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丙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
1976年3月30日，临近清明节了，北京市总工会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江苏省公安局上访人员在纪念碑上献上了一个花圈。一夜过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诗歌、小字报，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许多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地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
4月1日，天安门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花圈、诗词增加了许多，真是“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广场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拥戴邓小平的会场，斥责“四人帮”的法庭。在花山诗海中，纪念碑前一首小诗特别引人注目：“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继承总理遗志，誓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的决心。
清明节快到了。4月2日清晨，北京出现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木制大诗牌，经过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他们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把他们制作的第一个钢铁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并警告人们“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首都人民蔑视这些警告、阻挠，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发出了“民心不可侮，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呐喊。诗牌、挽联、传单数量猛增，揭露、嘲笑、咒骂“四人帮”的诗词越来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野心家”、“阴谋家”等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白骨精”就是对江青的专用语。“我们怀念杨开慧”一句标语，表达了人们对江青的憎恶，也蕴含着对毛泽东的讽谏。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蒙蒙。无数支送花圈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满了，便向周围广场扩展。到了晚上，送来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几倍。数不清的诗词、挽联、悼文及传单遍布广场。人们大声朗诵，俯首抄写。“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短文，贴在纪念碑东侧，被诵读了几十遍、几百遍。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用手风琴伴奏，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这天深夜在广场上朗读的这些诗词道出了千古不朽的真理。这时，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大地，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和“四人帮”已经成了两个象征：一个是忠臣，代表光明，代表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一个是奸臣，代表黑暗，代表专制、愚昧和封建主义。
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门出动便衣，拍照，跟踪，绑架。到夜间，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是丙辰年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不许悼念的禁令，但首都人民无所畏惧，还是争先恐后涌向天安门广场。这天，来到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天安门城楼下一直摆放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端。纪念碑四周的青松树林、翠柏篱墙，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盖着一层白雪。纪念碑上，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画像下面，用大朵白花镶边的黑布上，横排四个大字：“民族英魂”。13块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13根旗杆上，“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3个大字横贯天安门广场。空中，两串黄色气球悬带两根白色飘带，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在阴沉的天色下，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肃穆，格外悲壮。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手段。素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这样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人们写诗填词，朗诵传抄，倾泻缅怀周总理、拥戴邓小平、痛斥“四人帮”的感情，抒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
一首诗写道：“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另一首词写道：“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还有一首题为“要和不要”的小诗，率直地吼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
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诗歌的汪洋大海，使“四人帮”陷入灭顶之灾。“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铁锤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广场上展示的血书，即席发表的演说，简捷犀利的传单，都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穿透力。4月4日晚9点，纪念碑西南角出现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几千人围着听一名女战士朗诵。传单指斥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赞扬毛主席识破了江青，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来又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传单期望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这份传单，虽然史实不很准确，却表达了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反映了人民对江青一伙的憎恶。人们听了一遍还嫌不过瘾，要求再念一遍。许多人打亮手电照明，连续读了五遍才歇。在丙辰清明之夜的广场上，由朗读这份传单形成了一个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正当广场上诵读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传单，群众的革命义愤高涨之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连日来的情况，分析性质，讨论对策。在“四人帮”左右下，会议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在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群众，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种场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不仅北京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质“是反革命搞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还毫无根据地断定“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就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鲁瑛送来报告，说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四人帮”又闹起来。江青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场，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送八宝山，组织公安机关破案抓捕群众，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出动，要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对卫戍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作好进行镇压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且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准备”。
4月5日凌晨，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所作决定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圈阅了这份情况报告。
早晨6时，革命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发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又听说有些人被抓了，异常气愤。9点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
群众前往设在广场东南角小红楼里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交涉，头头避而不见。时间已过中午，群众对受到压制和捉弄，再也无法忍受。愤怒的群众把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和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推翻烧着。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互相都有受伤的。
2.邓小平被骂为“纳吉”，广大群众遭镇压
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当天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出面讲话，然后动用民兵清场。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竟当面骂邓小平“你就是纳吉”。
晚上6点半起，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录音讲话，声称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三个小时以后，广场上突然灯火通明，预先埋伏在广场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卫部队一齐出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木棍，包围、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一二百人被打伤，200多人被抓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其中近40人于6日晨被投进了监狱。
4月5日天安门广场镇压革命群众以后，华国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四五”群众抗议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3万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建议北京市委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写成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以便各省市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还要求注意侦察线索，揪出地下司令部。会议开到4月6日凌晨2点左右才散。凌晨3时，毛远新写成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毛当天下午6时写下批语，赞同政治局的处理。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毛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提出：华国锋任总理。毛泽东要毛远新马上向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随后就回来向他汇报。他并指明不找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
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时，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4月5日晚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是姚文元指导撰写并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运动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它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的精神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永放光芒。
3.邓小平被撤职遭软禁
1976年4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邓小平被从宽街住所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一处住宅。随后夫人卓琳也被接来。他们的子女和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仍然留在宽街，不久即通知留住宽街的人员：不准自行外出，就地集中办学习班。邓小平移住东交民巷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邓小平搬到新住处的当天晚上，就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决议。第二天，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信是通过汪东兴转呈的。
5月上旬，卓琳患眼疾，越来越重，只得住院。邓小平一人在家，很孤独。6月10日写信给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华国锋和党中央，请求同子女同住，或者先允许子女来看望。11日毛泽东即说可以同意小平的请求。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这条指示拖了二十多天才得到落实，6月30日，才通知邓小平可以搬回宽街，而真正回到宽街同孩子们团聚已经是7月中旬了。
不过，邓小平的政治待遇一直没有改善。
7月6日，朱德逝世，邓小平不能参加所有治丧活动。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当天政治局会议研究治丧事宜时，江青等人又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受到华国锋、叶剑英的抵制，未能得逞。守灵、跟遗体告别等所有治丧活动，邓小平都被排除在外。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毛泽东大会，也不让邓小平参加。邓小平只好带领全家老小在家里设立的毛主席灵堂前肃立默哀。
4.人民群众没有被压服
4月7日晚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以后，华国锋正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两个决议，由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要“坚决镇压”抗议活动，“坚决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标语、诗词，“打击制造者”。此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在群众中进行追查和搜交，还排查、搜捕参加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的群众，政治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北京一地，到6月中旬，搜悼文、诗词原件583件，强令群众交出现场照片和悼文、诗词照片10.8万余件；拘捕干部、群众388人，立案追查者1984件，用隔离、办学习班等方式审查的难以数计。南京事件及全国有类似大小事件发生的市、县，都进行了重点追查。
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4月7日，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4月8日清晨，上海青年工人黄永生在人民广场中心的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旗上一张总理遗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他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下很长一段批语，痛快淋漓地驳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那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人们还冒着危险，巧妙地将诗词珍藏起来。被捕的干部、群众在狱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