓝缕的工作逐渐被社会所认识。营造学社主办的建筑学术期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海内外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欧洲、美国的建筑学同行从这份期刊上了解到了中国建筑学者们的工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系主任乔治·劳利教授来到了北京，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和夫人来到了北京。他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兴趣使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在与克拉伦斯·斯坦因的交流中，思成接触和了解了当时建筑学的新兴学科——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和前景，这一学科成为他以后重要的研究领域。
1934年底，中央研究院拨款5000元给营造学社，要营造学社测绘出北京故宫的全部建筑，然后出一本专著。梁思成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由梁思成担任山东曲阜孔庙修缮和养护工程的首席顾问。
同年，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市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
整个夏季，徽因与思成一道，踏勘测绘了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从故宫三大殿到社稷坛和太庙，从北海、颐和园到天坛……工作繁重、紧张又愉快，在这些史诗般宏大的建筑群落中探索和思考，给了他们精神上莫大的满足。
一个初夏的日子，他们登上了天坛的祈年殿进行测绘。
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每年冬至主持祭天大典的地方。这里方圆占地差不多有四千亩，整体面积比紫禁城还大，但建筑物远比紫禁城少。开阔疏朗的空间，幽深静穆的环境，给人以离尘出世之感。从祈年殿望下去，红色的围墙内，是一片苍郁的绿阴，眼前一条笔直的大道连接着祈年门、皇穹宇和圜丘。
圜丘是一座圆形三层的白色大理石平台，那是祭天的圣坛。圜丘平台晶莹洁白，象征着天的圣洁空灵。平台各层的石阶、栏板、栏杆、条石都是九或九的倍数，象征着“周天三百六十度”。圜丘外环绕着围墙，象征着天圆地方。
祈年殿是一座三层重檐的圆形大殿，他们站在第三层屋檐上。脚下，是深蓝色伞形的琉璃瓦顶；头上，涂金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耀。这里是帝王们祈求丰年的祭殿，殿堂的12根檐柱、12根内柱和4根中心“龙柱”象征着12时辰、12个月、24节气和一年四季。大殿造型单纯洗练，富于纪念性。金碧辉煌的攒尖宝顶和帝王们的愿望一起融入了蓝天。
徽因一边测绘，一边发着感慨：“世界上所有能载入史册的建筑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最能体现权力意志的除了皇权就是神权；所以，这样的建筑不是宫殿就是庙宇。”
思成应道：“是呀，所有建筑都是人造出来的，可它们一旦屹立在大地上，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人站在伟大的建筑面前反而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当初汉高祖修建未央宫，萧何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今天咱们算不算冒犯皇威呢？”
徽因笑了。
一同工作的助手为他们拍下了当时的照片。徽因笑着和思成站在一起，她身穿长长的旗袍，手拿一顶小斗笠。这身装束似乎很不便于攀登，但她就这样攀上了祈年殿。在祈年殿建成数百年的历史中，她是第一位攀登上去的女性。
这张照片是在强光下拍摄的，阳光明亮得晃眼，曝光的时间长了一点儿，照片的对比度强烈。看上去，徽因的眉毛、眼睛、头发格外黑，额头和面颊格外白。
北总布胡同三号梁家的院落里，这些日子有些异样的沉闷。徽因同父异母的小弟林恒从福建来到北京，住在姐姐这里，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
徽因很爱这个从小失去父爱的弟弟，可徽因的母亲却不愿见到这个英俊沉静的男孩。徽因回到家中，看到母亲郁郁不快、少气无力的样子和弟弟心事重重的情形，立刻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徽因特别不能忍受亲人之间的敌意，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的眼泪和伤痛。如今，每天面对心怀怨怼的两个亲人，徽因心里难受极了。对母亲，她要百般劝慰，消除她对林恒的不满；对弟弟，她要好生安抚，和他一起回忆父亲、回忆儿时的事情，帮助他理解生活中的种种纠葛。她还让思成带弟弟去咨询报考清华的事宜，尽可能使他在这里住得安心。
可是，当徽因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无边的悲哀就会涌上心头。她向费慰梅倾诉道：“……这搞得我筋疲力尽并深受伤害，到我临上床时真恨不得去死或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么个家庭里……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
家事的烦恼倒在其次，更让徽因和思成不安的是日本人步步进逼的险恶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印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和军用卡车不断地向长城以南进犯。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危在旦夕，每当从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时，徽因就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温文尔雅的思成常常抑制不住愤怒，把报纸扔进火炉里。
思成和徽因有一个共识，一定要抢在大破坏到来之前，把华北一带的野外考察完成。他们隐隐感觉到，要完成这项工作，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1935年的秋天，费正清和费慰梅要回国了，分别在即，相聚的时刻便显得格外珍贵。他们常邀林徽因到郊外骑马，出城野餐。
徽因过去从未骑过马，她只是在香山养病时骑过驴。费正清费慰梅引导着她，她很快就掌握了骑马的要领并热爱上了这项运动。为了骑马，她专门去买了一双马靴，一套保暖的衣裤和一顶舒适的皮帽。
西城的圆明园遗址和北城的元代城墙边空旷而寂寥，那些秋天的下午，他们驰骋在马上，追逐着夕阳。新鲜的空气和新鲜的运动让徽因两颊潮红，眼睛闪亮，“看上去棒极了！”费慰梅高兴地对她说道。
这年的圣诞节前，费正清和费慰梅回到了美国，他们在自己家收到了林徽因的信：
自从你们两人来到我们身边，并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对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新看法以来，我变得更加年轻、活泼和有朝气了。……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3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骑马（还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如何能熬过我们民族频繁的危机所带来的紧张，困惑和忧郁？骑马也有其象征意义。在我总认为都是日本人和他们的攻击目标的齐化门外，现在我可以看到农村小巷和在寒冬中的广袤的原野，散布着银色的纤细枯枝，寂静的小庙和人们可以怀着浪漫的自豪偶尔跨越的桥。
1935年12月9日，是个寒冷的冬日，北风响着凄厉的呼哨卷着尘土扫过大街小巷，天地间一片萧索景象。吃早饭的时候，女佣对徽因和思成说，今天不知有什么事，街上巡逻的保安特别多，路上空荡荡的，几乎见不着什么人。
就在这天，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抗日救亡，实行民主政治。
这次大游行，组织工作做得十分秘密和完善。因为怕走漏风声遭到阻截，各校事先并未通知统一的出发时间，只通知了集合的场所。学生们三三两两从学校走了出来，看上去和平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这样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人在东西长安街上越聚越多。惊天动地的口号响了起来：“反对秘密外交！”“保持领土完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大队军警包抄过来，水龙横扫。严寒中，学生们身上的棉袍立刻结成了冰甲，他们和军警扭打在一起，头发凌乱了，围巾撕破了，刺刀闪耀着寒光，热血喷涌而出。走在前面的男同学倒下了，女同学冲到了最前头，她们的口号声呼喊声撕裂了寒冷的空气，她们撒出的传单蝴蝶似的飞舞……
这次游行示威规模空前，震惊中外。北京各大学和一些中学生都参加了进来，还有一些市民在观望中走进了游行的队伍。许多人受伤，许多人遭逮捕，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联名上书，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
梁、林两家的子侄辈也有人参加了这场大游行。北总布胡同3号成了这些年轻人和他们同学的接待站和避难所。
徽因的弟弟林恒这时已是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级的学生，他在游行队伍被军警驱散后生死不明。思成从一家医院赶到另一家医院，在受伤的学生中寻找林恒；徽因在家焦虑地守着电话，彻夜未眠。
最后，他们终于在城外找到了伤势严重的林恒。待养好伤后，他什么也不说就放弃了清华的学业，报考了航空学校。
思成的小妹妹思懿也参加了大游行。她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上了被追捕的黑名单。风声越来越紧，徽因怕她躲在家里发生不测，将她装扮成少奶奶模样送往武汉。看她上了火车，徽因叮嘱道：平安到达后，就给家里发回一封贺电；若有变故，就设法发回一封唁电以便家人知道情况，伺机行动。
三天后，徽因、思成收到了一封贺电，电文是：“恭贺弄璋之喜。”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不由得相视而笑。这一年，他们的儿子从诫已经3岁了。
送走了思懿，徽因、思成接回了从广东北归的妹妹思庄。思庄的丈夫病逝，她一个人带着幼女生活。梁家的众多姊妹，除了在国外留学的，大都生活在北方，家人想让思庄回北方住些日子调节一下心情。思庄带着小女儿吴荔明和一个广东老妈子住进了北总布胡同3号。
思成大姐思顺的女儿这时期也住在这里，她在燕京大学读书，“一二·九”运动以后，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当局的追捕行动一直在继续，进步学生的宣传、募捐、慰问伤员的活动也一直在进行；同时，学生中动摇和分裂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校园里已经放不下平静的书桌。思顺的女儿住在徽因、思成处，家里人也就放心了一些。
这时期，徽因、思成家人丁兴旺，熙来攘往。人最多的时候，全家一共有十七张床铺，黄包车夫还要借宿在老金家。尽管各种杂务和厨房的活儿都有佣人干，但徽因的操心程度可想而知。
眼看时间像抓不住的水一样流逝，想看书想写东西却总也坐不下来，徽因很焦心。但家人的幸福和孩子们的快乐她也同样看重，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她写道：
看来你对我的生活方式——到处为他人作嫁，操很多的心而又缺乏锻炼等等——很担心。是啊，有时是一事无成，我必须为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操劳和浪费时间，直到——我的意思是说，除非命运对我发慈悲而有所改变。看来命运对于作为个人的菲丽丝不是很好，但是对于同一个人，就其作为一名家庭成员而言的各个方面来说，还相当不错。天气好极了，每间屋子都重新裱糊过、重新布置并装修过了，以期日子会过得更像样些。让我给你画张图，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原信中林徽因画了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注明每间屋子住的是谁，放了几张床。
慰梅，慰梅，就看看那些床吧！它们不叫人吃惊吗！！！可笑的是，当它们多多少少按标出的公用地点摆放到一起之后，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要吃早点，还要求按不同的样式在她的或他的房间里喝茶！！！下次你到北京来，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
此刻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他们非要看这张“床铺图”，还要认出他们自己的床，等等等等。宝宝总是挑剔她的衣服，因为天气已经热了。海伦的衬衫已经有点过时。从诫从道丽的绿衣服里得到一条短灯笼裤，很帅。
…………
宝宝给你写了无数的信，现在寄给你一封。
告诉费正清，我的文章老也写不成，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想完成它。先别生我的气，为我祈祷吧。……
天气转暖的季节，是营造学社成员们外出的季节。每年的考察，他们多选在春夏秋三季，因为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和野外作业在滴水成冰的冬季几乎无法进行。
1936年5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前往洛阳，会同正在河南调查古建筑的刘敦桢、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一起考察了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的伊河畔。石窟造像始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经过北齐、北周、隋等朝代，龙门石窟初具规模。到了唐代，龙门逐渐成为皇室、贵族造像活动的中心。历朝历代，伊水侧畔，龙门山崖，共开凿窟龛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题记和其他碑刻三千三百余品，修建佛塔四十余座，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石窟。
20世纪30年代的龙门，地处荒郊，道路不通，人烟稀少。山上荆棘蒿草高可没人，石径湮灭，崎岖难行。
徽因用雨伞拨开蒿草，辨识着路径。山崖上横生的杂草荆棘不时地扯挂着衣襟和头发，她索性掏出随身携带的毛巾系在头上。思成笑道：“嗬，真成了北方农家的媳妇了。”
同以往一样，他们一行各有分工。梁思成、陈明达为洞窟和佛像拍照，林徽因记录佛像和窟龛的雕饰，刘敦祯为洞窟编号和记录建筑特征，赵正之抄录铭刻和开凿年代。
石窟年久失修，铭刻漫漶不清，他们的工作进展缓慢。思成在摄影时为了选取合适的角度，常常忘记脚下的险径。一次，他没留神差点跌下山去，惊得给他们带路的当地杂役连声叫道：“先生，小心些！小心些！”
一些洞窟出现裂缝，常年渗水，洞内阴森潮湿，许多雕像被风化剥蚀得面目全非。
他们来到了奉先寺，顿时被这里的气魄宏大的雕像所震慑，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
高达17米的卢舍那大佛端坐在群像之中，气度恢弘，妙相庄严。佛像面容慈悲博大，冷峻脱俗，透露出洞悉一切的大悲悯。与云冈石窟相比，那里的释迦趺坐大佛明显带有印度佛像的影响，神情也似嫌呆滞。
思成连声赞叹：“如此高大的佛像，怎么能雕凿得如此传神！”
大家都注意到了，奉先寺向外十几米就是悬崖，上是青天，下临伊水。工匠们显然不能后退观察佛像面部各处细节的安排，而隔河相望又太远，当时还没有望远镜之类的辅助工具，他们是靠什么来把握佛像表情的呢？大家不能不对唐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感佩不已。
徽因摘下头上的毛巾垫着石阶，静静地坐着，长时间地仰望着这神奇的杰作。她觉得那一尊尊佛像都有生命，他们或安详或威严地凝视着自己，她全身心沉浸在这撼人心魄的体验中。
多少年哪，多少石匠粗糙的双手抚摸过这些粗糙的岩石，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沉重而单调地凿击。声声凿击中，岩石的碎屑、粉末哗哗流淌，就像匠人们流淌的汗水和血泪。从此，岩石再不是普通的岩石，山川也再不是普通的山川。浸透汗水血泪的岩石山川有了灵魂，有了神韵。
卢舍那大佛端坐着，悲悯、肃穆、洞悉一切地凝望着前方。前方是苍翠的山，还有山脚下的人。魏晋唐宋，五代十国，康雍乾嘉……多少朝代，多少人事从这双洞悉一切的眼眸前流过，一切都那么短暂，只有岁月依旧，只有苍穹依旧。
徽因轻轻地合拢了双手，在心中默祷：合掌为朴素的礼赞，微启又如莲花。
…………
看到这些从京城来的先生们这么喜欢自己家乡的佛像，百无聊赖守候在一旁的杂役感到了几分满意。他用浓重的洛阳口音讲起了关于龙门的传说：
“听老辈子的人说，这龙门山原来是一整座大山。有个放羊娃儿每天来山上放羊，时候长了，他总听见山上有个声音在撵他。那声音很闷，很沉，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听见。那闷沉沉的声音在撵着他问：‘开——不——开？开——不——开？’他咋瞅都瞅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觉得很纳闷。
“回到家里，他把这事儿讲给他奶奶听。他奶奶正忙着烧火做饭，听着孙儿的话，头也不抬地说：‘明儿个要是再问你，你就说，开！’
“第二天，那个娃儿又上山放羊了。天近黄昏，他赶羊回家的时候，那闷沉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开——不——开？开——不——开？’放羊娃儿想起了奶奶的话，放开嗓子大喊一声：‘开——’只听得轰隆隆隆山崩石裂，龙门山从当中劈开，分成了两半，哗哗响的伊河水从这劈开的山中间流过……
“打那时候起，咱这龙门山就成了这个样子……”
太阳偏西了，一抹金黄色的夕阳投射进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微笑越发显得隽永、神秘。
四下里安静极了。杂役讲故事时，几个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听得十分专注。他们分明觉得，这故事里有一种令人心灵震动的东西。
天暗下来了，路不好走，他们加紧收拾东西往回赶。
山色苍茫，伊水汤汤。山风摇动着草丛灌木，天宇间一片清明。
人在山中，被雄浑的自然包裹着，如一粒芥子般微小，对自然的畏惧、崇敬油然而生。
几百年、上千年前，人类更贴近自然，更依赖自然，他们敬畏日月星辰，惊惧风雨雷电。于是，那时代留下的雕塑和建筑中，呈现了无数在宗教中寻求皈依的灵魂。
厚重雄浑的龙门两岸，刀砍斧削的石壁上，一尊尊佛像肃立着，他们已经肃立了成百上千年，他们还会成百上千年肃立下去。
从龙门回到洛阳城里的旅店，他们都很累了。本打算早早睡下，可刚刚在床上铺好自己带来的床单，床单上立刻就落上了一层沙土。抖落掉之后，转眼间又是一层。他们感到奇怪极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床单上落的不是沙土，而是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只跳蚤。
这一夜，他们是在人蚤大战、辗转反侧中度过的。
刘敦桢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寓室湫隘，蚤类猖獗，终夜不能交睫。”
此一行，他们在龙门踏察了四天。
离开龙门，徽因和思成又去开封考察了繁塔、铁塔、龙亭，然后从开封到山东，考察了长清、泰安、济宁等11个县的古建筑。
天热起来了，考察途中，林徽因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点至晚六点最热的时间里……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下……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上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致梁思庄》，《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47—348页。
尽管如此，徽因又和思成西出长安，到陕西耀县考察了药王庙。
他们原计划从耀县一路西行，走兰州去敦煌。但由于当局对延安的封锁，陕甘一带防备森严，必须持有军事部门签发的特许通行证才准允西行。徽因、思成只得打消了计划。
思成对存留在丝绸古道上的艺术宝窟敦煌有一种近乎朝圣的情怀。归途中，他对徽因说：“什么时候能去敦煌，哪怕一步一叩首也心甘情愿。”可是他们想不到，这个心愿竟成了终生未了的遗憾，他们此生再也没有了去敦煌的机会。
回到北京，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日子的外出考察，回忆起了他们在山西共同走过的旅程：
……我们再次像在山西时那样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地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以便第二天能有精力继续工作）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我老忘不了慰梅爱说的名言，‘恼一恼，老一老’——事实上我坚守这个明智的说法，以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使我想起我们一起踩着烂泥到（山西）灵石去的欢乐时刻。《致费慰梅》，《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63页。
许多人提起林徽因，常常只把她和“太太客厅”联系在一起，其实“太太客厅”只是林徽因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她生活最优裕的那些年里，她和丈夫长年奔走在穷乡僻壤，一点一点地梳理着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为每一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了古建筑遗存而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她踩烂泥，坐驴车，住肮脏的小店，床铺上爬满跳蚤，被咬得浑身是包；山野的风和无遮无拦的烈日使她的皮肤变得粗糙，粗劣的食物和艰辛的路程损害了她的健康；但她从未因此改变自己的选择和作为。她对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具有一种献身的热情，这是林徽因最让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林徽因有一首写于这时期的诗——《旅途中》，这首诗具有她过去诗作从未有过的宁静单纯的意境，语言发散出独特的魅力和芬芳。诗的魅力源于诗人心灵的魅力，语言的芬芳源于作者精神世界的芬芳。
我卷起一个包袱走，
过了一个山坡子松，
又走过一个小庙门
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
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
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
拢总，
像已交给谁去……
前面天空。
山中水那样清，
山前桥那么白净，——
我不知道造物者认不认得
自己图画；
乡下人的笠帽、草鞋，
乡下人的性情。
几年的野外考察中，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有了很多古建筑的重要发现。可在这些成果中，建筑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仍是学社初期调查的蓟县独乐寺、应县木塔等宋辽时期的建筑。当时的日本建筑学界做出了这样的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要看这样的实物，只有到日本奈良去。
一天，思成细细地读着英国人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这本书他已翻看过多次。这一次，有两幅壁画吸引了他的注意。壁画中描绘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每座寺庙都标注了名称。其中，地处五台山外围的大佛光寺标注说明建于唐代。他又特意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清凉山（五台山）志》，其中有关于佛光寺的文字记载。
思成记下了这一切。他对徽因分析道：佛光寺不在五台山台怀这个中心区，交通不便，进香的信徒少，寺僧必定贫寒。那么，他们没有力量去修理改建寺庙，古建筑的原貌也许侥幸能保存下来。不过，从唐代到如今这么多朝代都灰飞烟灭了，天灾人祸中，一个寺庙的命运谁又能说得了呢？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到五台山去碰碰运气。
1937年6月，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前往五台山寻找佛光寺。
山西他们已经来过不止一次，行进在山西境内，沿途的景物风情，山村的各式人物，甚至那不太好懂的山西话，都能唤起他们近乎乡情的亲切感。
思成和徽因，感受事物各有不同的切入点，鲜明地呈现出他们不同的个性。
思成看待事物，更多的是科学、理性的探究和建筑学家的眼光。坐在汽车上看到一座塔，他会批评道：这塔的结构设计不合理，塔身高高耸起，而那不足度的“收分”，和重重过深过密的檐，使人得到不安定的印象。路过一座便桥，乘客下车步行过桥，空车从桥上开了过去，他仔细地观察着桥体，对徽因说：这桥堪称国产特色的工程——在木柱木架之上，安扎高粱秆，在高粱秆上再铺泥土，这样的结构居然有力量承载汽车，倒是值得注意。
而徽因看事物，更多的是审美、感性的眼光：“……乡村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一处山坡上，有人在走路，放羊，迎着阳光，背着阳光，投射着转动的光影；近地里，孩子头上梳着三个小辫子的，乃至于五六个小辫子的，衣服简单到只剩下一个红兜肚，上面隐约绣有两三条花……”
进山后，他们就没有了这份闲情逸致。通往佛光寺的山路太难走了，崎岖不平的小路沿着陡峻的山崖迂回前伸，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深崖，有时候，连毛驴都害怕得腿颤抖着不肯前行。他们只好卸下行李，拉着毛驴慢慢行进。
就这样走了两天，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村——豆村。佛光寺矗立在豆村的一片高坡上，黄昏柔和的光影勾勒出了它苍劲的轮廓。思成、徽因一行兴奋得心怦怦直跳：我佛慈悲，真的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建筑！只看那巨大、坚固而简洁的斗拱和高挑深远的屋檐，他们就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佛光寺坐东朝西，南、北、东三面群峰环抱，西面地势开阔而豁朗，整座寺庙显得气势不凡。进得山门，前后有两个院落，两个院落都很宽阔，殿、堂、楼、阁、窑、房、厩、舍井然有序。佛教以东为上，后院的东大殿是正殿。正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均未施油漆彩绘，而用土朱涂刷，看上去素洁古朴。
东大殿宽敞的佛龛上，共有35尊塑像，看上去像是一座仙林。其中的五尊主佛是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主佛的四周，佛像环侍。大殿的两侧和后侧，分列着500罗汉的塑像。
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在佛龛左边，还有一尊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人坐像。庙里的僧人告诉他们，这是篡位的武后的塑像。
兴奋而疲惫的一行人，就在寺院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当他们在鸟儿的啁鸣声中醒来时，天空是明净的澄蓝，这是北中国最美丽的蓝天。
他们开始了对佛光寺的考察测量。
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一一看过，一切都显示出了晚唐建筑的特征。殿堂的墙上过去一定有很多壁画，可由于年代久远，全都剥落了。他们现在只能看到过梁和斗拱之间中楣部分的一些绘画。这些绘画水平各异，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幅画着菩萨和侍者的壁画，他们在介绍敦煌的画册上看到过与此相同的画面和画法；他们推测，这可能是除敦煌之外，中国国内仅存的唐代壁画。
木构建筑最重要的部分是房屋的顶部结构，思成和助手们爬上了屋顶。这时，他们有如获至宝般的惊喜。他们看到了过去只在唐代绘画中见过的双主椽结构，看到了古老的人字形“叉手”承脊栋——这种结构过去只从《营造法式》上读到过，如今在这里见到了真迹，也许这是国内仅存的孤例！
黑暗的屋顶藻井像是一间黑暗的阁楼，藻井上是厚厚的积存了千年的尘土。屋檩上吊挂着成千上万只黑色的蝙蝠，尘土中还堆积着许多蝙蝠的死尸。蝙蝠聚集在黑暗的角落，三角形的翅膀扇动着令人窒息的尘土和秽气。藻井里到处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它们以吸食蝙蝠血为生。
思成他们戴着口罩，在呛人的尘土和难耐的秽气中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被惊扰的蝙蝠在他们身上飞来撞去，他们只顾得不停地测量、记录和拍照。当工作告一段落，从屋檐下钻出来换换空气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和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浑身奇痒难耐。
在殿堂工作了三天，他们的眼睛已适应了屋顶昏暗的光线。徽因发现大殿的一根主梁上有淡淡的字迹。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尽管思成可以肯定，这是一座唐代的建筑，可唐代从公元618年一直到907年，怎样准确界定它的建筑年代呢？没有比写在建筑物的主梁上或刻在石碑石础上的日期更准确的了。
大家兴奋地忙碌着，决定在佛像的间隙中搭起脚手架，清除梁上的灰尘以看清题字。
徽因的远视眼这时派上了用场，她急切地从各个角度尽力地辨识着。她看出，那些隐隐约约的字迹中有人名，有长长的官职称谓。她断断续续地读出了这样几个字：“……女弟子……宁公遇”。突然，徽因想起，在大殿外的经幢上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名字。她急忙跑出去核实，果然，经幢上刻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徽因喜悦地向大家报告这一发现，并且弄清楚了，大殿中那尊身着便装、面目谦恭的女人坐像，并不是寺僧们所说的“武后”塑像，而是这座寺庙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
思成请寺僧到村子里雇人搭脚手架。寺僧们根本弄不明白这些先生在殿里爬高上低究竟要干什么，但他们明白，这些先生都说这座庙很重要，看起来以后庙里的香火要盛起来了，这总是好事情。
豆村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那僧人出去了整整一天，才请来了两个老农。老农对要他们做的工作毫无头绪，在思成的示意说明下，费了很大劲才搭起了一个架子。徽因撕开床单，将床单浸了水传递到梁上去，擦掉了灰尘，土朱着了水，墨迹显示了出来；可是水一干，字迹又隐约不清了。他们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才算读完和记录下来那四根主梁上的全部题字。
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这座建筑已有千年的历史，是思成他们历年搜寻考察中所找到的惟一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比他们以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建筑还要早一百多年。不仅如此，他们在这里还发现了唐代的壁画、书法、雕塑，这是从事野外考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发现的快乐使他们的所有艰辛都得到了回报。
太阳缓缓西沉，给佛光寺涂抹了一层金色的夕辉，整座寺院像是笼罩在神奇的佛光中。徽因提议，为这次重大发现举行一个庆贺仪式，大家一齐赞同。
所有的应急食品都摆了出来，罐头打开了，饼干开了封，牛奶倒进了杯子。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这座古老的寺庙，他们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因为他们的发现，这座“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寺庙从此获得了新的建筑生命。
思成、徽因一行在佛光寺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对整座寺院做了详细的考察记录。离去之前，思成还给山西省政府写了报告，请求他们保护好这一处珍贵的建筑遗存。
徽因恋恋不舍地向这座在她和思成的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的古建筑告别。她站在“女弟子宁公遇”的塑像前，要思成给她和塑像留个影。徽因望着宁公遇塑像仁蔼丰满的面容，遥想这是一位怎样的女人。她为了信念捐出了家产修筑这座寺院，当寺院落成时，她把自己也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日日倾听着暮鼓晨钟和诵经声，谦卑地守护着缭绕的香火和青灯黄卷。
此刻，徽因恨不能也变成一尊塑像，“女弟子林徽因”发愿，要像这位虔诚的唐代妇女一样，永永远远守护好自己的心愿和信念。
离开这里时，思成答应寺庙的住持，他们将争取带着政府的资助再来这里，重新修缮佛光寺。
下了五台山，他们在代县住下。困乏之极的他们需要稍事休整，从佛光寺带出的一大堆考察资料也需要稍加整理。
在县城，思成找到了一卷报纸。报纸是太原的客商一星期前带过来的，尽管已是旧闻，总算聊胜于无。
当他翻阅这些旧报纸时，赫然两行大标题把他惊得从床上蹦下地来：“我二十九军将士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军事冲突！”“7月7日——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失守！”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个星期了，钻进五台山中的他们却浑然不觉。
北平怎么样了？亲友们怎么样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当即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北平。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已不通车，他们徒步到阳明堡，然后出雁门关，过大同，走张家口，日夜兼程，赶回了北平。
§§流亡岁月
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林徽因《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