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统治者发号施令、实施有效统治的中枢。因此都城的选址和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直接影响国运的兴衰。所以，西汉统治者十分重视都城的选址和建设，把定都建都视为“国之大事”。“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墨子·七患》，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徐序》卷首，中华书局1984年。都城的选址要考虑到政治形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交通等多方面因素，而都城地址一旦确定和建设，就会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为西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都城长安对后世都城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古都的定义，著名古都研究专家史念海先生指出：
古都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自广义言之，作为一个独立的王朝和政权，不受外来控制，其都城已成为政治中心，就皆视为古都。但由于作为保护和研究的对象，就要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因而应还有狭义的定义。这是说古都不仅是独立的而不是过分短促的年代。其遗址的现存地理位置应是确切的，而不是推测的臆定，还应是距现在有关的城市较近，而不是距离很远的废墟。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中国古代对都城的选址是十分讲究的。早在先秦时期，对都城的选址已要求较高。《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度地》也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其意为国都地址的选择和布局要考虑用水、地形等自然环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提出，历代统治者主要是从经济、军事、地理位置几个方面来考虑都城选择的。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远处；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控制内部，又利于防御外来侵略；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但并不要求是地理上的几何中心，只要有通达全国的便捷的交通，便于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利于统治就行。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史念海恩师也指出：“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一般是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与其策略相联系，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较为富庶的地区。”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应该说秦汉时期都城在选址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选择，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西汉地图大体来说，西汉时期之所以将都城建在关中，有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
关中地区是指西起宝鸡、东到潼关的渭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南有秦岭山脉，北有北山山脉，渭河长期冲积泛滥，于是形成了肥沃的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渭河是关中的一条最重要的河流，南北两岸又形成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水网，给关中的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关中的河流像一条条裙带一样，缠绕在渭河的南北两岸，除了著名的“八水绕长安”中的渭河、泾河、灞河、河、沣河、河、河、涝河外，还有水、褒水、雍水、戏水、石川水、零水、洛河等，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
除了密如织网的河川之外，关中地区当时还有繁若群星的湖泊池泽，如位于水上游的弦蒲，位于三原、泾阳两县之间的焦获泽，位于潼关西南的阳华薮，以及位于上林苑中的池、镐池、兰池、上林十池等。从而反映出二千多年前的关中大地之上，河湖纵横，水网密布。
关中的土壤在当时全国是上等的，在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把当时全国划分为九州，其中关中属雍州，而雍州在九州中的土壤是最好的，即上上等，“厥土唯黄壤，厥田上上”。
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气候比今天要温暖湿润的多。据研究，当时的气温要比今天温暖，降水量也比今天大。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之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2期。朱士光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从而为当时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中地区秦汉时的森林、植被是茂盛的，“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汉书》卷28《地理志》。当时除了渭河南边的秦岭和渭河北边的山地有繁茂的森林外，即使在关中平原上也有森林，这里的河谷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阶地，都有大面积的森林存在。
关中地区多样的地形、丰富的物产为秦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张良云“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史记》卷55《留侯世家》。“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司马迁说得好：“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正由于关中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发达地区，它是中华黄河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类在此生活、生产、繁衍。著名的蓝田人、大荔人距今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母系氏族时期的半坡人、姜寨人已具有了较高的文明，他们在这里以石器为生产工具，向大自然展开挑战，创造了辉煌的原始农业文化，开始选择居址、建村造屋、渔猎采集、饲养家畜、手工制陶、纺织编织，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仰韶时期半坡、姜寨出土的彩陶器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人类高超的用火技术，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优秀的陶塑工艺。在关中地区这类仰韶遗址很多，大多集中于渭河流域，其文物之绚丽多彩与生产技术水平之高超，为我国其他地域的同期文化遗址所不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在关中地区也有二百多处，当时经济、文化都较仰韶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从以上的原始时期文化遗址来看，关中地区由于当时良好的气候和上上的土壤，已成为当时全国发达的地区之一。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为当时关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发源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为姬姓，是帝喾的后代，最初的居地在今陕西武功县东北部，后迁徙到。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其首领古公父率领其部族，越过梁山，渡过漆沮二水，到达岐下，进入周原，当地土壤肥沃，适于农作物生长，后周文王迁都于丰，周武王迁都于镐，在其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建筑材料及车马器等。
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周族就以农业发达著称，相传周族的始祖弃就以善耕而著名，他“播时五谷”，被人们视为农神后稷。周灭商后，吸取了商发展的经验，并发扬自身重视农业的传统，发展快，成就大，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传统农业的基础。在农业生产上，耕作制度有了较大的改进，人们根据土质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耕作方法，有轮荒制、休闲制、连耕制和轮作制，尤其轮荒制和休闲制是周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两项创造。这种耕作制度，可以保证土壤有足够的肥力，便于农作物的生长。
西周的手工业有了大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的铸造，在关中的扶风、岐山、眉县一带发现了大批的精美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乡”，不仅种类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工艺水平先进。另外在制陶、漆器、丝麻纺织、骨器制造等手工业领域均有新的建树。
史前社会至西周时期关中经济的良好发展，为后来的秦汉立足关中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中可谓四塞之地，东有黄河为阻，南有高大之秦岭，西为陇山、岍山，北有岐山、九山、嵯峨山、尧山、黄龙山、梁山等，层峦起伏，道路险阻，易于设防，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外来往就靠几个关口，即东边的函谷关，东南边的武关，西边的大散关，北边的萧关，因而固若金汤，历代被人们称颂。苏秦云：“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史记》卷69《苏秦列传》。班固指出：“左居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终南太华之山，右界褒斜龙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区焉。”班固：《西都赋》，见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衡也云：“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高掌远，以河流曲，厥迹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雍，陈宝鸣鸡在焉。于前则终南太一，隆崛崔，隐辚郁律，连冈乎冢，抱杜含户，沣吐镐，爰有蓝田珍玉，是之自出。于后则高陵平原，据渭踞泾，澶漫靡迤，作镇于近。其远则九甘泉。”张衡：《西京赋》，见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由于关中具有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优势，故秦汉时期在对外战争中常常是主动的。只要守住各个关口，敌人就很难进入。正如司马迁所云：“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以来，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史记》卷15《六国年表序》。从而使秦国能够“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史记》卷55《留侯列传》。优越的军事地理形势，对于秦汉时期建都关中乃至于统一全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长安城的东大门有函谷关把守，函谷关的故址在河南西灵宝县旧城西南。之所以名为函谷，是因为这里山路狭窄，路旁也是陡峭的高崖，崖上到处都是松柏树林，遮盖道路，行路的人在狭谷中看不见天日，因名之，又因“路在谷中，深陷如函，故以为名。”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由函谷关往西经过潼关，可到汉长安城，东通崤山，可达关东，是东西方的重要通道。
函谷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条道路是秦通东方最方便、最捷近的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若能控制函谷关，进可以出兵关东，退可以守住关中大门。
武关是当时通向东南的重要通道，由于位于函谷关以南，因此成为其南侧翼关。位于商洛丹凤县城东三十五公里处，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三秦要塞”之称。
大散关是汉与巴蜀、汉中交通的要冲。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大散关“扼南北交通，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大散关东临绝涧，北倚高峰，居于南北道路的最高处，对南北两侧均据建瓴之势，通过大散关的孔道，历史上称为陈仓道。
关中地区既是天下肥沃的所在，又是形胜所在。正如《荀子·强国篇》所云：“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当时的苏秦也云关中地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汉长安城既有宫城，又有外郭城。完全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要求建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城中宫殿占了很大部分，每边三个城门，每门有三个门洞，街道笔直，这种筑城方式也成为后代效仿的模式。
都城中的宗庙、社稷建筑是都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一个完整的都城是不能没有宗庙社稷的。在都城建设中均有由天子正宫、百官衙署、宗庙、社稷等组成的一套特有建筑，其中最显著的是宗庙社稷。在战乱灾祸情况下，天子正宫和百官衙署尚可因陋就简，但宗庙和社稷却是万万怠慢不得的。
社稷则是帝王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庙堂，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王者所以有社稷者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以示有土尊。稷乃五谷之长，故立稷以祭之也”。社稷是国家的代称，故国家灭亡叫“社稷倾覆”。宗庙是朝代的代称，朝代灭亡叫做“宗庙灭绝”，“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帝王最主要的职责便是祭祀宗庙和社稷。宗庙和社稷是帝王权力神化的方式，它是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涂上一层神秘色彩，以愚弄人民，是国家政治中心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才云：“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
西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主要包括社稷、宗庙和明堂辟雍。社稷遗址位于南郊礼制建筑群的最西部，其周筑围墙，社稷基址为一长方形夯土台，它可能始筑于西汉初年。宗庙建筑遗址群位于社稷遗址以东，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相同。辟雍遗址在汉长安城东南部，它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建筑和辟雍周围圜水沟组成。
帝王的陵墓也是都城建设中必须考虑的，汉长安城北边的咸阳原和城东南成为汉代帝王的墓葬区，并在此设置了诸多陵邑，成为汉长安城的卫星城。
西汉时期的都城建有大量离宫别馆，离宫别馆犹如满天星斗撒落在关中平原上。除了继续沿用秦时的离宫别馆以外，汉代还修建了一些新的离宫别馆。据《史记正义》引《庙记》云：“北至九、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当时关中有离宫三百，在咸阳之旁就有二百七十座离宫别馆。而且把这些离宫用复道、阁道、甬道联结起来，真可谓气势壮观。秦的离宫别馆除了被项羽用火烧掉的以外，其余都是秦宫汉葺，继续加以利用。
不仅如此，汉皇室还在长安城城附近修建了供皇帝狩猎休息所用的苑囿。都城咸阳附近有著名的上林苑、宜春苑等。汉武帝在秦上林苑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形成了庞大的上林苑等苑囿。
西汉长安城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市和西市。现已勘探清楚，东市和西市的四周筑墙，市内各有两条东西与南北道路贯通全市，4条道路相交成“井”字形，这与汉代画像石上的“市”的布局相近。东市主要为商业区，西市之中分布有大量官办手工业作坊。东汉时期洛阳都城经济活动中心集中在三市，即金市、马市和南市。
《西京赋》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又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薛综注：“隧，列肆道也。”明显可看出秦都城咸阳的“市”在都城中的地位提高，市场增加，这种变革，说明都城性质的变化，已由奴隶社会的政治城堡，转而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心。代表都城经济职能的“市”，一跃而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此时的城实际上是作为政治控制中心的“城”，与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市”结合而成的复合体——“城市”。
西汉长安城的建设就是在秦都咸阳的基础上修建的，既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建城思想，同时“天人合一”的建城思想也得到了发挥。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秦汉时期形成的各种制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都城建设制度也是一样。
汉承秦制，在都城制度上也是如此，汉代刘邦最初即住在秦栎阳城中，后利用秦的兴乐宫建成长乐宫，在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在桂宫基础上建甘泉宫等，实质上汉长安城就是在秦咸阳渭南宫殿群基础上营建的。不仅利用了秦原有的宫殿基础，甚至连筑城的制度也是继承秦的，即先修宫殿，后筑城墙。其都城近郊的离宫别馆、苑囿也是对秦原有宫殿苑囿的修葺沿用，如秦关中的众多离宫，汉时继续沿用，汉上林苑就是在秦上林苑基础上扩建的。
汉王朝以后的朝代所遵循的都城制度有很多是沿袭汉制的。由此可见，作为中国都城制度史上的承前启后的秦汉的都城制度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