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广连夜去了市委，向市委书记郭玉顺汇报长坝乡上河村打死人的事情。而这一夜黄效林留在长坝乡。晚上吃了一碗白面条，通宵未眠。
第二天上午，黄效林接到通知，县委召开全县乡镇党政一把手和县直机关主要负责人紧急会议。已经疲惫不堪的黄效林赶回县里，张继广和黄效林简单交换了意见，就进了会场。
黄效林坐在张继广身边，张继广向大家介绍了长坝乡上河村发生的乡村干部打死农民的情况，要求各乡镇一定要以此为教训，回去后立即自查自纠，凡是有增加农民提留款的，必须马上纠正。县委、县政府将组织工作组到每个乡镇督查落实情况。随后，由黄效林讲话。黄效林介绍上河村干部如何上门征收农民提留款的。黄效林讲着讲着，就失声痛哭起来了，这让台下的干部们有些莫名其妙，汪副书记为何突然哭了起来，这可是全县那么多科级以上干部大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他如此失态呢？
张继广拍拍黄效林的肩膀说：“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
张继广看看黄效林，他不明白，黄效林为何要在这样的场合失态。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在一个县里也是数得着的几号人物。其实，张继广心里清楚，上河村的事再大，有他这个县委书记顶着，他怎么也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的。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随后按照张继广的要求，谁也不允许留在县里，必须立即赶回乡镇吃中饭。而且，县直机关派下去的督查组也必须在当天下午赶到乡镇。
当然，黄效林的为难之处，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什么时候处理过这种使不得力，着不上劲的事！吃苦受罪不说，弄不好要挨骂受气。
当天下午，黄效林一回到长坝乡，再次来到刘以松家时，刘以松没有露面，几个女人缠住他，女人除了哭诉、含冤，连一句话也无法沟通。他是怎么离开现场的，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时黄效林才知道，正是上午他们都回县里开会时，十一点钟左右，上河村突然来一批人，一个年轻人还扛着摄像机，黄效林怀疑省电视台出场了。有人亲眼看到那个女记者手里话筒上的标记，原来真的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既然是省电视台，除《大写实》栏目，还有哪个栏目会到石杨这样一个农村来呢！
《大写实》栏目是省电视台最有权威的，也是一个以批评社会现实而且敏感的专栏，其地位、影响，作用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虽然石杨县已被国家级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多次曝过光，但是那都是一些富有争议的问题，或者说定不了性的事，甚至对那些问题可以从反面去看，若是从正面去理解、分析，却又有另一番教育意义。那些报道，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无论是对张继广还是市委书记郭玉顺，都不可能有致命的杀伤力。在某些程度上恰恰给他们做了免费广告，为他们扬了名。而这一次不同了，省电视台《大写实》栏目一曝光，再把这样一个乡村干部打死人和事件定性为农民负担问题，谁来解释都无济于事。恐怕省委、省政府也没有哪一个领导会站出来把这样一个铁案翻过来。
在当时的那一刻，黄效林真的庆幸张继广和他都不在现场，否则那帮记者不仅会认出他们来，而且一定会把长长的话筒和摄像头对准张继广和他的。
黄效林虽然没有亲眼看着《大写实》的镜头对准那些呼天哭地的群众，他完全可以想到在每晚黄金时间里人们看到那些血淋淋的镜头时是如何义愤填膺的。听说当时《大写实》的记者们进了刘以松家的院子时，院内外一片哭声，有的人还跪在记者面前。特别是那个女记者，从头至尾都流着眼泪，两只眼睛都哭红了。
听到这个消息，黄效林没了主张，好像大祸已经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立即把这个重要情况报告张继广。
终于，黄效林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给张继广打了电话。
当黄效林简单说了省电视台《大写实》已经来过现场时，张继广愣了半天，最后对黄效林说，老黄啊！我到石杨之后，早已成为媒体追逐的中心人物，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怕过，无论集资修路，还是自我亮相的《沉重的忏悔》，无论是国家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还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华南周报》，那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和看法，“人治”又好，“酷吏”也罢，我从来不在乎。可这次不同了。这可是中央抓“三农”问题的焦点，如果真的是因为农民负担问题，而且打死了人，省委、中央一定会抓住这个反面典型！只要不死人，事情都好说，可人死了，就是天大的事！
没等张继广说完，黄效林说，张书记，你甭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作为你的副手，作为主管社会稳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挂了电话，黄效林一边给司机打电话一边大步奔了起来。他看看表，已是午后一点半钟。此时的县委副书记早已没了自尊和自信，心急如焚地驱逐了腹中的饥肠辘辘。昨天晚上那一碗白面条早已分解成碳水化合物什么的了。
桑塔纳轿车飞也似地上了柏油马路，此时的天色和主人的心情一样灰暗起来，乌云在头顶上空不断地压下来，和轿车里主人满脸愁云混在一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快到省城时，迎接黄效林的不是往日的朋友或者办事单位热情酒宴，而是倾缸滂沱的大雨。轿车在省城的大街上穿来穿去，却不知道往哪儿去。此时大雨依然瓢泼般地倒下来，天已黑了下来，机关都已下班，他的心里如同着了火似的。万般无奈，黄效林毫无良策，他对此行目的几乎毫无半点希望。他也十分明白，要想阻止省电视台对石杨县上河村打死人事件的播出绝非一般人物能说了算的。除了省委宣传部长和省委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恐怕一般的副省长也很难说上话。
想到自己虽然身居县委副书记，在县里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副处级干部，在省城像他这样的副处级干部多如牛毛，哪个单位没有三五十个！而省委副书记又是人什么人物！那可是部省级的高级领导，平日里，一个副处级干部连省委副书记的后脑勺都望不见。可现在却要找他办事，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于省委顾副书记，黄效林只见过一次。不，还有两个半次。所谓的一次，那时他还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时，省委顾副书记去过石杨县，当时石杨县委只有几个人汇报工作，当然除张书记和县长，还有他，那是面对面的，而且他还在张书记汇报工作时，时而补充几句。记得在送顾副书记时，顾副书记还握住他的手说，像个军人出身，说话办事很利索。至于那两个半次，一次是在全省社会稳定工作会议上，他坐在会场下面，远远望见顾副书记在台上的讲话，另半次则是他和张继广去省纪委汇报原县委书记皇朴人的问题时，刚踏上省委纪委的大楼，正碰上省纪副书记宋明送顾副书记下楼，顾副书记和他们打了招呼，说要赶去开会，来不及陪他们了。应该说前后不超过三十秒钟。
摸到顾副书记家时，已是晚上七点半多钟，黄效林的衣服在汗水和雨水的反复攻击下，湿成什么样子，他已经记不清了。然而，顾副书记家人说顾副书记早上上班，直到此刻还没有回家，至于顾副书记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家人一概不知。
当然，黄效林那样子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县委副书记。再说了，省委副书记的家岂是一个陌生人能随便进的吗？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心脏突突的撞得像一个沉重的钟，矛盾、难受。
此刻的黄效林别无其它选择。他一点也不感到腹中的饥渴，最终还是静静的坐在楼梯口。那样子，让谁见了绝不会把他和一个一百七十万人口大县的县委副书记联系在一起，恐怕连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不会像他那样的狼狈。他感到庆幸的是头上没有大雨的浇淋，身上没了汗水的进攻。尤其是听不到刘以松家不时传出的那些让他灵魂都颤抖的哭声。
黄效林摸摸口袋，憋了一路没有抽烟的他，真想抽个痛快，可是口袋里的那包香烟已经被雨水泡成烟丝。他双手抱着膝盖，心情从没有过的沮丧。只觉得口中又干又苦，他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不知为何，还是把口袋里被泡碎了的烟丝捏在手里，在地上找到一片巴掌大的报纸，把碎烟丝在手里揉了揉，小心翼翼地卷成一个小手指大小样的烟卷，放到嘴里，好不容易打着了打火机，可是吸了半天，就是点不着。他只好无奈地把烟卷在鼻子上用力地吸了吸。
省城千家万户奔波了一天的人们，早已回到自己的天地，享受着一天下来的平静，坐在电视机前，听不见外面哗哗的雨声雷鸣，看不到闪电的光芒。而此时的黄效林不知道怎么突然回忆起自己的身世来了。
高中没毕业后，考大学名落孙山，他只能选择去参军，希望在部队有一条出路，他在部队拼命表现，入了党，提了干，这对于一个农民的后代来说，他有说不尽的自豪和满足。他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年，转业时他已经是某师的政治部副主任，那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正团职干部，若不是阴差阳错，他早已成为那个师的政治部主任。而师政治部主任则是副师职领导。如果他当了师政治部主任了，或许今天晚上坐在这个楼梯口的绝对不是他。
也正因为此，按照当时部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正团职转业到县里一般只能安排正科级干部，而他因为在部队时的那个阴差阳错，市委组织部门把他安排一个名副其实的副县长，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市委组织部突然找他谈话，把他调去石杨县当县委常、县纪委书记。从此他和张继广结下不解之缘。而且在张继广的那场激烈改革中成为一名冲锋陷阵的先锋战士。
让黄效林没有想到的是，在部队二十年，大家知道，在和平环境里，当兵不可能有什么苦吃的。就是在前两年张继广的那场疾风暴雨式的改革中，他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一个激进的配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此刻成了一个什么样尴尬求人的角色，他的命运又将是什么样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