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在这段话中，除了天降大任于人这个思想外，就一个人才能的增进、事业的成功，需要经过艰苦的磨练过程来说，这思想未尝无合理深刻之处。在这里他没有讲“良知”、“良能”，而是强调自觉地、刻苦锻炼的重要性。又如他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这也是承认了后天环境对促进人的才智形成的重要性。孟子在这里实际上承认了“天”不能超越环境的磨练而使人具有才能。但贤者、能者所担当的重任还是天给予的，这又保留了“天”主宰人世的最高权力。此外，孟子还把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意外的结果都归之于“天”和“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种宿命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它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反动作用。
不论对“天”作唯心还是唯物的解释，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探索总是从人事出发的。天人关系的提出是阶级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哲学上的一种反映。在人与天的关系上，孟子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认为“天”的道德属性就包含在“人性”之中，天的法则根源于人间道德，天德寓于人心。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这样，他就把封建的纲常伦理外化为上天的法则，并提出一条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构成“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
天命和反天命思想的对立，是中国奴隶制时代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天命思想也发生了动摇和演变。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把天道观、性善论和仁政联系起来，构成一套系统的唯心论体系。在他那里，“天”作为人世的主宰，具有道德的属性。“诚者天之道也”。“诚”这个神秘概念的含义就是至真的“善”。孟子以“诚”为天道，认为“天”是以道德的法则来决定人世生活。同时，孟子的“民本”思想又给传统的天命观念增添了新内容。这从他以下一些思想可以得到说明。
正因善心是普遍的，所以孟子认为天子传位给下代，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是“天与之”。不过“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新受任的“天子”，如果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戴，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就表明他的权力是“天”授予的。孟子引《泰誓》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通过人民的耳目来观察处理国家大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对“天”的权威的论述，多少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他又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提出“匹夫”只要有德也可以当天子，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思想，但必须要有天子的推荐，这关键的一环却是对王权的维护。
孟子一方面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同时又给它增添了新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他以“天下之民从之”、“百姓安之”来解释天意，把“民心”和“天意”统一起来，这是其“民本”思想在天命论上的反映，是不合理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因此他通过对人的才智的形成和发展上，总结出：“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