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好下场”，这是江青在不高兴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江青发脾气了，又有谁要倒霉了。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不光是我，大家整日提心吊胆的，就是怕听到“你没有好下场”这句话。
1973年4月，江青在广州休息，住在广州市郊区的松园1号别墅。那里山清水秀，林木茂盛，鸟语花香，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庭院内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房屋建筑高大、宽敞，别具一格，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但是，我们工作人员大都无心领略这大自然的风光，想的是工作细致细致再细致，耐心耐心再耐心，人人都是谨言慎行。
有一天，江青上午11点起床以后，和往常一样，吃过早点，到办公室看了一会儿文件，就给警卫员打铃到户外散步，然后到娱乐楼打扑克、看电影。
那天气压低，潮湿闷热，室外温度35摄氏度，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江青走出楼房以后，我们几名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如何调整好室内的温度。同志们说：今天气压低，潮湿闷热，如果室内外的温度相差太大，江青一进楼就会感到凉，应适当提高一点室内温度。在广州的这个季节，江青要求室内温度是26摄氏度，今天我们比她要求的温度提高半度，即保持在26.5摄氏度，她可能感到舒服些。
室内和温度确定之后，我立即通知机房，打开集中空调机，当温度降到25.5摄氏度的时候，估计江青再有半个小时就要进主楼了，我们马上又通知机房停机。根据以前的经验，停机以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温度可以回升1摄氏度，江青进主楼时，正好保持在26.5摄氏度。因为江青怕风，所以提前半个小时停空调机不会感觉到有风。
江青在户外和娱乐楼活动完了以后，回到主楼时，温度正好是26.5度。我们满以为今天的温度掌握得很准确，很合适，江青不会再提出什么问题，结果大出我们之所料。江青一进楼门就把双臂紧紧抱在一起，一边说“太寒了，太寒了”，一边走过去看门厅的温度表，看了温度表之后没有再说什么，就进餐厅吃饭去了。
忙了近两个小时的同志们，见江青进了餐厅，都聚集在楼厅休息。
江青进了餐厅大约有两三分钟的时间，突然打铃叫我。我听到铃声，一边往她的餐厅走，一边在想：她现在叫我不会是为室内温度的事吧？她一进楼房虽然喊“太寒了”，可是比她要求的温度还提高了半度，况且她还亲自看了温度表，在温度问题上她还能说什么呢？可能有别的什么事找我。我想着想着就进了江青的餐厅。她看见我进去，缓缓地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慢条斯理地问：“小杨，我问你，我进楼房时室内的温度是多少？”
“你进楼房时室内温度是26.5度。”我坦然准确地回答。
“我进楼时是提前多少时间停的冷风？”江青又在考我。
“你进楼时提前半个小时停的冷风。”我不慌不忙地回答。
“为什么提前半个小时？”江青进一步追问。
“提前半小时停冷风，室内的风就停止了，提前时间久了怕室内温度回升得太高，提前时间短了怕风伤害你。”我回答。
我想，江青进楼的时候，她亲自看了温度表，为什么还问我呢？其用心无非是两个：如果我说不知道，她会说你这当支部书记的对工作不负责任，对她的身体不关心，是一种失职行为；如果我说知道了具体是多少摄氏度，她会说温度表是假的、坏的，故意用假的、坏的温度表欺骗她。她是怎么说都有理。我是怎么说都没有理。
当我回答道“你进楼时已经停冷风半个小时”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她的脸形拉长了，一挥手说：“你去吧。”
我再没有说什么，转身往回走。
从江青的餐厅到我的办公室要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从她的餐厅出来还没有走到走廊的中间，就又听到了铃声，坐在门厅的护士以为我没有听到铃声，快步走过来告诉我：“老杨，她又打铃叫你了。”
这时，我意识到大事不好了，这次铃声是一种不祥之兆，我回头小心谨慎地第二次走进她那可怕的餐厅。
我进去以后，特别注意看她的面色表情。好家伙，果然是一副凶相，脸拉得长长的，下巴往前伸着，右手拿着一双筷子上下抖动，在餐厅内走来走去。她看见我进去了，用力把筷子摔在饭桌上。她还嫌不解恨，又顺手抄起一个小碗扔到地毯上，地毯是软的，小碗没有被摔碎，反弹到北墙根。我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看着她的表演，静静地等着她说些什么。我懂得，在她撒泼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吭声，也不能劝说，越劝说越糟糕。
我大约站了10秒钟，她开始喊叫：“你一个小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顶撞一位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今天的室内温度是不对的，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我看那个温度表是假的，你们是故意捉弄我呀，成心用温度伤害我呀！你们起到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林彪反革命集团没有害死我，你们又用温度来害我，这是用软刀子杀人呀！”
她向我走近，用右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声道：“你你你这样下去没有好下场！一会儿我就休息，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召集从北京来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你好好给我检查检查，如果检查不好，你别想过这一关！”
说到这里她把眼珠子一转，又质问道：“我问你，今天的温度是不是由北京的什么人指挥的？是总理给你交代的吧？你要老实向我交代！”
我说：“不，绝对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工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一定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今天的室内温度和总理没有任何关系。”
江青听了我的解释之后，嗓门更大了：“你别解释了，越解释，我越觉得有问题。我要去休息了，你去组织开会检查吧。”
江青把室内温度的责任怀疑到总理身上，实在没有道理，等她说完，我转身就走。
“站住！我命令这栋楼从现在开始不再通冷风了。”江青大声地说。
“是。”我的脚步稍稍停顿了一下就走了。当时，我的脑子特别乱，但是，突然想起陈伯达在某份文件上写过这样一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我就联想到江青这个横竖不讲理的人，这真是：好人遇江青，有理难说清。
我在江青那里工作，由于工作过于劳累，精神高度紧张，无法安心休息，长期缺乏睡眠，因此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心情一受到压抑就心跳加快（有时每分钟心跳120次），早搏增多，平均每分钟早搏十几次，有时情绪激动时，每分钟早搏四十几次，感到头昏、胸闷、气短、面色苍白。三〇一医院的黄宛、北京医院的吴杰等著名心脏科专家，给我诊断为器质性心脏病。
同志们发现我脸色非常不好，走路不稳，赶紧把我搀扶到沙发上。大家关切地问：“老杨，你今天怎么了？”
我无力说话，躺在沙发上镇静了一会儿，又服了两片安定片。觉得好些了，我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向大家详细地诉说了一遍，并告诉大家：“江青叫我作检查，不然过不了这一关，她还说这样下去‘你没有好下场’，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
大家听了我的诉说，都非常气愤。
有一位同志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因为一个温度问题还把总理扯进去，这和总理有什么关系，岂有此理！今天的温度是大家定的，她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我们，因为我们搞的温度比她要求的还提高了半度，她还喊冷，这工作没有法干了。”
大家都说：老杨你没有错，我们都没有错，谁也别检查，没有什么可作检查的。
还有一位同志气得站起来说：“她不是不叫我们再通冷风了吗？按她的意见办就是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就按她的意见办。”
大家说，我们都没有错，谁也别作检查。可是，我想江青起床以后怎么向她解释呢？硬顶恐怕顶不住，这一关怎么才能过去呢？
还是警卫局的老同志、老领导邬吉成有办法，他说：“大家都不要激动，不要着急，等她起床以后，我向她报告，就说我们开了会，老杨作了深刻检查，大家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表示共同接受教训，努力做好今后的工作。”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咱们可要统一口径，不然一露馅可就砸锅了。”
邬吉成这一招还真灵。江青起床以后到了办公室，护士报告她：“老邬想向你汇报一件事。”
江青说：“请他来。”
老邬把他事先想好的话不慌不忙地向江青作了报告。江青睡了一觉以后，显得心情平静了一些，听了老邬的报告，只说了一句：“那好吧！”
老邬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高兴地对我们说：“没有事了，这一关总算过了。”
大家夸老邬：“还是老邬行，姜还是老的辣。”
我们正在说着，江青打铃叫我。我一听铃声猛一紧张，我想她叫我又是凶多吉少。我害怕地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满头大汗，不停地用毛巾擦汗，擦了脸、擦脖子又擦胳膊，擦个不停。她听到我进去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有气无力地说：“热死我了，今天怎么这样闷热，鬼天气，你们该通冷风就通冷风吧。”
江青能说出这样的话，看起来是理屈了，但是，她对那件事还是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我再次感到伴君如伴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