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面读书法
一切学科你都要知道一些，但是有些学科你要知道其中的一切。
——季米里亚捷夫（前苏联自然科学家）
“点”的读书法，实际上是读书的第一阶段。根据学习的需要确定一个大致的攻读方向，以此为前提，广泛地阅读与之相关的书籍。目的在于积累知识，以求对攻读的对象有一个总体的、粗略的印象。
“面”的读书法，是以“点”读书为目标的进一步扫荡拓围阶段。就是在对某一学科充分了解，把握了其大致脉络的情况下，再学习与之密切联系的邻近学科的知识。
可见，广泛的阅读博览可形成知识的“面”，专业的深度探索读书可形成学科的“点”。二者有机结合就能达到“以点带面、以少胜多”的目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又能掌握专业的知识”、“既浏览了文章大意，又能知晓其精华所在”？
广博与精深是知识大厦的两块重要基石。它们之间有其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和谐的一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知识渊博而没有专精，很容易流于“杂”。同样地有一门精通的学问而没有广博的知识面，又很容易流于“陋”。
可以说，广博并非是读书的目的。“博”虽然有益，但出现问题时，不能给人针对性强的、有效完整的帮助。传说中有一种鼯鼠，它会飞，会缘，会游，会穴，会走。但是，它飞翔却飞不过屋顶；攀缘而爬不到树梢；游水却游不过河；打洞又不能藏身；奔跑还不及人跑得快。鼯鼠会五种本领，却没有一种技艺精湛得足以护其身、保其命。所以在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中，它最终丧生于黄鼠狼之口而遭受灭顶之灾，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知，读书钻研学问既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也要有其专业的深度。翻开近现代史册，不难发现，在那样一个外侮内忧、举国动荡的恶劣治学环境下，却尽出学术上堪称泰斗且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博又专的大读书人。
有革命、治学两收获的孙中山；有一代学术“托命”人尤专史学的陈寅恪；有学界静狮、文苑代雄王国维；有“脚踏东西文化，一笺宇宙华章”的大文学家林语堂等人。他们不仅在“面”上的涉猎知识渊博，在各自的领域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虽说广博与精深有其相矛盾、相牵制的一面，但是从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达到的“面”的“广博”与“点”的“精深”的自然融合中，人们不难得到一种良好的借鉴与鼓励。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海洋却是浩瀚无垠的、无穷无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任何人，其知识的广博是相对的，既是以研究方向或研究目的为中心，以自身的努力与天分、勤勉为动力的“面”的拓展。因此，这个知识的“面”可大可小，面大可谓博览，面小可谓寡闻。
实际上，知识的“面”可以依个人的情况拓宽、加大到“无限大”，钱钟书可算是此类奇人。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成绩卓越。
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成就卓越。看一看钱钟书用古文写的《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无不贯通。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而其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的《围城》却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文。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钱钟书另一个非凡之处是他的博学。早在清华读书之初，他便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后来也做到了。以致当时，有一次有人要他帮忙开三本英文禁书的书目，他不加思索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两张纸的书目，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令人瞠目结舌。钱先生在清华求学阶段阅读获取知识就已这般广泛，可以想见，其后更是如何地广泛博取。正因如此，看到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任何人也不会感到言过其实了。
可以看出，钱钟书的渊博是通过其以文学为方向、贯通中外的广泛博览而成就的。亦不难看出，钱钟书的博学广闻给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最有效的奠基，就是说，钱钟书的博学赋予了其作品（如《围城》、《管锥编》）无与伦比的魅力。
明代思想家王延相说过：“君子之学，博于外尤贵精与内。”强调的是，既要博又要专精。然而，知识面的“博”与研究点的“专”究竟是怎样一种辨证关系呢？
正如人们所知，知识是触类旁通的。博览是精深的前提，即为研究点的深度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空。研究点的精深是学习的目标、博览的指导。一般说来，“面”上的知识的获取要以主攻方向的周围放展开来，没有研究点为指导的广博很容易陷于盲目。一言以蔽之，广博是精深的基础，精深是广博的方向。
初学要广，入门要深；知识面要博，钻研点要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