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概要
以东汉张道陵建立五斗米道为标志，在中国原始宗教崇拜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学说而形成的道教正式创立。然而，在历史岁月的变迁中，它便不断经历着分化、改革，繁荣、鼎盛，乃至没落的历变，其绵延中国千年的源流史可谓跌宕起伏。
若是将“道教”视为一朵花，那么，它定是夏花一朵。自道教正式成立以来，在历史的舞台上经历着分化和改革，乃至鼎盛，最后没入世俗。
（1）“道教教主”张道陵开启道教之门
142年，张道陵在蜀中鹤鸣山创立天师道。其作为隐居于蜀中鹤鸣山的著名黄老道，就这样在历史的舞台上，轻轻地开启了日后于中国大地上绵延千年的道教之门。
天师道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教理教义，有组织形式，有斋醮活动的正规宗教集团，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道教的正式创立。
天师道名称繁多。张道陵称太上老君曾授予他《正一盟威符浆》，让他推行“正一盟威之道”，所以初立教时即名为“正一盟道”，简称“正一道”。又因太上老君封其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故道徒均奉其为代天行道之师，并称他为张天师，而称其创立的此道为“天师道”。后因凡入道者均须交五斗米为斋醮之费，所以，该道又被俗称为“五斗米道”。
天师道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五千文》（《道德经》）为基本经典，张天师还亲自作《老子想尔注》，来阐扬道教教义，称“道”即是“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如此这样，“道”的化身老子就成了道教的最高尊神。另外，张道陵又撰著道书二十四篇，来阐明天师道的奥义，用以作为教徒的行动纲领。又将数万道徒分为二十四治（一治就是一个传教区，治有治所，置土坛，构草屋，是道众集体祭祀之所），治设祭酒。祭酒是统领一方的宗教首领，又是主持道众请祷祭祀的法师：祭酒下设鬼吏、奸令，初人教者称鬼卒。
此外，张道陵又创造了极富人道意味的传道方法，即以符箓等方法为人治病而传教。
张天师的这些教义和纲领，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奠定了浑厚的基础。
张道陵122岁时，宣布天师之位由其子张衡继承，并定下历代天师由张氏嫡亲子孙继承的传承关系。
（2）“天公将军”张角创立太平道
东汉灵帝时，巨鹿人张角得到《太平经》，创立了太平道。太平道和天师道为早期道教派别，其出现加剧了道教在后世的稳固和发展。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善道教化天下。奉《太平经》为经典，信奉中黄太一之神。又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为人治病，祛祸消灾。“太平道”中的“太平”，取“极大公平”之意。《太平经》内容十分丰富，它继承了《道德经》的思想，以道为天下之母，道生万物。求道之法的根本是“神静”、“守一”。书中也有养生成仙的方术和巫觋杂语等内容。
十几年间，太平道的道徒便发展到数十万人，建置三十六方（方是宗教与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十人，各设军帅统领。时年，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而复杂，张角便顺应时势把广大流民和农民集中在太平道的旗帜下。开始于其间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而太平道徒则广为散布“黄天太平”的口号，并在寺院、各处官衙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宣告朝代将要更迭。
184年（甲子年），张角领导太平道教徒发动起义，当时，起义军以黄色为标志，头裹黄巾，身着黄服。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黄巾起义”。可惜的是，不久，号称天公将军的张角病死，其弟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张梁也先后战死。最后，黄巾起义在统治者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大部分的起义军被曹操所收编，而流入民间的那部分后来则融入天师道。
至此，曾在道教史上灿烂辉煌过的太平道就此销声匿迹，传授不明。
后来，在民间的秘密宗教——明教，尊张角为教主，这似乎表明着太平道在道教历史上即使时过境迁也仍旧具有一定的影响。
（3）葛氏仙翁营造的神仙道教
魏晋时，天师道北移，并逐渐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道教由此开始走向分化的边缘。由玄学派确立的金丹道，即是为贵族服务的上层神仙道教，其所确立的神仙理论体系大大将道教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其间，为上层神仙道教作出杰出贡献的为葛氏的太极仙翁葛玄和小仙翁葛洪。
太极仙翁葛玄
葛玄为三国吴人，人称太极葛仙翁，出身宦族名门，自幼好学，博览五经，十五六岁时即名震江左。性喜老、庄之说，不愿进仕，慕神仙之术和炼气保形真诀，后选择入天台赤城山修炼。据传，他一踏进天台山，看到清幽秀美的环境，便脱口诵出《登天台山》诗一首：“高高山上山，山中白云间。瀑布低头看，青天举手攀。石梁横诲外，风笛落人间。不见红尘客，时时鹤往还。”后来，他于桐柏山造法轮院，遇左元放得授《白虎七变经》《太清九鼎金液丹经》《二元真一妙经》等仙经和炼气保形、治病劾鬼诸秘法。
经过数年的精心研摩和专意修炼，葛玄终于修炼成功，掌握了辟谷和金丹服食之道、分形万化之术、灵感应变之法。得道后，人人将其呼称为葛仙翁或太极葛仙翁。葛仙翁得道修成后，就遐迩闻名，于是四方道徒便都闻风而至。得其亲授秘诀的多至五百余人，被仙度的达八百人之多，从而形成《诸真宗派系谱》中的“葛真宗天台派”一系。据《云笈七签》载：郑隐晚事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葛玄在桐扪立坛授道，嘱托弟子郑隐，待仙仙逝后，将《上清》《三洞》《灵宝》诸经付阁皂宗坛及家门弟子流传，故后世还将其奉为阁皂宗祖师。葛仙翁仙逝后一百多年，葛玄的从孙葛巢甫创立道教灵宝派，也奉他为该派祖师。《道藏》记载，葛仙翁飞升后被任命为“太上玉京太极左宫仙翁”。宋徽宗赵估将其加封为“冲应真人”，宋理宗赵昀则将其加封为“冲应乒佑丸君”。
葛玄作为东晋著名的道士，可以说是在东晋道教舞台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痕迹。至如今，葛玄和他在天台的炼丹灶、炼丹井至今犹在。
丹道名家葛洪确立道教神仙体系
在道教历史上，葛洪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东晋道教集大成者，其所著《抱朴子》一书，不仅使道教理论化、缜密化，并且还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同，从而提高了道教的地位。
葛洪，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今江苏）人，世称小仙翁。他出身道教世家，太极仙翁葛玄为其从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弃官带领全家南下广州，隐居于罗浮山炼丹。于期间，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书，其中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
此外，他还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且还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从而将玄学与道教纳为一体，将方术与神学纳为一体，将道教丹鼎、符水从理论上纳为一体，以此确立了一个完整的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在《抱朴子外篇》中，葛洪还专门论证了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
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然不满于魏、晋的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认为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此外，葛洪在炼丹术方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葛洪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并在自己的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还把这些经验编写进《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在其间，他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为当世乃至现世的人们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画卷，也为现今的人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
所以，将其视为一位承前启后的炼丹家是一点也不为过。
（4）将道教改革进行到底
到了南北朝时期，在道教分化下的体制中，开始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例如，北魏寇谦之，南朝宋道教的陆修静，以及南朝梁道教的陶弘景。这些改革家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对道教进行了蜕旧变新的改革。从而使道教，由民间得以进入金銮殿堂，并为后世道教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铺好了一个台阶。
寇谦之改造五斗米道
南北朝时期，北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鉴于自己是鲜卑族拓跋部，为了消除汉人由于民族隔阂而产生的反抗，实行了与汉族相同化的政策。在对待宗教的态度方面，太武帝对道教非常热心，并给予嵩山道士寇谦之对天师道（五斗米道）进行改革以强大的支持。
寇谦之，字辅真，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后迁居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自称东汉光武帝时雍奴侯寇恂的十三世孙。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寇修之，为苻坚东莱太守。长兄寇赞，在北魏初任南雍州刺史。
不过，寇谦之从小就无心于仕途，而是一心一意地倾心于道教。据记载，小时起，他就开始从家中仅有的道器、道书以及搜求学得的道术中，寻求道教带来的无限乐趣了。那时，他每天在家里诵经打坐，炼乳气功，服药饵，一心所想的就是能获得仙道灵效，而且历经数年，都一如既往。
后寇谦之奇遇“仙人”成公兴，并拜其为师，之后便随之入华山一起研道。据记载，成公兴本是一位仙人的弟子，因火烧仙宫而被其师傅惩罚至民间，接受劳役七年。于是，来到民间的成公兴便以授道来赎罪，寇谦之便因此缘故而才得到授道的。
七年后，当成公兴回天宫，寇谦之开始隐居于嵩山，继续其修道之路，并渐渐获得显赫的声誉。正是这个时候，寇谦之被北魏太武帝重用而开始出山入世的。这之后不久，在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下，他开始整理改革已不大合时宜的五斗米道的旧制度及科范礼仪、道官教义等。
寇谦之，对五斗米道的改革之源头究其根源是怎样的呢？
中国道教虽然以东汉天师道为主，但历经了魏、晋和北魏之初，却未能将其教理教义和教团的存在和发展稳固，而是一直以一个分散的状态存在着，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
其间，尤以五斗米道的发展最为忧患重重。
五斗米道自汉末张鲁投降于曹后，开始迁移北方。不久张鲁去世，教团的发展由此暂时停滞，继而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些祭酒道官开始独自传授教职，招收弟子，并且滥收钱物。至此，五斗米道步入腐败之风气中。
为适应历史的潮流，寇谦之在被太武帝重用期间，开始对五斗米道进行了一个较为彻底的改革。寇谦之对五斗米道的改革，为后世道教的斋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寇谦之对五斗米道的改革，是颇富传奇色彩的，另更有史料如是记载：
在嵩山，寇谦之潜心修道达三十年之久，并开始招收弟子，讲经施术，弘扬道教。
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宣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山授予他“天师之位”。赐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传授他导引服气口诀诸法，并令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之后，寇谦之便以“天师”身份宣扬道教，并对“五斗米道”进行“三整顿”。
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寇谦之又称老子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授予他《录图真经》六十余卷。赐以其劾召鬼神与金丹等秘法，并嘱其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以，于次年（公元424年），寇谦之亲赴魏都平城献道书于太武帝，在太武帝重臣崔浩的帮助下，太武帝将平城东南建立成新天师道场并赐予给他。此道场，重坛五层，甚显威严。
至此，寇谦之“天师”变“帝师”，在太武帝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对“五斗米道”轰轰烈烈的改革。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食，画符镇灾，讲经论道，发布遵老君训诫改革“五斗米道”。他首先剔除旧“五斗米道”中反映劳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思想，坚决禁绝得用“五斗米道”犯上作乱，并废除三张时期的租米钱税制度。整顿组织，加强科律，增订戒律和斋醮仪范。
由此，经改造后的“五斗米道”，由一个民间宗教，变成了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宗教，被称为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
“金陵道士”陆修静的改革之路
北魏寇谦之改革北方道教不久，南朝刘宋的金陵道士陆修静，便开始对南朝道教的改革。
陆修静为南朝时期著名的道士，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出身士族，为三国吴丞相陆凯之后裔。陆修静自幼年起开始习儒术，但因更喜欢道术，后来入山隐居专门修道。
南朝宋元嘉年间，宋文帝刘义隆闻其名，便请他讲经说法。宋孝武帝刘骏大明五年，陆修静入庐山修道。宋明帝刘彧泰始三年，其被皇帝召到建康，在北郊天印山筑馆住下。在此之后，陆修静在宋明帝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对江南“天师道”组织进行整顿和改造。
当时，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五斗米道”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便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如此，“天师道”内部便出现了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腐朽败落的祭酒制度，就此失去了“清约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作用。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陆修静提出一套完整的整顿和改革“天师道”的措施。
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认为，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并健全了三会日的制度。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的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
第二，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所以，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另外，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并撰述了一系列的斋戒仪范之书，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其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趋于完备。
第三，陆修静还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元嘉十四年，他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他从庐山入京，又得当时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手书上《清经真诀》。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目录，于泰始七年编撰而成《三洞经书目录》献上。据记载，其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内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另外，陆修静在整理道教经典的同时，又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体系，为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所沿用。
经过陆修静这样对道教的总结和改革后，日趋衰败的“天师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健全，并以此绵延出一个全新的道派，即“南天师道”。
“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道教的开创
南朝陆修静之后，又出了个卓越的道教学者兼改革家陶弘景。他对以前流行于南朝的葛洪“金丹道”、杨羲的“《上清》经箓道”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又进行了总结和改革。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出身于江南士族家庭，年轻时曾任南齐诸王侍读，管理王室文书事务。后因官宦仕途不得志，而于永明十年辞官隐退于茅山，于此修道四十余载，并自号为“华阳隐居”。因其学识渊博，著述甚多，故而齐梁两朝公卿士大夫皆尊敬他，纷纷从之学道。据记载：梁武帝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为官，但书信不断，常以朝廷大事与他商讨。所以，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陶弘景的思想，脱胎于老子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并杂糅儒家和佛教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陶弘景才开始了对葛洪的“金丹道”、杨羲的“《上清》经箓道”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的总结和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还通过编著《真诰》一书，对道教的传授历史作了整理。并在继承道教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以此弘扬了上清经法，开创了茅山宗派。
改革路上的“佛道之争”
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二者颇有相依相杂好似一家之感，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但到了后来，道家对于输入中国的外来佛教拥有过多信奉者，而与之发生冲突，历经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都处于争执不休之状态。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事发于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的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也有“佛道之争”，王浮更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提供了强有力的论争材料。“佛道之争”趋于白热化则是在南北朝以后，当时，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的宗教教团。南朝宋的陆修静、梁齐的陶弘景对道教经典的整理，并予以体系化，对社会的影响也相对增加。这些“新道派”的兴起，从而为道教和佛教的抗衡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到了北朝时期，孝明帝正光元年，宫中也有了对佛道二教的论争，即清道观的道士姜斌与融觉寺的沙门昙无最，二人就老子和佛陀的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姜斌被论破而沦落到流放马邑的地步。此外，在北朝因“帝王宠道”的缘由，佛道的抗争受到了当权者的政策压迫，先后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事件。
灭佛事件的发生，使得道教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当时的楼观派，更是抵达了鼎盛期。
与北朝相比，南朝的佛教之争，只是在义理上的争辩，而没有诉诸武力，而且，在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同时，还有人持调和论。
不过，无论二道如何争执不休，佛教对道教的影响还是个不争的事实。比如，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善恶报应”、“天道承负”的教义，就是吸取了佛教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
（5）帝王成就的“道教盛世”
隋唐时期，道教开始从兴旺走向鼎盛时期，尤其是唐代。因着诸代帝王的崇道，而创造出道教空前的繁荣景象：其道教代表人物之多，道教书籍编撰之繁富，可谓盛况空前。由此，道教文化开始渗透于上层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隋代道教和“内丹道”
隋王朝自建立到灭亡，虽短暂如烟花，但对道教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代实行佛道兼容的政策，隋文帝虽然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隋文帝不仅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称号取自于道经），还在全国建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而到了隋炀帝即位后，虽然将佛教和道教并重，但“崇道”更甚：不仅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还于大业七年，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并以帝王之尊行“亲执弟子之礼”。
尽管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其宫观庙宇和道士的数量却极为殊多。正是在这一时期，茅山宗的上清经法开始纳入灵宝、三皇等经系，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融合。从而使得道教发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此外，隋朝时期的道教在修炼方术方面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果，最突出的发展就是“内丹道”的兴起。
据《罗浮山志》记载，道士苏玄朗曾隐居于茅山学道，得司命真秘。开皇年间，苏玄朗到罗浮山青霞谷，修炼大丹，自号青霞子，并撰著《旨道篇》，阐明内丹修炼之法。自此道教才具备了完善的“内丹道”。后纂写了《龙虎金夜还丹通元论》，归神丹于心炼。这之后，苏玄朗开始用外丹名词解说内丹，提倡“性命双修”，并将此视为内丹修炼的核心。
苏玄朗所倡导的“内丹道”，至唐代发展迅速，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唐代道教的“盛唐气象”
在近三百年的唐代帝王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其扶植与崇奉，道教的地位更是处于三教（道教、佛教、儒教）之首，而抵达了前所未有的“盛唐之气象”。道教，因此而大盛于唐代。此间，道教中是英才辈出，群星璀璨，既有帝王公主，也有宗师高道，还有诗仙才女。
唐代帝王的崇道之盛
唐王朝建立之后，因皇室李姓和道教尊奉的老子同姓之缘故，而将老子奉为道教始祖，自称为老子的后裔，更将道教定为国教。由此，道教和皇权进入到一个相融合的境界，而历代唐代帝王对道教的尊奉可谓抵达至一个痴迷的地步。例如：
唐高祖李渊广泛利用道教为他制造舆论，散布谶纬图符，使得道教为其“天命所归”、逐鹿中原而服务。即帝位后，他又将老子尊为“圣祖”，并自称“圣裔”，更在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庙，取名“伏唐观”，祠祀老子，还派使臣把天尊像送给高丽，派道士到高丽宣讲《道德经》，使道教传播得以于国外。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即优宠曾预告其“作太平天子”的道士王远知。他在贞观前期以《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来治理天下，并取得了“贞观盛世”的富强局面。故而，他开始实行“崇道抑佛”之政策，于贞观十一年明确宣布道教在佛教之上，并发表崇道就是发扬“尊祖之风”的宣说。晚年时期，他为祈求长生，于贞观二十二年因服胡僧（非道教中人）的长生药而毙命。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依然沿袭前祖帝王的崇道之风，将老子追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并规定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更于咸亨五年，以《老子》为官吏考试的科目之一，为道门的理论阐扬奠定了基础。至晚年时，他差点步唐太宗的后尘，而欲服胡僧枷阿逸多（非道教中人）的药，幸得大臣切谏而免于毙命。
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则天，也曾遁入过佛门，号称佞佛，但却也利用道教图谶为其登上皇位制造根据。此外，她对道教的神仙长生也是有所追求的，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她曾令道士为其章醮、投龙作功德，又令道士炼药，供其服食。总的来看，武则天和道教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既利用又抑制，视政治上的需要而定。
在李唐诸帝中，唐玄宗堪称“崇道之冠冕”。他多次亲临玄元皇帝庙拜谒，不断提升老子封号，同时加封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使他们和“大圣祖”老子联系更加紧密。并令全国各地增建老子庙，大造太上老君像供奉，树立了老君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此外，他还制定崇礼醮祭制度，创办国立道教学校，纂修《道藏》，注《道德经》，制定道举制度等。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在道教发展史
上具有重大影响。
唐玄宗之后，武宗是又一个积极崇道的帝王。他继位前就喜欢道术修摄，继位后，他采取有力措施崇奉“大圣祖”老子。亲受法箓，宠信道士。筑望仙观、降真台，炼服丹药。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玄静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上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造成会昌灭佛事件。
然而，道教最终没能逃过历史的幻变，在著名的“安史之乱”之后，道教再也无法恢复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况了。
风情万种的唐代女道士
女道士作为土生土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职业，虽说女道士自古有之，可是到了唐朝才把这个行业推向了巅峰。行业代表基本上分两拨，一是公主派。一是才女派。最为著名的才女派是鱼玄机和李季兰。公主派则为玉真公主。
鱼玄机作为才女派的代表，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她本为唐懿宗年间长安落拓士人家女，原名鱼幼薇，“性聪慧，好读书，尤工韵调，情致繁缛”。然而，因父亲早亡而落得个家道衰落。于十五岁时，被世家子弟兼状元郎李亿纳为妾，郎情妾意，但不被正室容。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后终被遣出家。
她的传奇，便是来自于出家为道的日子。鱼玄机极富才情，她的诗作在她十一二岁时就已在京城内传开，并引起了当时名满长安的温庭筠的关注。温庭筠曾专程去探望过她，还经常帮衬于鱼家，只是年龄的差距，加之容貌的悬殊，一段才子佳人的美话并没有得以传唱。不过，两人依然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直至鱼玄机遁入道门。接下来，便有了那段更传奇的故事。
时年，遁入道门的鱼玄机邂逅了年轻的才子李亿。只是本以为“郎才女貌”的佳话就此可以唱至不休，谁曾想当她在道观中苦捱了三年后，得到的却是李亿已携夫人远赴外地做官，早把她抛到九霄云外，悲愤的鱼玄机因此而写下了后世传送千古的诗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至此后，心灰意冷的鱼玄机，就道观中大开艳帜，日日纵情于人间。只可惜，得罪了酷吏，而因误杀婢女被处斩刑，死时才26岁，直应了那句“红颜薄命”！
具有“江南佳丽”之美称的李季兰，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原名李冶。其因“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而显赫于道教史上。
她十一岁时被送入道观，原因不详。据传，是因其六岁时写下的一首咏蔷薇的诗惹的祸，其中有这样两句：“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她父亲认为不祥，见其小小年纪就知待嫁女子的心，长大后恐失妇德，于是将其送入道观以求让其静心。
入道观后，改名为李季兰的她每日做诗、弹琴倒也清净自在。转眼间她已到十六岁的妙龄年纪，对观中生活渐觉寡淡无味，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当时有许多文人雅士来观中游览，见其清秀无常便常与她逗笑，李季兰每每以秋波暗送。不过仅此而已，直到遇到隐居在剡溪的名士朱放，言谈投机，一见如故。以后便常到溪边与朱放相会，游山玩水。不久朱放去江西为官，两人不得不挥泪而别。
就在李季兰难舍旧情的时候，又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男子拜访了她，这人就是著名的“茶圣”陆羽。二人亦一见如故，经常“煮雪烹茶”，对坐清谈。只是，因二人碍于身份，不能婚嫁，只能互为知己。当时，陆羽有一个朋友——僧人皎然，也加入到他们中间。于是，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颇为和谐。李季兰也曾钟情于皎然，不过皎然却心如止水不为所动。李季兰最终叹道：“禅心已如沾呢絮，不随东风任意飞。”
后来，随着李季兰的诗名越传越广，加上由她引发的诗友会集活动扩大，所以，在当时李季兰这个人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后连唐玄宗也听说了，于是传旨于她上京面圣。这对她而言可是极大的殊荣，只是，此时的她已是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这使她不免又悲又喜，作诗道：“无才多病分龙钟，不料虚名达九重。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驰心北阙随芳草，极目南山望归峰。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漫相峰。”
然而，就在她赴往长安之时，“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而李季兰也在战火中不知所终。真应了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诗句。
公主派的代表玉真公主，为唐玄宗的同母妹妹，母亲德妃在其两三岁时被武则天派人杀害并抛尸野外。
玉真公主的童年，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这是因为在她成长的时候，恰好是宫廷斗争最错综最血腥的时候，最积极参政最飞扬跋扈的公主，恰好下场最惨。所以，目睹此惨象的她便产生了远离权势中心的想法，并于十一二岁的年纪，开始慕仙学道。
于是，在她二十岁左右便向父亲唐睿宗提出了出宫做女道士的请愿。父亲唐睿宗作为当时的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但因其很坚决并提出“为母亲祈福”的理由，唐睿宗因也感念其母的惨死是需要超度的，便应允了她，并给她修建了一个超豪华的道观，此道观可谓“璇台玉榭，宝象珍龛”。据说，同时入住的还有不少皇家乐团的退休歌舞女郎及退休宫女。玉真公主的道观俨然就是一座女子宫殿。此外，还模拟了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修建了人工山水景致。公主的服侍用度，依然按照皇家待遇——甚至更高。此有唐诗为证：“知有持盈玉叶冠，剪云裁月照人寒”，持盈就是玉真公主的名字，她有一顶玉叶冠，是无价珍宝，“时人莫计其价”。而且，每到清风朗月之夜，道观里便会传出笙磬的清音，歌舞女郎在人工山水里，上演着仙游的人间戏剧。
如此看来，玉真公主的道观生活，远比出嫁的其他公主的凡人生活自在逍遥得多，俨然就是一个单身女公爵。
唐末五代的隐逸道士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衰退，政局动荡不安。加上唐末黄巢起义的冲击，使唐朝的统治陷于土崩瓦解，藩镇军阀割据的局面也演变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混战。
在这样极度动荡混乱的时代，盛行一时的道教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许多道教宫观被毁，道士星散，经书零落，道教世界可谓一片萧瑟。为了躲避战乱，在晚唐五代有许多文人儒士和失意的王公官吏，便纷纷隐遁于山林或者混迹于市廛，其间的好些人因喜好道教仙术，而成为隐逸的道士。这些人中，对后来道教发展影响甚大的是陈抟。
陈抟是与钟、吕齐名的隐逸道士，为当时最负盛名的高道。其以传统道教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儒家和佛教的禅定思想，而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内丹理论，从而，为宋元道教内丹派的形成奠定了浑厚的基础。
陈抟，字图南，号希夷先生，安徽亳州人。早年熟读儒家经书，曾应考过进士，但因战乱未成，因而，在功名无望的情况下，开始不求禄仕，而以山水为乐。
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陈抟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其二人告知他“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于是，陈抟开始栖隐于武当，并潜心修练研习“服气”、“辟谷”等道术。晋天福年间，陈抟游历四川，从邛州天师观道士何昌那儿得以学习“锁鼻术”，后又入关中华山隐居，进行对“锁鼻术”的研习。
陈抟最引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睡功”，他可以“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不过，陈抟虽退居山林，练习睡功，但却未曾忘记济世治国。他曾揽镜自照感慨地说：“非仙而即帝”。并于寻仙觅真之际，寻求治国拨乱之道。
据说，周世宗在听闻陈抟事迹之后，便以为陈抟“必有奇方远略”，于是，于显德三年将其召入京城，暗中考察其志向。入宫的陈抟，便把自己关在房中酣睡一月不醒，周世宗因此无法察出其真实意图，于是只得将他放回华山。
宋太宗时，陈抟也两次被应召入宫。第一次，太宗让宰相宋琪询问其神仙方术，陈抟不但直言自己无方术可言，还指出白日升仙于世事无补，最好的修炼就是君臣同心同德，治理天下。第二次，宋太宗向陈抟求问济世安民之术，陈抟索取纸笔书写了“远近轻重”四字。然而，宋太宗不得其解，陈抟便解释说：“远者远召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太宗听罢大悦。于是，在金銮殿之上赐宴，并诏宰臣赴宴赋诗，以为其饯行。
事实上，唐末五代的著名道士，除此外还有彭晓、施肩吾、刘海蟾、谭峭等人。他们活跃于江南、西蜀、中原、燕北诸地，对道教教义和方术的发展，特别是内丹术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
他们吸收早期道教内炼形神、外服丹药之术，并融合儒家《易》学和佛教禅宗的修持理论，形成了具有较深哲理的内丹修炼功法。钟离权、吕洞宾二人，以传习内丹术著称于世，并形成了对后世产生深厚影响的“钟吕金丹派”，而被后来的宋元内丹家奉为祖师。陈抟在华山与吕洞宾为方外之友，也擅长内炼功法。据说他曾从麻衣道者和吕洞宾处得到《正易心法》和太极图、先天图。其用儒家《易》学原理解释的内丹学说，对宋元道教内丹学及儒家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道教史上，他们都被尊为内丹道派的先驱。
综上所述，唐末五代隐逸道士所发起的内丹热潮，对宋元时期道教的发展和变革，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6）北宋舞台上演的道教“高潮”
北宋是继唐代之后，道教史上的又一个兴盛时期，它沿袭了唐代儒、道、释兼容和对道教崇奉扶持的政策，从而，形成了真宗朝和徽宗朝的两个高潮期。不过，随着道教“高潮期”的上涨也促成了真宗和徽宗“崇道闹剧”的上演。
另外，在道教“高潮”的历史演变中，内丹学也被提上了历史的舞台。其间，高道陈抟和“紫阳真人”张伯端的内丹学作出的贡献最大。
载入历史史册的皇室崇道闹剧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从南至北，道教都呈现出荒败之象，宫观毁坏，道士逃亡，经书亡佚。然而，由于一些统治者仍对道教表示尊崇，对道教的维系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些著名道教学者也为维护和加强道教的信仰做了不懈的努力。
宋太祖在发动了一系列统一战争后，乱世终于结束了。因为他曾用符命为自己制造夺权舆论，特别是利用华山道士陈抟为他争取群众，所以，在他称帝后对道教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宋太宗不仅继续实行太祖对道教的政策，而且对道教的崇敬更是远远超过了太祖，他不仅注重扶植道教，而且还礼遇隐逸的道士，搜寻遗失的道教经书，并大肆建设宫观，从而，使遭受唐末五代战火洗礼破坏下的道教有所恢复，而且为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植，和唐朝并无二样，仍旧是为了利用道教的神化之说进行对自己王朝的统治。后来，随着经济的复苏、繁荣，到了宋真宗时期，道教开始迈入一个“高潮期”，随之上演的就是宋真宗、宋徽宗的崇道闹剧。
宋真宗崇道闹剧之“天书下降”
当时，宋真宗虽然和辽签订了和约，边患问题得以暂时缓解，但他仍旧时刻感到统治地位的不保。于是，欲借助道教之中深隐匿着的“神力”来安定人心，以巩固其统治。
宋真宗和辽国签订的是“澶渊之盟”，当时除了极少数主战派，满朝上下都劝真宗要迁都避战，最后，是依靠天官寇准无可匹敌的勇气而终于达成这个“澶渊之盟”的签署。即北宋以每年向辽国进贡三十万的银两。表面看来，三十万的岁贡和迁都相比较，代价对当时年收入近一万万以上的宋王朝而言是不值一提的，而且这之后北宋也开始迈向繁荣而稳定的巅峰时期。但是，实际上这个盟约依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是一个耻辱的盟约。这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刀枪血海之上的城下之盟，是被打出来的盟约，也是宋朝统治者为了苟且偷安而换来的盟约。所以，宋真宗便想欲盖弥彰这屈辱的求和。于是，由他亲自导演，宰相王旦和王钦若等人积极参与，演出了那场载入史册的崇道闹剧。
据记载，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宋真宗召见宰相王旦和王钦若等人，说自己梦见了神人的降临，预告将有天书《大中祥符》下降。王旦等听后，便都纷纷表示欢呼万岁，并尾随宋真宗来到承天门。一番焚香望拜下，才命内侍登上屋顶取下“天书”，又命枢密院知事陈尧叟启读此天书。天书内容大致是：称颂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绍世继位，晓谕他为政要清静简愉，使宋朝世祚延永。事实上，这天书即为真宗以夸大其和其签署条约的祥瑞而伪造的天书。更可笑的是，宣读天书之后，真宗和群臣还大搞庆贺典礼。
真宗在位期间，像这样戏剧性的举动闹了很多次。
另外，真宗还大建宫观，铸造圣像，制定祀神节日及朝拜圣祖、敬神的乐章，造作道书，召见道流，设立道场，收集整理道经，由此，而造就了北宋崇道的第一个高潮。
宋徽宗崇道闹剧之“自封天下教主”
宋徽宗继位，推动了北宋第二个崇道高潮。他对道教的崇尚，在宋代历史上达到极点。他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为了发展道教不惜耗费巨资，大动土木，兴建宫观。热衷于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和制定道教节日。仿照朝廷官吏品秩，设立道阶、道职。对道士给予优宠，提高道士地位。提倡学习道经，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编修道教历史，访求道经，编修《道藏》和《仙史》。
其具体事实如下：
一、政和七年二月，宋徽宗称天神青华帝君下降宣和殿，又夜梦老君谕曰：“汝以宿命，当兴吾教。”于是，命道士林灵素宣谕，称其为神霄玉清王下凡，左右近臣及宠妃皆是神仙下凡。于当年四月，宋徽宗授意道录院册封其为“教主道君皇帝”，从而把道教变成了国教。
二、崇宁元年，宋徽宗于京都建长生宫。大观元年，建显烈观于陈桥驿。政和三年，建玉清和阳宫（改名玉清神霄宫），后又建葆真观、上清宝箓宫等。政和七年，他又下令将全国的天宁观都改名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并将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圣像供奉其间。宣和元年八月，京师神霄宫告成，他便亲自撰《神霄玉清万寿宫记》，赐天下勒石。
三、宋徽宗将上玉皇大帝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上地祗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并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老子为“混元皇帝”。此外，其他诸神，皆有封号。另又把老子诞辰二月十五日定为真元节，把青华帝君生日八月初九日定为元成节。
四、政和元年，宋徽宗初置道阶。重和元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宣和三年，令三京置女道录、副道录各一员。重和元年始立道学制度。学道之人，可入州县道学教养，每年试经拔举，分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若干品级。令太学和辟雍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员。不久又于诸州添置道学博士。
五、重和元年，宋徽宗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汉至五代为《道史》，本朝为《道典》。他从崇宁年间，就开始谕天下搜求道书，至政和三年十二月，又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而编成《万寿道藏》，共5481卷，并送福州闽且刻板。全藏刊板即始于此。
六、为了巩固道教的国教地位，宋徽宗在扶植道教的同时，又尽力排斥佛教。大观元年二月，诏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大观四年正月，下诏严禁士庶拜僧，重和元年四月，下令将佛教中诋毁道、儒二教的书籍尽行焚毁。次年正月，又令佛教纳入道教，佛陀改称大觉金仙，罗汉、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易服饰，称姓氏。僧录司改德士司，寺称宫，院称观。五月，又令德士入道学，习道法。
可惜的是，宋徽宗原想借助道教神化自己，威吓敌国，但事与愿违，正当北宋君臣崇奉道教至迷信地步之时，北方金人便已兵临城下了。然而，就在国家濒临生死存亡之际，宋徽宗仍还在相信道教法术能够抵御金贼。结果，宋徽宗成为金朝的俘虏，北宋宣告灭亡。
“紫阳真人”张伯端和内丹学
张伯端为北宋著名的道士，金丹派南宗五祖之一。字平叔，人称“悟真先生”，亦被尊为“紫阳真人”。自幼好学，对儒释道三教经书，以及刑法、书算、医卜、天文、地理，都有研究。曾任府吏一职，后因触犯律法而被遣戍岭南，后随从于龙图阁学士陆诜转赴各地。
据说，宋神宗熙宁二年，张伯端在成都奇遇“异人”，并授之于他金丹药物火候之秘诀，于是，其遂就改名为张用成，并著以《悟真篇》来阐述内丹功法。其后，又研习佛经禅学，撰写《禅宗诗偈》，并与其中附以《悟真篇》。
此《悟真篇》为道教内丹学名著，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以首次打开道教修炼大门而著称于世，并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人体科学的专著。该书以诗词歌颂的方式，来阐述内丹宗旨及练功方法，倡言性命双修、道禅融合。事实上，这本书最能体现张伯端的丹道思想。
在张伯端的丹道思想中，存在着两大传授系统：一是清修系统，即由已身中精气神所炼而得内丹。此系统被后世内丹家奉为伯端丹道嫡传正宗。另一为双修系统，即通过男女性修炼而得已身之药进而炼得内丹的方法。此系统亦称出自张伯端之传。关于这两大传授系统，《悟真篇》中是都有所涉猎。
此外，在张伯端的丹道思想中，还有存在有比较突出的两大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高倡三教归一，尤推崇禅宗“明性”为最高境界。他认为，“儒、释、道”三教思想宗旨应同归于“性命”二字，因此他将钟吕内丹派提倡的“性命双修”视为得到三教真传的“最上乘法”。
二是，与内丹炼精气神相适应，引禅宗心性之说入内丹，其丹法以先修命、后
修性为基本特征。他继承钟吕内丹派的观点，认为道自虚无生万物是顺生过程，内丹修炼则反此，当复归虚无，与道合一，即可永世长存。因而，他提倡修道者，应从道教命术入手，以佛教修性为用，于此，才可做到道禅融合，性命双修，而终归于成仙合道。这亦是为张伯端内丹学说之要旨。
张伯端的内丹学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在其身后不仅形成了专主内丹修炼的金丹派南宗，其张氏门下还有刘奉真、石泰、马自然，石淳一四大弟子。此外，其内丹学说“性命双修”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当时其他内丹学派，各家内丹法并多以此为主张。
另，张伯端在内丹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促使了道教内丹学的成熟，还推动了唐宋间三教合流思潮的发展。
（7）道教史上的“大分裂”
北宋灭亡后，中国北方开始长期处于一个被异族政权统治的局面，战乱频繁之下，民族矛盾出现了空前的尖锐。于此，饱受离乱之苦的民众开始渴望一个新的宗教，来作为抚慰心灵创伤和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因此，在金元时期，道教内部开始发生重大的变革，道教史开始上演一出“大分裂”的戏码。
南宋和金的对立，让道教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此间涌现出许多新的教派。不过，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众多教派逐渐融合，形成了天下道教两大教派的局面，即正一和全真两大教派。
南宋众多的符箓派别
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基本上与北宋统治者一致，但鉴于徽宗崇道亡国的教训，南宋朝廷再未出现过像宋真宗、宋徽宗利用道教神化皇权及崇道抑佛的极端行为。
南宋道派中符箓派居多，以龙虎山、茅山、阁皂山所谓的“三山符箓”为中心，即以传统的符箓派正一、上清、灵宝为主。
茅山宗在南宋，共立十五代宗师，这些宗师虽不乏以道术名世，受到朝廷征召赐号，但除蒋宗瑛外，皆无著述传世。在教义的发挥上，较茅山宗鼎盛的隋唐时期已呈衰退之象。南宋时茅山宗在道教中已不居主流地位，这一地位已被龙虎山张天师道所取代。
南宋帝王高宗、孝宗、宁宗、理宗等，都对张天师道十分崇奉，除了大修龙虎山上清宫，还十分优礼其天师。尤其是理宗时期，不仅加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显佑真君”，还钦定龙虎山为江南符箓道派的统领，令其主管“三山符箓”，龙虎山张天师道，由此而取得了统领“符箓诸派”的显赫地位。
阁皂宗是由灵宝派衍化而来，或者说就是灵宝派进入宋元后的另一名称。灵宝派道士多活动于民间，罕见有受朝廷征召赐封的高道，所以，其影响和地位不及茅山、龙虎二宗。不过，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灵宝派在民间影响的扩大，开始以江西阁皂山为本山，传行灵宝法者也不再仅仅是职业道士。
两宋金元时，道教内丹学空前兴旺，出现了以炼内丹为宗旨的道派，流行于南宋的金丹派南宗就是其代表之一。所谓“南宗”，严格说来就是内丹的一个学派，师法宗承张伯端《悟真篇》，主张大隐混俗，不倡出家。南宗金丹派又名“紫阳派”，以“先命后性”的修炼方式而著称。入元之后，南宗教团因力量弱小，而被合流于全真、正一派，就此落入消亡的命运。
此外，除上述几大符箓派的代表流派外，彼时还出现了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主要有：神霄派、清微派、天心正法派、东华派、净明派。
金代三大道派
金朝是原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建立的，灭了辽和北宋后，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不可能不与广大汉族人民发生尖锐的矛盾。一些汉族士人拒绝在政治上与金朝统治者合作，而又不愿参加各地人民群众反抗金朝统治者的斗争，便走向隐遁之路。
于是，在山东、河北一带，汉族士人先后创立了新的道派，主要有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等。这些新道派一经建立，便得到了迅速发展。出于政治和生活的双重需要，金朝对这些中原的道教派别很快就承认和接受了。
太一道由萧抱珍创立，其教主要崇奉“太一神”，并因此而得名“太一”。最初，萧抱珍只是在家传教，后信徒日益增多，于是，在县东三清院故址建茅庵而居，后扩展至山东，河北一带，发展极为的迅速。其教主要传太一三元法录，祈禳呵禁，治病驱邪等，为当时金初，北方兴起的三道派之一。
真大道，为金初北方兴起的三道教之一。初名大道教，创始人为刘德仁。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宋靖康之乱，迁徙到徙河北盐山太平乡。于金熙宗皇统二年某日，他宣称，老子授《道德经》于他，并令其创教。于是，他根据老子之意创立了大道教，并以老子《道德经》为教义加以演绎，为大道教订立了规诫九条。这是糅合老子、儒家、佛教思想为一体的立教宗旨。
全真道兴盛于金元时代，为宋元新道派中最大最重要的一派，与正一道作为两大道派延续至今。全真道的创教人为王重阳，陕西咸阳人，出身富家，仕途无进，于是入道。正隆四年，他自称在甘河镇遇异人授以真诀，自此弃家人于终南山洞穴中修炼，号为“活死人墓”。大定七年，他放火烧掉所住茅庵，云游至山东半岛，正式亮出全真旗号，收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七大弟子。至此建立了对后世道教影响颇深的全真教。
从历史的角度看，此三大道教的兴起，跟金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态度有着极大关联，同时还跟当时的动荡社会局势有着千息万变的牵连。由此，三大道教的产生是顺应时局的，亦是必然的。
元代道派的融合
蒙古人用强大的铁骑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大元帝国。为了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元朝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学，对道教也表示了尊崇。
以南宋的灭亡为界，元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灭南宋前，主要是争取和利用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在来南宋后，主要是争取南宋统治区内影响最大的天师道。在此种政策下，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天师道在北方迅速传播，而全真教则在江南蓬勃发展。其他各派道教分别融入天师道和全真道。
由此，道教形成了两大道派分主天下的局面，而且这种格局自此一直被保持下来，延续至今。
（8）道教由明清步入衰落
由于明清统治者对道教实行利用和严加控制的政策，加上外来文明的进入，道教，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开始走向衰落。
道教的世俗化
明太祖建立大明王朝后，为了防止宗教泛滥造成政治和经济的混乱，他有限制地对宗教加以利用和控制，更对教团严加检束。所以，明初期和中期，道教根本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
一直到明世宗时，情况大为改观，他专以扶植道教为事，使明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崇奉达到顶峰。他具体的表现是：宠信道教徒和方士，并授予其高官厚禄。广建斋醮，迷信乩仙。不惜耗费民财，建筑宫室。爱好道教青词，对擅长者大加利用。迷信丹药方术。为其父母及自己加封道号。总之，崇道之滥，使明初所定下的道教管理制度大都被废弃。
明世宗之后，道教在上层的政治地位日趋衰落，道教本身逐渐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具有道教性质的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兴起。许多思想家把道教中的思想融合在儒、释里。在文化方面，道教影响了戏曲、小说、诗词、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通过道教题材的戏曲、小说在社会上流传，道教教义教理及其宗教伦理道德思想也逐渐影响民众，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道教的没落
道教到了清代，由于新文化思想的兴起和西欧科学技术的传入，旧的封建的落后的宗教意识受到冲击，虽然仍有许多的信众，但已呈现出衰落的景象。
不过，清初的统治者为笼络汉人，对正一道仍加以保护，令其掌管天下道教。但自乾隆朝后，道教失去了朝廷的宠护，其地位逐渐下降。这其中唯一可提及的是全真道龙门派的复振，也只是封建道教的回光返照罢了。此时的道教在教义上已停滞不前，教团势力日渐微弱，对社会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教规教义及一切活动都不再规范，而是去迎合社会上低俗的、粗野的、下流的风尚，使道教最终走向了没落。
总之，封建制度的没落，社会的向前发展，科学文化的日渐昌明，使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道教日渐衰微，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