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江青对我们说，她研究过面相学、骨相学，会给人相面。
那段时间，我发现江青老是盯着工作人员的脸，全神贯注，有时一看就是好几分钟，弄得工作人员浑身不自在，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给人相面，她想通过工作人员的各种表情判断他们是不是“特务”、“内奸”、“坐探”，等等。
江青使用相面术或不使用相面术是有时机的，她高兴的时候不给人相面，不高兴的时候主动给人相面。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很少，不高兴的时候极多，因此，无辜的好人吃江青相面术之苦的也就多了。
1968年11月间，江青患病，感冒发烧，护士忙不过来，江青提议调一名女服务员帮助护士工作。组织上经过认真挑选，严格的政治审查，从人民大会堂选了一位忠诚老实、工作踏实、任劳任怨、为人热情的女服务员，叫公茂香。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脾气古怪、难以伺候，均怕和江青接触，尽量躲着她，江青在大会堂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寂静。小公调到江青处以后，好心的老同志告诉她：江青在楼房内怕见生人，一见到生人就心情紧张，出虚汗。你见到江青能避开就避一避，实在躲不开了就大大方方地站在原地，别紧张，更不能跑开。她不问话，你千万不要吭声。你为了避免或减少和江青碰面，在她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再到她的办公室和卧室打扫卫生、收拾换下来的衣服，平时在附属房间洗熨衣服，打打零杂。
开始一周的时间小公注意得不错，没有和江青碰上面，可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哪能永远避得开，时间长了也就难免和江青碰面了。
江青的病好了，有一天下午，她到户外散步，小公立即到江青的卧室、办公室打扫卫生。她怕江青散步回来碰上面，搞完卫生赶紧往楼下走。真是无巧不成书，因为那天户外有一点风，江青刚到外边就喊有风，走了没有几步，就往回走。小公正在往楼下走，江青恰巧从户外散步回来上楼，一边走一边埋怨警卫员向她报告的风向不准确，散步时被风吹着了。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一个陌生人站在楼梯的左侧，这时，江青显得神情紧张，用眼睛斜瞅了小公一眼，她没有吭声，继续上楼。小公也没有说话，等江青走过去，才蹑手蹑脚走下楼。
小公走下楼来，吓得脸都发白了，捂着胸口，小声对我说：“吓死我了。”
江青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打铃叫我。
我一进她的办公室，她就厉声厉色地问我：“小杨，刚才我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是谁？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边问，一边拿起一块大毛巾使劲擦头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你刚才碰见的那位女同志姓公，叫公茂香，是组织上根据你的意见从人民大会堂选调来的，为你服务的。她调来之前，我曾经向你报告过她的情况，你工作忙可能想不起来了。”我赶紧向江青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会相面，我看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肯定是个坐探，不然为什么那样紧张？作贼心虚嘛！”
我听了江青对小公下的结论，吓了一身冷汗，极力向江青解释说：“据组织上介绍，这位同志对党忠诚老实，政治可靠，是党的九大代表，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她年纪小，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才紧张的。”
江青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就大发起火来，她说：“你还解释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会相面，凭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灵感，我的基本看法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错。你说她不是坐探是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你为什么袒护她，为她说好话？你和她是什么关系？你再为她解释什么，我就说你和她是一伙的！你和她一起滚蛋！”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今天叫她立即滚蛋，我要派人对她进行调查，如果她和你有什么关系，就连你一块端！”
看来越解释越糟糕，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叫小公回大会堂了。经报告组织同意，小公又回了大会堂。
我想，小公回到大会堂也就万事大吉了，可事实不是这样，这时江青让她的亲信，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的一位副组长，进行调查。江青的这名亲信，对江青的指示心领神会，为了讨好效忠江青，不顾别人的死活，不顾事实，整理了一份黑材料，他个人证明小公“的确是一个坐探”。那份材料送到江青那里以后没有几天，人们在人民大会堂再也见不到小公了。
后来我听说小公被赶到山东省她的原籍去了。
1971年夏天，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在青岛休息的时候，有一天，从海上游泳上岸以后，正在海滩上晒阳光，发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他长得很黑，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神情不定，鬼鬼祟祟，很可疑。我会相面，我发现那个人是在监视我，时刻在窥探我在青岛的行动；他肯定是个坏人，是搞特工的。请总理查处，并将查处的情况告我。”
我把江青的原话用电话转告总理以后，总理问：“她到青岛又发现了什么？她说人家是坏人有什么根据吗？用相面的办法来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没有什么把握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总理要我谈看法，我也就直说了，我说：“江青在青岛休息期间，当地的党、政、军各部门对江青的安全保卫、服务等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警卫部署十分严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现象，我认为是不会有什么特务潜伏到江青身边的。我的看法是一种分析，供总理考虑，也可能我的分析不对。”
总理说：“银禄同志，你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你能向她解释清楚吗？这样吧，我派人查一查，由我负责向她解释，你告诉她，我组织人调查，她说的那个人的情况会搞清楚的。”
过了两三天以后，总理打电话给我，总理说：“请你转告江青同志，她指的海滩上的那位军人，我查到了并了解了那位同志的情况，那位同志是搞警卫工作的，他是专门负责江青安全的，当地驻军的政治部门证明他政治上是可靠的，没有任何问题，请江青同志放心。”
我把总理来电话的记录递给江青看，她看了以后说：“哼，难道我相面会相错了？我的直觉那个人就是坏人，既然总理保证那个人没有问题，暂时就这样算了，将来发现那个人真的有问题该由谁负责，谁负责就是了。”
江青给别人相面的另一个时机是在中央内部出了问题，疑心之盛的时候。
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以后，有一天晚上，中央领导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江青对总理说：“总理呀，我建议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我会相面，他们的问题可不小。”
洪民、曹家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著名牙科医生，给江青治疗过牙齿。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以后，江青认为？三〇一医院是总后勤部原部长邱会作领导的，认定“三〇一，一定有妖”。她说：“洪民、曹家信给我治牙时，我觉得疼痛，他们是奉了邱会作的旨意，利用给我治牙的机会有意害我，他们俩就是三〇一的‘妖’。他们给我治牙的时候，精神紧张，手发抖。我会相面，他们是作贼心虚呀！”
杨洪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九医院的政治处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颐和园支左。江青到颐和园游玩时，杨洪喜负责江青的接待和警卫工作。江青认为，三〇九医院也是邱会作领导的，怀疑杨洪喜也是邱会作的人。江青说：“我第一次到颐和园的时候，杨洪喜表现很拘谨；第二次去，他表现不在乎；最后一次去，他表现精神紧张。为什么对我熟了，反而紧张了，很不正常。我会相面，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江青总是把人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看成是个人关系，把个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看成是不正常关系。
江青对周总理说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但是，她并没有讲为什么抓人，说完站起来拂袖而去了。江青走了以后，总理把我叫过去，耐心地问我：“银禄同志，刚才江青同志提到的洪民、曹家信、杨洪喜三个人，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洪民、曹家信是三〇一医院的牙科医生，杨洪喜是颐和园的负责人。”
“江青同志说要把他们抓起来，你晓得不晓得她有什么证据？你听没有听过江青对他们有什么说法，也就是说江青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总理很严肃地问我。
“江青同志有没有关于他们所谓问题的材料，我不清楚，反正我没有看到过。江青同志对我说过三〇一医院和三〇九医院是邱会作领导的，三〇一有‘妖’，洪民、曹家信奉了邱会作的旨意有意害她，怀疑杨洪喜是邱会作的人。她是凭相面想出来的。她觉得他们见到她的时候精神紧张，就感觉他们有问题。”
总理听了我的解释以后，很生气地说：“没有证据凭什么抓人，这还有党纪国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