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本是罗斯福要向国会宣讲的国情咨文，但隐身患流感，未能前往，因此采取了“炉边谈话的方式。谈话中不但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时政情况，更主要的是唤起人们的奋斗精神，以信心十足的精神面貌彻底打赢战争。之后，罗斯福又展望了战后的世界和任务，希望战胜国能在战后携起手来，为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找到一个造福千秋万代的公平架构。这篇咨文也表露出罗斯福日后创建联合国的初步想法，同时流露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的思想雏形。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按照宪法的要求我向国会递交年度咨文。由我本人来宣读这些年度咨文已成为惯例，同时这些咨文已向全国广播。今年我还要遵循此惯例。但是，像许多美国同胞一样，我也染上了流感。尽管我已基本痊愈，我的医生还是不允许我离开白宫前往国会大厦。
只有少数几家国内报纸全文刊登了国情咨文。在这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我十分迫切地想让美国民众倾听到我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以及我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以下便是我的讲话：
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已积极参与到这场反对奴役全人类的伟大战争。
当今世界已受到强盗统治的严重威胁。我们已经与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们联合起来捍卫我们自己。
但那时我认为，任何一位美国人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能够生存。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赋予我们一项神圣的责任：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仅仅是生存。
我们正联合起来，下定决心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局面：这场战争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过度又降临一场新的灾难。我们决心绝不重复“鸵鸟孤立主义”的悲剧性错误。
赫尔先生10月前往莫斯科，我在11月前往开罗和德黑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与盟国达成共识，共同决心战斗到底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有关未来和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我们开诚布公地商讨了这些问题。
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直到战争结束，各代表团围坐在谈判桌前之时才开始类似的商谈和会晤。此前，根本就没有面对面协商的机会以达成共识。结果，和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在此，我要对某些心存疑虑的人说上几句。这些人担心我或者是赫尔先生已经做出承诺：美国保证将来将信守秘密条约，或扮演世界圣诞老人的角色。
对于这种多疑的人——这是客气的称呼——我希望说明，丘吉尔先生、斯大林元帅和蒋介石总司令都很了解我国宪法的规定，赫尔先生也是如此。我也如此。
当然，我们是做出了一些承诺。我们确实做出了承诺要制定大规模的、具体的军事计划，调动所有的军事力量，尽可能早日打败我们的敌人。
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条约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承诺。
经与每个国家单独协商及全体盟国成员国的共同讨论，未来最高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安全。
这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敌侵略的有形的安全，这还意味着在国际大家庭当中，拥有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道德安全。
在与蒋介石总司令、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中，有一点是十分清楚：他们对恢复本国人民和平发展——奔向更美好的生活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的盟国都希望得到开发本土资源、建设工业、发展教育以及个人发展方面的机会，也希望得到提高生活水平的自由。
所有的盟国都已经从自身的经历中——从那些痛苦经历中体会到如果被不断的战争，抑或是战争的威胁转移注意力的话，那么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我对以下重要现实的认识上，中国、苏联与英国、美国真正一致。
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其最高利益要求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加入到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体系中来。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德、意、日法西斯的行径已经表明，我们只能动用武力对待那些和平的破坏者，就如同国家要用暴力来对待某些不守法的公民是一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与世界永久性和平同样重要的是各国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没有恐惧与消除贫困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有些人就像视力极差、到处挖洞的鼹鼠一样。他们到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如果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国民的购买力就会提高。这样，与之做贸易邻国的生活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常识。正是这种浅显易懂的常识为莫斯科、开罗和德黑兰的会谈打下了基础。
当我结束旅程返回国内之后，我发现华盛顿这里人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我承认我感到很失望。这些错误的认识在于过分强调次要的问题，对首要的和重大的问题却重视不够。
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能适应战争的要求，表现非凡的勇气和极大的理解。他们已经接受了战争带来的诸多不便、艰难困苦甚至是牺牲。而且他们准备并乐于为尽快赢得战争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贡献，只要让他们了解自己该做什么。
然而，当大多数人在毫无怨言地继续工作的时候，有少数人一直在喧嚣骚动，为某些特殊团体谋取特殊的优惠。总有些讨厌的人蜂拥在国会大厅和华盛顿的鸡尾酒吧，代表那些特殊的团体对抗国家的根本利益。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他们已逐渐把战场战争看作是一个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机会——金钱的利益或是仕途的升迁。
这种自私的喧嚣骚动在战争期间是极为危险的。它会造成困惑，影响士气，妨碍举国上下的齐心协力并延缓战争的进程。
如果我们客观分析美国的历史，我们就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在过去，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在战时舍弃个人和党派的利益——我们也并不总是能够在目的和方向上保持统一。我们不能忽视，在我们的革命战争、1812年战争或者各州间的战争中，在合众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都曾存在严重的分歧，都曾缺乏足够的团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战争中都更接近于全国的统一。但是，那次战争仅持续了一年半，而且在最后几个月里我们的不团结已经开始日益严重。
这场战争使我们被迫体会到，所有的团体、所有的民众是多么的唇齿相依。
举个例子，食品价格上涨将会使所有生产军需品的工人们提出要求增加薪水。由此带来所有的物资价格上涨，其中包括农民必须购买的东西。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将会造成同样的结果。这样会对固定工资群体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我希望你们记住，所有在政府供职的人，其中包括我在内，都属于拿固定工资群体。这一群体包括：企业负责人，工人和农民。这个群体还包括：教师、牧师、警察、消防队员、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寡妇和未成年人、军人的家眷以及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他们及其家人的总数超过了美国13000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会大厦里几乎没有人能代表他们施加影响。在严重通货膨胀时期，他们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如果说有这样一段时期个人以及团体的私利要服从于国家的利益，那就是现在。大后方一盘散沙，互相争斗，谋求私利，停工怠工，通货膨胀，商界一如既往，政界一如既往，奢华一如既往——这些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削弱了前方将士的士气——而他们在前方随时准备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并不认为那些牢骚满腹的人实在蓄意破坏我们全民抗战。他们完全是被一种错觉所困惑，认为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牺牲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可以开始放松了。然而，目前我们的部队距他们的最终目标柏林和东京路途遥远，横亘其间是数不尽的艰难险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愚蠢到了危险的程度。
过度自信与沾沾自喜是我们最致命的敌人。去年春季——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突尼斯战役以及在公海上对潜艇取得明显胜利之后——过度自信表现突出，以至军工生产有所下降。在1943年6月和7月，本来可以而且应该生产出来的1000多架飞机却没有完成。没有造出这些飞机的人并不是在罢工，他们只不过是在谈论：“战争已经十拿九稳——咱们可以放松放松。”
政府、管理方和普通员工，任何一方有这样的态度都会延缓战争的进程，都将会给我们的士兵造成更大的伤亡。
让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的教训。那年夏天，战争正向有利于协约国1的方向发展。但当时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并没有丝毫的松懈。实际上，我们的国家为打赢这场战争作出了更大的努力。1918年8月，征兵年限从21～31岁放宽至18～45岁。总统号召“全力以赴”并得到了全民的相应。11月份，即三个月后，德国投降了。
这才是打赢战争的真谛——全力以赴，倾其所有；而不是只用半只眼睛关注海外的战事，另一只半眼睛盯着一己私利或党派的利益。
因此，为倾举国之力和资源打赢战场战争，也为了维持国内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我向国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采用一套实际的、简化的税法对个人及公司的不合理收益征税，以此降低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承担的战争最终成本。国会目前考虑的税法提案并未考虑上述的目的。
（二）有关战时合同重新谈判的法律要延续，此法律将防止产生高额利润并确保对政府的价格公平。两年里，我一直恳请国会考虑控制发战争财的问题。
（三）颁布食品成本法。它将会使政府能够(1)设定农民对其产品预期价格的合理低价；(2)设定消费者购买的必须食品的最高价格。正如我以前所提过的，这只适用于生活必需品，而且需要动用公共基金来实施，其数额相当于目前年战争支出的百分之一。
（四）早日重新修订1942年10月颁布的价格稳定法。此项法规将于1944年6月30日到期失效。如不能提前修订并延续此法案，预计到夏季会出现价格混乱。靠凭空想象是不能稳定价格的。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来维护美元的坚挺。
（五）颁布全民义务法案。战争期间，此法案将禁止罢工；依据此法案，将允许为了战时生产或其他非常重要的事务在全国征调每一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特殊情况例外。
上述五项措施综合起来，可以构建起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除非颁布其他法律能够降低生活费用支出，能够保证平等纳税，能够稳定物价，能够防止谋取暴利，否则我建议实施全民义务法。
在给予公平补偿的前提下，联邦政府有权为了战争的目的征用所有的资本和财产。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三年来我一直为是否实施全民义务法案而犹豫不决。然而，今天，基于我们过去和目前的经验，我确信颁布实施这项法案是必要的。尽管我相信没有这项法案盟国也能打赢战场战争，但我更相信，没有什么能比人力物力资源的总动员更能确保战争的胜利，能够减少伤亡损失、减少悲伤和流血牺牲。
我从陆军部、海军部和海运部委员会负责人那里收到了一份相关的法律建议。他们都是对武器装备和现场作战指挥负有责任的人。他们建议说：
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所有的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国难当头，前方的将士与国内的民众是没有区分的。将士们在前线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后方的民众抓紧生产军需物资，这些物资对保证前方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迅速颁布一部全民义务法案会唤醒美国民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我相信美国民众都会认为这些说法确有道理。
全民义务法案是进行战争最民主的方式。就如同选拔征兵制度一样，全民义务法案要求每一位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在其最胜任的岗位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报效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要降低工资；退休人员和老年人不会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任何一位在兵工厂工作的工人目前的工作都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必须明确这些事实。
其他参战的民主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的经验表明：有全民义务制度存在，强制权力的广泛使用就没有必要。全民义务制度已被证明是一种促进团级的精神力量——它建筑在参战国家全体人民平等的和全面的合法义务之上。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还没有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报效国家，而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全民义务法案将为他们指明方向。它将使所有男女因为对胜利作出了最充分的贡献而心满意足。
我知道，所有在兵工厂内为战争做出过贡献的美国民众都会在若干年后对自己的后代们说：“是啊。我也为这场伟大的战争出过力。我的工作在飞机制造厂，我帮助制造过数以百计的战斗机。政府告诉我说，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职，我就是在做最有意义的工作来报效国家。”
有人会提出疑义，认为最艰苦的战争阶段已经过去，现在颁布全民义务法案已没有必要。但我们前方的将士们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正行进在一条漫长艰苦的道路上。在所有的征途上，最后一段路是最艰难的。正是为了这最后的努力，为了彻底打败我们的敌人，我们才必须调动我们所有的资源。比起1943年，战争规划要求1944年征调更多的人力。
我深信美国人民会接受这一赢得战争的举措。此项举措是基于“一个人公道，人人公道”（fair for one， fair for all）的永久公正原则。
这项措施将使我们前方的将士相信美国民众正坚定不移地支持着他们；这项措施也会让敌人丧失斗志，士气低落，相信美国人民同仇敌忾——13000万美国人民正在向罗马、柏林和东京进军。
我希望国会能意识到，虽然今年是大选之年，但全民义务法案确实一个超越政治的问题。伟大的目的需要全民总动员的伟大力量。
至于这项举措的运作机构问题，国会应视具体情况做出决定。在其成员构成方面应该是完全不分党派的。
我们的军队正在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英勇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我国参加的最大战争的这一最为关键的阶段，国会面临着采取上述事关国家安全措施的职责。
一些原因已经妨碍了维护我国军人基本公民权——选举权——的立法。不论怎样玩弄法律辞藻，都不可能在1000万美国公民面前掩盖真相。当年宪法的签署者们当初并未想过以任何借口——即使是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剥夺那些正在为捍卫宪法而战的将士们的选举权。
我们的将士们深知，如果投票选举的机制完全取决于美国现行各州的法律的话，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会失去投票选举的机会。他们也清楚，这些法律不大可能及时修订使他们能够参加下一届投票选举。陆军和海军的报告说不可能高效地执行48种不同的士兵投票法。国会有责任消除对美国军人的这种不合理歧视，而且是越快越好。
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开始制定计划并确定战略。不仅仅是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要着手制定计划并确定战略赢得持久的和平，确立高过以往任何时期的美国生活标准。不论这一普遍的生活水准有多高，如果我们人民的一小部分——不管是三分之一，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不太平，我们都不能满足。
我们的国家从建国一直发展壮大至今，一直都在倡导某些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崇拜自由、陪审团审判制度、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拘禁。这些都是我们生存和自由的权利。
但是，事实证明，随着我们国家人口日益增长和成就日益辉煌——随着我们工业经济的扩展——这些政治权利不足以保证我们在追求幸福方面的平等。
我们已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经济上的安全和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贫穷的人不是自由的人。”（Necessitous men are not free men。）独裁让人们忍饥挨饿，使人们失去工作，生活无以为继。
如今，这些经济上的道理已不言而喻，被人们所接受。我们已经采纳了的可以说是第二个《权利法案》。这个“权利法案”为所有的人重新奠定了安全和成功的基础——不分社会地位，不分种族和信仰。
这些权利包括：在所有的行业中得到有益的、有报酬的工作的权利。无论是店铺、农场抑或是矿山；赚取丰厚的收入购买食品、服装并休闲娱乐的权利；农民饲养并销售自家产品已获得收入，以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过上美好的生活的权利；每位商人都有权自由从事国内外贸易的权利。没有不公平竞争，也没有垄断操纵；家家户户拥有像样住房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医疗保障，拥有健康身体的权利；老年人、身患疾病的人、遭遇事故和失业的人得到充分的保障，无经济方面后顾之忧的权利。最后，享受优等教育的权利。
所有的这些权利都意味着安全。打赢战场战争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贯彻实施这些权利，实现人人幸福安康的新目标。
美国能否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完全彻底地贯彻实施上述的以及类似的权利。
除非美国的民众有安全感，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当代美国最伟大的实业家——一位在这场危机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最近强调，美国正面临着“右倾反动”2的危险。任何一位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忧。的确，如果任由这种反弹发展下去，让历史倒退，我们重新回归到19世纪20年代所谓的“正常状态”，那么可以确定即使我们在国外战场上征服了敌人，我们在国内也将屈服于纳粹的阴魂。
我请求国会探索实施这一经济权利法案的途径，因为人人皆知这确确实实是国会的责任。很多有关这类问题的提案已经递交给了国会相关的委员会。针对这些问题以及进一步的建议我将经常与国会沟通。万一这项提案没有实质的进展，我肯定所有的美国民众都将会得知这一事实。
在国外浴血奋战的美军将士——还有在大后方他们的家人——都期待这样一项法案。他们有权坚持这样的要求。政府应该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而不是总去迁就那些给政府施压的利益集团——他们牢骚满腹，只图谋求私利，却置前线流血牺牲的年轻将士于不顾。
我们一贯遵循的外交政策——在莫斯科、开罗和德黑兰所遵循的方针——基于普通常识的原则，这项原则曾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76年7月4日作过经典表述：“我们都必须摽一起，否则我们都肯定会被一个个分别吊死。”
我已经常提到，对美国来说，这场战争中不存在两条站线，而是只有一条。这条统一的战线一直从后方民众延伸至前方冲锋陷阵的美军官兵。当我们说起万众一心、全力以赴，不仅包括前方的战场，还包括工厂、农田和矿山；包括士兵和平民百姓、市民以及政府。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神圣的职责报效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屹立于强国之林。
注释：
〔1〕协约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法、英以及美、日组成的共同对德、奥作战的军事联盟。战后瓦解。
〔2〕“右倾反动”（rightist reaction）指以政客联盟、利益集团和托拉斯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反对“新政”的言行，他们主张回到20年代的自由经济阶段，并称那时是“正常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