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世杰
由于做过几年小报编辑，所以给别人看文章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当作者这本几十万字的文集通过互联网发给我，要我先睹为快并帮助修改时，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作者乃是从小就关心着我、并对我长大成人以及对写作和文字工作形成某种偏爱习惯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胞兄。做编辑，最忌讳的是感情用事，凭个人的好恶来增删取舍、修改润色。我一直在工作中恪守着这样的职业道德。但这一次做不到了，面对我一直十分崇敬的哥哥的这本文集，我觉得是字字珠玑，尽善尽美，哪怕是改动一两处明显的笔误或文法上的欠缺，敲键盘的手指也在微微颤抖。也许这是成语“爱屋及乌”的作用吧。二是文集收录文章的内容我大都比较熟悉。有一些在小时候就听哥哥讲过，有一些在他发表时就曾读过，还有一些在他写作或定稿之前我们就曾互相交流、讨论过，因此感到十分亲切。然而比较系统地浏览他几乎尽其一生的全部文稿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其中还有不少我所未闻、未见过的新作，自然就更容易在思想和情感上产生共鸣。并由此有了一点要说些什么的冲动。
这本文集并非一般常见的老年人在晚年所写的回忆自己一生主要经历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的文章的“集成”。从这个角度讲，远非一般的回忆录或时下流行的、某些名人的著作可比。小时候见哥哥早期的一篇日记，其中说到他的理想是做一名人民作家。现在看来，他的理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尽管这个作家的前面还要加上“业余”两个字。
毫无疑问，从写作的角度看，文集确实反映了作者在这方面的丰硕成果。纵观全书，处处真实、细腻，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讲情可催人泪下，讲理则通达酣畅。某些理论文章的观点即使从学术看也有其独到之外和不菲人价值。然而这些远不是这本文集的全部意义。俗话说“文如其人”、“言为心声”。透过这些文章，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从青年到老年几乎涵盖一生的信仰、情怀和精神追求。作为与作者有着手足亲情的小弟，看到这些文章也不能不在心里泛起阵阵涟漪的同时第一次试图正面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去解读他心灵成长的全部历程。
一个仅十几岁的青年，为什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够毅然决然地中断自己的中学学业，投笔从戎，去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面且据我所知，他主动报名参军时是瞒着家里人的，直到入朝参战三个月后才写信告诉父母。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孩子在爱国之心与爱家之情发生激烈冲突时能够毫不犹豫地舍弃后者，这绝不是当时所有的同龄人和现在的“小公主”、“小皇帝”们所能做到的。这种觉悟、决心和勇气到底从何而来？
在作者的《自序》中说到他的读书识字均源于母亲的启蒙教育。五、六岁时便开始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十几岁就阅读了《杨家将》、《说岳全传》等到古典历史小说。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除奠定了他一定的文化基础外，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正直、勇敢的做人品格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尤其是沈阳解放较早，在他读小学和中学时又能及进接受了学校里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使他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新中国、什么是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在《回忆戴舒荫老师》和《五十年的师生情》两篇文章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这种马列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高度融合，不仅使他能够在吸取传统文化营养的同时自觉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而且为其后来逐步确立科学、正确的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作者能够自觉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斗争，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没有丝毫犹豫和动摇的力量源泉。在《朝鲜战地生活追忆》中记录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段经历几乎都洋溢着作者这种无私无畏的情怀和精神。可以说，作者这个时候政治上已经成熟，无论在思想觉悟上还是实际行动中都已经具备了一个中共党员的条件。也就是在朝鲜战场上，他向党组织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他的这个愿望竟然在三十年后才得以实现。在这将近人生二分之一的时间长河中，他经历了种种挫折。部队授衔时，同期战友均授少尉，他只能授准准尉、而后再晋升为少尉；在企业，可以参与党委领导讲和文件的起草、甚至参加党委常委会议，但只能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列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曾使他痛苦、困惑甚至感到屈辱，但他对党的信念没有动摇，加入党组织的决心没有动摇。（见《毕生的追求》）甚至在党内某些高官官僚主义严重，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时，他仍能正确分析和对待这种现象，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讲过违背党的政治纪律、有损党的形象和威信的话。这种政治上的坚定即使在先于他入党多年的人中恐怕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我是文人学者吗？》是整个文集中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的佳作之一。近些年，由于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学术界也有人大作发财的文章，到处发函，“某某大作收入某论文集”；“某某人入选全国名人大辞典”牌子亮得耀眼，规模高得惊人。然而无论讲得怎样冠冕堂皇、天花乱坠，最终还是免不了要露出狐狸尾巴——要钱。也确实有一些人出于个人的某种需要，不惜重金（自己掏腰包的不多）去购买那些其实只能用来唬人的“头衔”和“荣誉称号”。作者在这些数不清的“通知”和“邀请函”面前却毫不为所动。深知文人学者的称号不是金钱所能买来的。而当一次真正的、不收任何费用的国家级相关会议邀请他参加进，他又觉得自己的学术水平和专业修养难以同与会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日而语，还是没有应邀赴会。文章没有正面抨击学术领域的这种不良风气，但却以自己的行动真正体现了文人学者应有的道德操守和治学精神，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文章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且稍稍带有一点幽默感。颇有些美国作家欧·享利短篇小说的风范。
能够为此作佐证的是文集中收入的大量的理论文章。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华建国是何年》。作者在看到伊朗庆祝建国3000年的相关报道时，以一个史学爱好者的敏锐立即扑捉到这一信息，开始思考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始建于何时。由于那段历史没有文字记载，更没有可依赖的历史资料，因此只能通过历史、考古、天文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间接地进行分析和考证，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作者没有望而却步，一点一滴地收集、积累相关资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实际上，完成这样一个历史研究方面的重大课题，单凭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不可能的，何况又受到自身相关专业理论、修养和水平的限制。因此从学术价值上看这篇文章也许仅仅是一块引“玉”之砖。但作为一个业余的文人学者具有这样的选题能力和治学精神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作者完成此文不久，报纸上就见到了国务院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对这个问题进行立项研究的报道。
作者在企业工会工作多年，“文革”时期又被下放到生产车间，同普通工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因而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一个人读了《迟到的愧疚》一文大概都会被其深深感动。问题已经不在于文中记录的事情本身大小、对错了。多年以前同一个普通工人师傅的一个小误会，在作者的思想中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乃到于专门著文追述自己的愧疚之情并向那个工人师傅表示歉意，如果不是真正尊重群众、把群众放在心上的人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领导？是许多深谙“为官之道”人费尽心机要弄懂的问题。曾有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一次与笔者聊天时吐露了自己的心声：群众威信高有什么用？决定你是否可以升迁的最终还是领导……虽然此人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经历似乎可以证明他讲的这一番“道理”之正确，但一切正直的人都会感觉味道有些不对。与作者的群众观念相比，两者真可谓有天壤之别。
1993年，作者从企业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进入了人生的老年阶段。同许多刚刚退休的老同志一样，作者也经历了一个空虚、失落等心理上的不适应过程。作者谢绝了一些单位聘他担任“顾问”的邀请，却通过背诵和默写《史记》中篇幅最长的《信陵君列传》来证明自己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没有老化，同时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不断激励自己，终于重新找到了发挥自己“余热”的恰当位置。在文集中收入的《1998年退休日记》、《风物长宜放眼量》、《何须惆怅恨落晖》、《不待扬鞭自奋蹄》等到文章中准确、真实在反映了这种心态及其调整变化过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者退休以后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曾经做过前列腺和肺部囊肿两次大的手术，但仍能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社会、对待生活，不知疲倦的收集、整理、校对自己的文稿，希望给后人和社会能够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这种精神难道不是同样值得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如笔者自己）的人们学习和思考吗？
这本文集虽然截取的是作者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生活、工作、情感世界和心灵历程的片断。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整个国家和社会在这些历史时期发展前进的步伐和历史痕迹。如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的波澜壮阔：特定时期某些错误路线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的伤害；改革开放以后不同价值观念的撞击以及百姓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时代的特征。
读书，看文章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这本文集的感受和理解是否有“偏爱”之嫌？也许有吧。不过这一次不是做编辑而是做读者，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了。
不管怎样，我将把这本文集及其蕴涵的全部思想和精神永远珍藏在心中。
易世杰2006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