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林彪之间也有矛盾，并不是铁板一块。
我刚刚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林彪和江青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电话来往不少。那时，相互打电话，有时有电话记录，有时没有电话记录。有电话记录时，江青看完，有时叫我立即烧掉，有时对我不放心，她自己亲自烧掉。看来，那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深。
1969年2月份，江青突然怀疑在11号楼有人安装了窃听器，叫人对楼内各个角落进行了详细检查。彻底清查后没有发现问题，江青还是不放心，于是，她就搬到了10号楼居住和办公。从此以后，她叫我把她和毛家湾之间的来往电话内容统统地详细笔录下来，并一份不丢地保存下来。
当时，我对江青保存电话记录的用意并不清楚，心里常犯嘀咕：保存这些东西干什么？增加多么大的工作量，几分钟能办完的事，记来写去的，没有半个小时办不完。但是，作为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有条规矩：“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
有一天，江青向我说明白了。她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江青怕我前几天保存电话记录的事办不好，又一次强调说：“从今天起，他们来的电话内容，你给我详细记录下来，我看了以后，你要妥善地给我保存起来。我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回电话的时候，事先，我说你记，记录由我过目审改后，再打电话，这种记录也要保存好，否则，将来说不清楚。我和主席、总理和东兴同志的来往电话不必记录。”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江青到外地乘坐飞机，只是叫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胡萍陪同，其目的是保证飞机的安全。二中全会以后，江青又多了一个心眼，外出乘飞机时，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后来，除了吴法宪以外，又把李作鹏拉上，两员大将陪同。江青的话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她说：“乘坐飞机危险性很大，我和吴法宪、李作鹏坐一架飞机就比较安全。”
我认为江青当时说的话里有话，这就是说，如果他们在飞行安全上搞鬼的话，出了问题就同归于尽。搭上一个够本，搭上两个赚一个。
1970年11月，江青想到海南岛去休息，但是，又怕外出乘飞机不安全，于是，就把叶群请到钓鱼台10号楼，与她商量如何去法。
她谈话时，我到大客厅送给江青一份限时阅批的特急件，听到叶群对江青说：“你如果认为乘坐飞机不安全的话，就叫吴胖子（指吴法宪）陪你一起去。”
江青高兴地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正是这个意思，请你通知他准备飞机，出了问题你也有责任。”
叶群一边点头一边说：“那是，那是。”叶群还说：“吴胖子还是很听话的，对江青同志是忠于的，陪你一起去，林彪同志也？放心。”
1969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此后不久的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名单的顺序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画，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
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我，我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散落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说：“你看，你看！”
我不知道她叫我看什么，捡起它，拿着发愣。
她急了，从我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我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人民大会堂。
我了解到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而去。在路上她一句话也没有说，闭着眼睛，噘着嘴，喘着粗气，一脸的不高兴。护士周淑英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们俩心照不宣，意思是说江青不高兴，咱们今天可要小心点，加倍小心点。
江青到了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叶群早有了准备，便出来热情迎接。
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便皮笑肉不笑地说：“江青同志，欢迎你。”随即伸手准备和江青相握。
江青真不给面子，手连抬都没有抬，拂袖昂头而进，弄得叶群相当尴尬。
江青进去以后，我、警卫员和护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等候。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江青高兴地从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