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时，曾兼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他执法严明，从不姑息任何人。
他有个侄子，有段时间不务正业，和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干了一些坏事。他自恃叔叔是公安局长，以为公安部门没人敢管他。民警管教他，他根本不听。许建国知道后，十分恼火，立即把他找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诉他马上到派出所去主动交待问题。随后，他亲自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说：“我们是执法者，必须带头守法，如果执法违法，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正因为他是我的侄子，就更要从严处理。”
在许建国的坚持下，公安局把他的这个侄子送进了管教所。有些亲属因此对许建国很不满意，认为只要他说句话，孩子就没事了。事后许建国又找孩子们谈话，他说：“不要以为我是市委书记、公安局长，你们就可以高人一等，你们也是社会普通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958年，他的大儿子准备考大学，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许建国知道后立刻加以制止，并且批评说：“这样不好，考大学要凭本事，考上就考，考不上就去做工嘛！”后来，他的大儿子果然硬是凭着本事，考上了大学。
几年后，大儿子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当时，许建国已经出国任大使。他的女儿和小儿子希望哥哥能留在北京照顾弟妹，联合给父亲写信，要求他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分配时给些照顾。谁知，许建国回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教育子女当个人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大局为重。结果，他的大儿子服从统一分配，高高兴兴地离开北京去外地工作。
许建国还十分注意对孩子们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有一次，全家吃早饭时，不满10岁的小儿子把一大截红薯扔掉了。许建国看到了十分严肃又十分耐心地说：“你们不要因为今天有吃有喝就大手大脚。我们长征过草地时连皮带都吃光了，为了坚持战斗，我们把前面走过同志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都一粒一粒地拣了出来，洗一洗再充饥。现在连红薯都咽不下去吗？你们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要养成艰苦朴素的劳动习惯。”小儿子听了，红着脸把扔了的那一大截红薯从地上拾了起来。
他在国外工作了8年，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贵重的物品。有一次，孩子要他从国外买手表，他指着自己手上戴的上海表，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外，我为能戴上一块国产手表有多么自豪，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看。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再说，当前国家外汇紧张，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许建国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孩子都衣食俭朴，对自己要求严格，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严格的教育能让孩子健康地成长，太过于放纵孩子的肆意妄为，会毁了孩子的前程。
鲍江兮“宁让权作废，不让权滥用”
鲍江兮，中国农业银行凤城满族自治区支行行长，党委书记。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
鲍江兮一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他以一个执政党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发誓要“为党添彩，不为她抹黑。”
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言词针锋相对，鲍江兮有着自己的信条：“宁让权作废，不让权滥用。”他担任银行领导以来，从未批过一笔人情贷款。
1985年，鲍江兮的一位至亲从外地来找他，借款数万元做买卖，这件事鲍江兮可真为难了。这位至亲曾对老鲍及其家有过很多帮助，按鲍江兮的为人之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以党权报私恩，非理也。鲍江兮好言相述，好酒相待，但款还是不能贷。
鲍江兮一家从1956年起，就住着凤城镇翰墨里胡同一座连厨房在内21平米的房子。多年来四世同堂，老少五六口人挤在一起。房子外高里低，伏天地上渗水，寒冬墙上挂霜、暴雨天大水曾几次冲进屋内没了炕。
1981年，行里买了一些住房，想给他调换一下，可他想到自己是副行长，让了。这是第一次。
1984年，县农行盖了一幢宿舍楼。职工、邻居都说：“老鲍家可要熬出头了。”家里人几次悄悄去“欣赏”新房。可到分房时，看到一部分同志困难仍不能解决，鲍江兮打消了要房的念头，明确表态“这次新楼坚决不要，再等下班车。”全家人想不通，他就耐心地解释。妻子、老母的工作一一做通了。当行领导来征求意见时，老母慨然地说：“就按江兮意见办吧！他是党员，是领导，不能只想自己，让大家戳脊梁骨。”这是第二次。
1986年，省农行特批三万元为鲍江兮在镇上买了一套商品房。这时恰好县行又在建一幢家属楼，鲍江兮将买妥的商品房退掉，把这笔钱投入盖家属楼。这是第三次。
鲍江兮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让着，一直等到末班车。1988年，县行宿舍楼竣工，全行所有的无房户都解决了，他才结束了在21平方米的小房中居住了32年的历史。
“花公家钱仔细些，花自己钱大方些。”这是鲍江兮办公桌玻璃板下的字条。
在鲍江兮看来，我们干工作，党已给了报酬，怎么还能拿不属于自己的票子呢？因此，他不仅不取不义之财，就是一些规定中可取之财也没有装入个人腰包。
1988年，县农行完成承包任务。丹东市行和凤城县政府分别奖励1000元和450元，都被他充入行长福利基金。他认为，成绩的取得是全县行“八百壮士”的努力，帐记在集体名份上合情合理。
稿酬是个人的心血费，鲍江兮却大多用于公事。“三·八”节，他拿出200元献给了县行机关的“半边天”。
鲍江兮曾说：“儿女的路应该由他们自己闯，不能靠沾父母的光过日子。”他的行动兑现了这句话。
儿子插队四年，凭自己努力考上技校，毕业后分配在离家200里远的山沟里，当了汽车修理工，娶妻安家。祖母不忍心让孙子远离家乡，偏居山沟。1985年，县行一位领导体谅老人心意，亲自出面联系，拟采取串调方式，将他们夫妇安排在兄弟银行。当一切手续办妥后，才通知了鲍江兮。但鲍江兮为了避免给工作造成不良影响，退回了那个过五关、斩六将才办全的调动手续。儿子儿媳至今仍然留在那山沟里。
长女新时，曾因煤气中毒，吃药不慎，得了后天性心脏病。下乡整整七年，最后一批回城，先做临时工，砸石头子儿，1976年才到县自来水公司当了一名大集体工人。鲍江兮任行领导后，工友们撺掇新时往银行调。新时深知爸爸的为人，也体谅爸爸的难处，不企求去坐农行那把椅子，但因体弱多病，曾多次求爸爸帮助调换个稍轻快的工作。为这事老母和妻子多次苦求过鲍江兮，老友曾热心相劝，鲍江兮也思前想后，但他恪守“宁让权作废，不让权滥用”的信条，直到女儿病逝，也没有答应她的请求。
有人说鲍江兮克己舍家，甚至近乎不通情理。他想的是“等到那一天去向马克思报到的时候，扪心自问，一生无愧于党。”
宁让权作废，不让权滥用。
§§豁达大度的故事
平安是幸，
知足是福，
清心是禄，
寡欲是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