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0日，陆军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16日，毛泽东、林彪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毛泽东的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有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22日，华北会议召开，揭发批判陈伯达，株连李雪峰、郑维山。那天散会以后，江青回到钓鱼台10号楼住地，我看到她少见地高兴。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三十八军的报告来得很及时，他们在揭批陈伯达这个大骗子的问题上是立了功的，咱们10楼的同志应该向他们那样揭批陈伯达一类骗子，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143人参加，从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人参加了华北会议。在此期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没有批陈伯达。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请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20日，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被迫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检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江青看了毛泽东的批示以后，打铃叫我到她的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你看过主席的批示了没有？”我小心地回答：“什么批示？”江青说：“主席批评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批陈不积极、不主动。”我说：“我没有看，不知道。”她问：“你为什么不看？”我说：“以前，你曾指示我这个当秘书的：凡是中央领导的传阅件、中央委员和知名人士写给你的信或一般人写给你的亲启信，不许我拆阅，所以，我没有看主席的指示。”江青笑着说：“对对，你还是守纪律的，这一点，你表现得不错嘛，今天我批准你看一看。”说完，她把毛主席的批件递给我看，并说：“你就在我这儿看，不要拿走，我还要带到今天会上去呢。”我没有顾得上看军委办事组的检讨报告，只看了毛主席的批示，很快就看完了。我看完以后，当我还给她的时候，特别怕她叫我谈谈看了以后的感想。不是我不会谈，而是不知如何谈。因为江青那天高兴，所以没有故意为难我。她把文件接过去，用右手掂了几下，开口说：“我今天不为难你了，不问你什么了，他们还在职，你也不好说什么，你看了以后知道就行了，不要外传，现在还是保密阶段。主席英明啊，洞察秋毫，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在想什么，有什么顾虑。”她一边往信封里装文件，一边自言自语：“外因是条件，内因才能起作用。主席和我对他们的批评帮助只是外因，还得看他们自己的表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