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除了管科学教育以外，同时继续主管外交工作。在他领导下，中国加强了对外关系，迈开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1.外交“还债”
“文化大革命”后期各国领导人来访的不少，而我国领导人回访的不多。这在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方面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排了较多的国事访问，当时内部称为外交“还债”。
这一时期，在邓小平带领下，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邓小平1978年初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11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1978年1月26日至31日，邓小平副总理应缅甸总统吴奈温的邀请对缅甸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出访。缅甸破格给予元首级的接待。奈温到机场迎接并同邓小平会谈。邓小平着重介绍了中国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情况，阐述了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看法，郑重谈了对埃及以色列会谈、中东形势和越柬问题的立场。双方观点基本一致。谈及双边关系时，奈温表示中缅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一定要发展下去；感谢中国的援助，认为中国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同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后途经仰光时与奈温总统进行了会谈。邓小平着重介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关系、印支问题等情况。奈温感谢邓小平向他介绍有关情况，对中日签订友好条约表示高兴。
1978年2月3日至6日，邓小平对尼泊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与比斯塔首相和比兰德拉国王分别会谈和会见，就国际形势、柬越冲突、南亚局势等广泛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努力保持和发展两国长久存在的友好关系。尼泊尔重申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通报了尼与南亚各国关系情况；感谢中国对尼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希望不断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建议双方领导人和各级别官员加强互访。邓小平向尼方通报了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印关系的情况；赞同增加中尼双边往来，表示尼方提出的经贸合作项目可由双方有关部门具体商谈。
1978年11月5日至9日，邓小平应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的邀请，对泰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对泰国总理江萨3月访华的回访，也是两国建交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泰。11月5日下午邓小平乘专机到达曼谷后，即前往集叻达王宫拜会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和王后诗丽洁，对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回顾了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表示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国家的独立、自由与和平受到威胁，都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建立势力范围的图谋。双方对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表示满意，并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两国政府将采取积极步骤扩大贸易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并发展新的合作领域。认为加强两国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泰两国，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下午，邓小平又前往总理府拜会江萨·差玛南总理。在谈话中对泰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说在泰国感到好像在亲戚家里一样。11月6日上午，邓小平同江萨举行小范围会谈和正式会谈，就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在小范围会谈谈到了中国一贯的侨务政策。6日下午，邓小平参加了泰国王储哇集拉隆功亲王的剃度仪式，在泰国社会引起良好反应。11月7日和8日，邓小平参观了泰国农业和合作社部所属的淡水渔业研究所和农民自主经营的葡萄园。出席了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闭幕式，在泰国华富里空军基地观看了泰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表演，参观了军事武器展览，下午返回曼谷后观看了泰国古典歌舞表演。当晚，邓小平出席记者招待会，谈了华侨问题、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中国同东盟国家应该建立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关系等问题。当晚，邓小平又举行告别宴会，讲话中指出：中泰友谊的基础是坚实牢固的。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泰友好关系将谱写出新的篇章。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加强和发展同东盟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并祝愿东盟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11月9日上午，邓小平参观大王宫并接受泰国国王赠送的两只稀有动物貘；接见了泰国华侨、泰籍华人代表，在讲话中重申中国的侨务政策；出席了中泰两国政府关于成立贸易联合委员会的议定书、关于1979年度两国出口商品的议定书和中泰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谈纪要的签字仪式。邓小平此次访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中泰关系的顺利发展和友好合作铺平了道路。
1978年11月9日下午，邓小平乘飞机离开曼谷抵达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马来西亚国家最高元首叶海亚·佩特拉国王和王后。随后前往总理府拜会达图·侯赛因·宾·奥恩总理，并举行小范围会谈和第一次会谈。当晚出席侯赛因举行的欢迎宴会。11日下午，同侯赛因举行小范围会谈和第二次会谈。当晚举行告别宴会。
邓小平在几次会谈中阐述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在第一次会议中，邓小平指出：国际局势是有利于被压迫民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但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在第二次会谈中重申中国对华人、华侨的政策，并强调：中国的政策不是今天制定的，是过去一贯实行的。中国政府重申这个政策，有国外原因，也有国内原因。中国国内原因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政策受到破坏，影响到华人和华侨的亲属，使他们受到摧残，正常的往来、探亲几乎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重申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还说：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你们国内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你们的内政。
邓小平在1月11日晚告别宴会上致祝酒词说：我们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对外来侵略、颠覆、控制和干涉。双方都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决定。我们都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改善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我们深信，两国之间、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只能建立在真诚、谅解、尊重各自地位和立场的基础上；虚伪、言行不一、抛弃原则，甚至出卖灵魂，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信任的，更不可能得到友谊的。同时宣布：中国政府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商品综合方案和建立共同基金的积极主张，愿意同马来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一道，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
1978年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抵达新加坡，进行了两天访问，12月14日晚乘专机回到北京。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新加坡，也是对李光耀总理1976年访华的回访。邓小平会见了新加坡总统本杰明·亨利·薛尔斯和夫人。同李光耀举行了两次会谈。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形势交换意见。邓小平指出：东南亚形势变化很难预料，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有市场的。中国政府当然要正面地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在谈到东盟的作用时说：东盟把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贯彻到底，本身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平衡力量，至少可起防御作用。东盟是本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因素。在谈到华侨、华人问题时指出：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把侨务方面的政策搞得乱七八糟。在国内，不管华侨还是华人的亲属都遭到摧残，动不动就说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是叛国，不少人被捕入狱。华侨、华人不能到中国探望亲属，也不能互相通信。这方面在中国国内牵涉到几千万人。因此，现在我们重申了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无非是三条。一、我们赞成和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入籍后，他们就自动失去中国国籍。他们就要完全遵守居住国的法律法令，享受和履行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入籍的，我们继续鼓励他们自愿地加入居住国国籍。二、总有一些人不愿加入居住国国籍，要保留中国国籍。对这部分人，我们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同当地的人民和睦相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当然，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这是个国际惯例。三、我们不承认双重国籍。还说：华侨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东南亚，是历史形成的。历史形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采取这三条原则来处理，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在11月12日李光耀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讲话称赞新加坡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支持新加坡奉行不结盟政策和东盟提出的东南亚中立区的主张。表明中国反对大小霸权主义，永远不称霸的立场。表明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希望东南亚各国特别是东盟五国也在道义上用适当方式表明态度。访问期间，邓小平对新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所持的谨慎态度，表示尊重和理解。邓小平参观了新兴工业中心裕廊镇听取了该镇管理局主任关于新兴工业中心建设情况的介绍。邓小平还听取了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局长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实施情况的介绍，并登上该局二十二层办公大厦顶层瞭望周围新建成的公共住房。称赞他们建筑业的机械化程度高。
邓小平还在1978年10月访问日本，1979年1月访问美国，在下文专谈中日、中美关系的部分叙述。
在邓小平出访的前后，中国其他主要领导人的国际交往也很频繁。李先念1978年3月访问菲律宾和孟加拉国，1979年初出访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巴基斯坦。华国锋也于1978年5月访问了朝鲜，8月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
从1978年2月到1979年6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访问了五大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同时也接待了三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通过这些相互访问，发展了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往来，开展了科技、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
中国人民同东南亚各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国高度评价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支持东盟国家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强烈谴责越南在柬泰边境的冒险。中国同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有了改善，1978年5月，印度尼西亚工商界组团参加了中国的广交会，并与中国有关方面就恢复两国直接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同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南亚和西亚国家有着不断发展的友好睦邻关系。中国同印度的关系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双方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两国都希望增进往来，改善关系。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结束了15年间两国事实上只维持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局面。1977年，中印恢复了直接贸易和人员互访。
在东北亚，中国同朝鲜的友好关系一如既往，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双方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互访。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支持非洲人民为争取非洲的彻底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
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逐步发展。支持拉美国家维护独立主权、捍卫海洋权、发展区域性经济合作和建立拉美无核区的斗争，支持巴拿马人民为收复巴拿马运河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中国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了令人满意的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逐步扩大。中国表示愿意同他们发展各方面的关系，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支持西欧国家联合反霸的努力，希望看到一个联合的、强大的欧洲，同时也希望第二世界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同西欧的关系出现了既大力开展政治合作，又迅速扩大经济往来的局面。
2.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奠定了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此后多方面的往来和联系不断发展。随着中日贸易、航空、海运等协定的签订，1974年11月开始，中日之间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
邓小平为解决领土和资源的国际争端，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根据这一构想，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尽管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约好不涉及有关钓鱼岛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这就绕过了一个当时无法逾越的障碍。
但是，经过几次会谈，均因日方不同意写入“反霸条款”而未能取得一致。因此，谈判中断三年之久。1978年春重新提起，“反霸条款”问题仍然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邓小平把这个问题突出地加以提出，在反复阐明中国政府原则立场的同时，多方设法，主要是以民间促官方、以在野党促执政党的方式，排除阻力，促使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
1978年3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时，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提上日程，并突出必须写入反霸条款。邓小平对公明党访华团团长、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指出：中日两国建交后，本来和平友好条约，包括反霸条款，是可以顺势解决的。很遗憾，三木首相执政后没能借这个东风发展下去，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有另一个性质，不是不可以同另一个国家和平友好。如果苏联横行霸道，难道也能发展友好关系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在亚洲搞霸权，能相信人家会跟我们搞好关系吗？所以，当别人要威胁我们、侵略我们，要将霸权强加于我们时，我们就要反对。希望日方不要从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后退。如果福田首相能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我看在中日友好发展史上会写下他的名字。签订这个条约，不从大局，不从政治角度看，是不行的。
3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以飞鸟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8次访华团时，表明了中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不要从这个声明后退。6月5日，邓小平又就此对日本广播协会会长坂本朝一发表了看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双方只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比较容易解决。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两国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曲折，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政治上体现出来，就是尽快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经过多方努力，日本当局终于同意写入反霸条款，中日两国政府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主要内容为：
（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二）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三）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五）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十年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于10月22日上午乘专机前往日本访问。下午抵达东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23日上午，出席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欢迎仪式，仪式后前往首相官邸拜会。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意义。随后，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邓小平致祝酒词：让我们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为迎接中日关系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共同努力。中午，出席了日本天皇裕仁举行的宴会。23日下午和25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田举行了两次会谈。还会见了对促进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日本经济、文化等各界人士以及已故知名人士的家属代表；出席了日本友好团体举行的酒会、日本经济界举行的欢迎午餐会，发表了讲话；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就一些重大问题作了阐述；举行了招待旅日华侨代表的茶会。邓小平参观了神奈川日产汽车公司工厂的汽车装配车间，千叶的君津钢铁厂，大阪的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旗下的工厂的电视机组装生产线，乘坐了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参观了奈良的唐招提寺，在雨中游览京都岚山等。
邓小平会见天皇时表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天皇表示，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那已成过去。两国以后要永远和平下去。福田首相对过去两国之间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和反省，表示这种事情决不能让它重演，今后两国要建立长久的、名副其实的善邻友好关系，日本愿在除军事外的领域同中国进行合作。邓小平表示，中日友好互有需要。日本政府规定自己的国策是全方位外交，是无可非议的。照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外交也是全方位外交，但是加了一条，谁搞霸权，中国就反对谁。中日友好条约不仅对两国子孙友好下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出席酒会时致辞，表示：深切怀念那些曾经为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开路架桥，但已离开我们的先驱者。他们虽然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喜悦，但他们为中日友好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并且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朝野许多政治家和各界朋友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但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因此而告终，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同各位一起，再接再厉，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为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努力。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起点的重要标志。邓小平为此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永垂史册。
3.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2月28日的中美上海公报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此后，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增进，但两国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障碍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向美国提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亦称三原则）：废约、撤军、断交。从1978年7月5日起，中美在北京举行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中方代表再次阐明关于建交的立场，即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在实现正常化之后，美国可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但美不应继续向台出售武器。如何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经过将近半年谈判，美国接受了中国的三个条件。但是，在台湾如何回归祖国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只能用和平方式，中国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作出只能用和平方式的承诺，不放弃必要时使用武力；在出售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不肯让步。
为打破建交谈判的僵局，邓小平从大局着眼，强调抓住机遇，及早解决。11月2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同美国谈判两国正常化问题，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邓小平会见美方人士，阐明中国方面的立场和底线，促进问题的解决。11月27日这天，他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瓦诺克时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11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运用他的政治智慧，提出解开疙瘩的办法。12月13日前夕，邓小平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同样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经过第六次会谈，美方接受我方的意见，双方遂各自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台湾回归中国的方式问题就此得到解决。
关于售台武器问题，邓小平提出，向美国谈判代表建议：是否可以先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售台武器问题留给建交以后再商量解决。邓小平的建议为美方接受，建交谈判取得成功。
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又亲自同美国谈判代表伦纳德·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举行会谈。13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同意在1979年1月1日发表公报和声明。同时针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是“终止”而不是“废除”的说明，指出：我已经看过先前美方起草的公报，布热津斯基最近跟柴泽民谈话的记录也读到了。美台条约既然是一年后终止，那么一年之内是否仍然有效呢？并提出在“终止”期以前的一年里，美国不应该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够理解对台军售问题是何等重要。强调：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蒋经国就会把尾巴翘得高高的，就只会增加冲突的危险性。14日下午，听取伍德科克关于提前宣布两国建交时间的说明，表示同意。15日下午，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和美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政府邀请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同时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6日上午10时，华国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经双方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提前于1978年12月16日上午公布。建交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强调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隔绝和对立之后，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8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历史性的大事》，高度评价中美建交。社论指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中美建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且将受到全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欢迎。中美建交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致电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热烈祝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表示：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并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给美国人民。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卡特在欢迎词中说：“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我们特别欢迎有机会来交换学生和学者，加强我们的贸易、技术、科学和文化的联系。”邓小平在答词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正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1月29日晚上，卡特总统举行国宴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们称这次宴会是“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卡特祝酒时说：邓副总理的访问，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新关系可以为和平事业服务，特别是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成为今后的和平合作的先例。邓小平在祝酒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共同的时代开始了。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1月29日上午、下午，30日上午，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举行了三次会谈。30日中午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他们笑着走出会议厅，一起走进白宫西侧玫瑰园的南草坪。向聚集在草坪的几百名世界各国记者宣布会谈结果。卡特说：“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今后经常磋商的关系。这对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大的益处。这是美国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还说：“已经取得的进展使得将来有希望受益更大。”邓小平对记者说：“我个人完全同意总统先生刚才说的每句话。我相信，通过这次讨论和访问，加强了相互了解和友谊。这次访问使我更加坚信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有广阔发展前途。”
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出席由六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当晚，出席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举行的招待会，在会上向为增进中美友谊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的美国朋友和华侨表示感谢，并谈了祖国统一和台湾问题。
1月31日下午，邓小平与卡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中国和美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提供便利。中美将给予双方人员和设备的入境和出境手续的便利。双方同意商谈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在这之前，两国之间签订了另外两项协定。一项是高能物理合作协定，另一项是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定。此外，还签署了两国在农业、教育、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的换文，作为履行科技合作协定的具体协议的一部分。在31日下午的签字仪式上，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都发表了讲话。卡特说：
“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有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的、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他说：“过去三天内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已经为朝着建立一种更坚定、更富有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关系前进绘制了一条新的和不可逆转的航线。”邓小平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开展。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但是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还说：“我相信，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不断扩大，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了解不断加深，应能有助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安全一些、稳定一些、和平一些。因此，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不但有利于中美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
在31日中午，邓小平在华盛顿宾馆同一批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共进午餐，同他们谈话，回答问题。在赴白宫签订协定之前，下午3时半，邓小平又在华盛顿布莱尔大厦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采访，发表讲话，回答他们的问题。邓小平访美引起强烈反响。邓小平成为《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封面人物。该刊文章说：邓小平获选为1978年风云人物，原因是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引起轰动。舆论说：“邓来了，刮起了邓旋风。”在有名的国会山上，议员们纷纷拿着新出版的这本《时代》周刊，请邓副总理签名留念。两百多位记者跟踪报道。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成了邓小平时间。赞扬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还极为幽默。
2月1日，邓小平一行结束在华盛顿的访问，中美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说：“双方的会谈是友好诚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作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双方决心为此努力，并且深信，这种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2月1日，邓小平到达卡特故乡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访问。中午，出席美国南部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亚特兰大商会在桃树广场饭店大厅举行的欢迎宴会。邓小平发表讲话，感谢主人在亚特兰大市给予他的热烈款待，并表示很高兴同17位州长会见。邓小平说，美国的南方在过去是比较落后的，而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标兵，这些成就是对刚刚开始实行现代化规划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力量。还说，同卡特富有成果的会谈表明，美中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今后的任务是要由两国人民来扩大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2月2日上午，邓小平一行离开亚特兰大前往休斯敦，下榻建筑风格独特的海厄特摄政旅馆。当晚在德克萨斯州马术竞技场，女骑手递给邓小平一顶牛仔帽，邓小平笑着接过，毫不犹豫地戴上。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戴着牛仔帽的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与牛仔们打成一片。不仅让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让全美国老百姓一睹中国领袖的风采。
2月3日晨，邓小平同一些美国报纸、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谈到他在休斯敦的访问时，邓小平说，昨天在休斯敦度过了难忘的一天。他在航天中心会见了一些美国科学家、学者和宇宙航行员。他说，他与方毅副总理临时成了“太空人”，因为他们进了天空实验室，坐在乘务员的位置上到太空走了一趟（模拟航天飞行）。还说，昨晚，观看了马术竞技表演，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明确表示，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在回答问题时，邓小平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在今后几年内将达到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在近期内，至少三五年，中国还要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主要是粮食；目前同美国政府和公司就两国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地质调查证实了中国的石油储藏量丰富。
2月4日，邓小平在西雅图出席美国联航总经理和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为他举行的午餐会。邓小平在致答词中说：“我们是带着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来的。在你们的国土上，我们也亲身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意。我们的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你们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的城市。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经过几天来同美国政府领导人和各界朋友的接触，我们深深感到这同样是美国人民的愿望。”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了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我们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存在着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
2月5日，邓小平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正式友好访问时，在西雅图机场发表告别讲话。他说：“我们当初是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来的，现在是带着美国人民的情谊回去的。我们亲自看到了美国山川的秀丽、土地的富饶、经济的发达，但是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中美两国之间一度中断的联系恢复了。我们面前展现了两国人民广泛合作的前景。”“我们毫不怀疑，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必将对全世界和平、稳定和安全产生深远的、有益的影响。”他最后说：“愿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远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
在邓小平结束访美回国的时候，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述评《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指出：“这次访问对中国和美国，以至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进一步显示出来。”述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负责人进行广泛的接触，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邓小平历时八天的访问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包括全国和地方的电视网，都全面地、显著地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对广大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个人都要见一见邓小平，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要求他签字留念。他们把亲切感人的邓小平当作中国人民的伟大代表来接待。他的政治家的风度和令人喜爱的性格给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他们称赞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解、可亲”，说他说话“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富于幽默感”。述评指出：“大多数人无疑会同意，邓副总理的访问完全成功。”“现在，访问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新的历史篇章却刚刚开始。”
的确，邓小平这次访问，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和发展双边关系产生了良好效果，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广阔发展的新阶段。
4.考察外国和港澳经济，促进对外开放
为了学习借鉴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7年底，中央派出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访问。代表团主要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情况。结论之一是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1978年3月至5月，中央又先后派出四个高层次的代表团，对东欧、日本、港澳和西欧五国进行考察。这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确定对外开放的总方针和具体实施要点，产生了重大影响。
3月31日至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国后递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后来，又从南斯拉夫引进了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形式。正确看待南斯拉夫并吸取其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有启发的。
3月28日至4月22日，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6月1日，林乎加等向政治局汇报，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有三条主要经验：大胆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林乎加等建议：利用国外资金建设1亿吨年生产能力的煤炭矿井，10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冀东钢铁厂，多搞几个有色金属矿，并保证1985年化纤和塑料的产量各达到200万吨。邓小平听后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华国锋说：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委、经委、建委落实。
4月10日至5月6日，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考察团在香港、澳门两地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两地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当时，香港一年的进出口总额为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考察团返程途经广州，向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业和旅游业。考察团回到北京，向中央递交了考察报告，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6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汇报，原则同意他们的建议，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5国15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访问欧洲的情况汇报。汇报长达7小时，从下午3点半持续到晚上11点多。
谷牧着重讲了三点：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第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谷牧在提交的《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听了汇报，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原来认为23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200万吨钢。我们可以赶上去。他说：现在法国已提出二十几亿美元供我们使用，实际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
随后，邓小平单独听取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听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抓紧时间。
邓小平又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它500亿（美元）。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
5.从引进技术设备到引进外资
为了实现在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突破了许多禁区，其中最重大的突破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
1977年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今后八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计划，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除抓紧1973年批准的“四三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拟围绕长远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
按八年引进计划，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基建投资400亿元人民币。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有限，1978年仅有15.57亿美元。随着引进规模的扩大和引进速度的加快，外汇不足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采取了一些办法，主要是：发展出口创汇、发展非贸易创汇、采取延期付款、分期付款、补偿贸易等灵活方式，引进技术设备，减少现汇支出。在实际工作中，当时我国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做法。1977年我国签订的引进技术设备合同220多项，成交金额30多亿美元，其中26个大型成套项目，43套综合采煤机组，用费占80%以上，其中40%采用了延期付款的办法。发展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加工出口的加工装备方式和引进外国技术，然后用这些技术生产的产品支付进口的补偿贸易方式，从1978年也开始得到了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国贷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此时也正式成为解决外汇不足问题的灵活方式之一。
1978年八九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等提出了引进外资问题。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经济战线的三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要求“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10月25日，在宴会上对日本经济界人士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肯定。在日本经济界举行的午餐会上，邓小平祝酒时说：中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经济、技术领域里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的余地。我们相信，中日两国贸易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在下午举行的东京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又指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
11月11日，李先念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明确表示：可以贷款买设备，或外商出资金、设备来建工厂，我们用产品偿还，还可以考虑合股经营工厂。
在此基础上，该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正式明确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
1978年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不久以前，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有两个禁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现在不是了。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12月18日，李强又在香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接受外国货款、投资等问题。他说，中国尊重国际上习惯的贸易做法，只要条件合适，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同意政府之间的贷款。政府之间与非政府之间的贷款，中国都可以接受。在回答关于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同台湾发生贸易和经济关系时，他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和大陆为什么不可以贸易？”12月25日，我国政府公布了接受国外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来华投资的利用外资政策。与此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的《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了党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实现重大转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