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最新解密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那年的中秋节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比较方便，只要是毛主席不是睡觉，不是接见外宾，不是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她与毛主席的旧居丰泽园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没有出乎我的预料，当我将主席的指示报告她时，她果然发了大脾气。
“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
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年3月21日，我们七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在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他那天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年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八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