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
访问非洲回来，陈毅又要参加即将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又有重担在身，陈毅受命之余，不免要多斟酌，细思量。
9年前，在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意义和影响随着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变得巨大而深远。这几年间，亚非国家间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中印发生了边界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发生了武装冲突……一系列挑拨、分化和争议，给亚非团结带来了阴影。
陈毅感到，这次筹备会不会是简单地就时间、地点问题达成协议即可。他想起总理的提醒：苏联曾说它的亚洲加盟共和国可以参加亚非会议。莫非这会是这次筹备会的障碍？
总理和陈毅的预感被应验了。在筹备会上，印度代表提出：苏联有很大一部分领土在亚洲，因此它是一个亚洲国家，应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有人迫于苏联的压力而默守中立，陈毅当时就声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
为什么呢？陈毅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一篇论据充足、雄辩有力的讲话：
“苏联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地理常识问题。苏联自己也从未以一个亚洲国家自居，在联合国中也从未参加过亚非集团的活动，为什么偏偏在这时提出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给大会造成争执和分歧呢？”
“中国反对邀请苏联，是为了维护万隆精神，维护亚非会议的原则，如果屈从于某些大国的压力而放弃原则，将会使我们亚非会议蒙受耻辱！”
这一番慷慨陈言很有说服力，很多代表当场表示支持中国意见，而印度代表也越发激动地力争。到了那天下午6点，由阿富汗等6国代表组成的小组会宣布达成协议：将邀请苏联参加的问题推迟讨论，提交给明年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首脑会议作出决定。陈毅感到，问题复杂化了。如果筹备会以这样一纸决议宣告结束，在陈毅看来无异于一次大失败。但现在离会议最后结束不过几小时，该怎么办呢？
“奇正相生神莫测，一着风云又变色”，这次，陈毅又凭着他的勇气，耐心和智慧力挽狂澜。一方面，他建议大会主席将6国小组会扩大为12国，补充了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几内亚等6国代表参加；一方面他利用会议间歇时间积极宣传解释，使许多国家的态度由暧昧趋向明朗，由默守中立转向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
在夜里十点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便形成这样一个局面：除了印度、锡兰坚持邀请苏联之外，小组会中其他十国均不同意邀请苏联。印度进退维谷，相当孤立，它会孤注一掷以退会相要挟吗？
陈毅发言了：“我们不能允许把亚非国家的利益出卖给某个大国，但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论，我们还是要照顾亚非团结的大局，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的。”印度代表闻此言，松了一口气。最后，经陈毅建议，在筹备会最后公报中写道：关于邀请苏联问题和提交首脑会议问题，“没有得出一致意见”。根据国际会议的惯例和万隆会议协商一致的原则，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最终否决了印度代表的提案。
数天的波折、辩论、斗争，取得这样的协议，真不容易啊！《人民日报》为万隆会议9周年发表的社论中说：“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以它杰出的成就，给这个反帝节日增添了光彩，这是万隆精神的伟大胜利，也是亚非团结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然而，围绕着亚非会议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动荡的全球局势在亚非团结事业内部也播下了分化和动乱的种子。关山险阻，风雨无常，等待陈毅的，并不永远是丽日、鲜花和凯旋。
早在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上，就已确定将于1965年6月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现在，到了“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时节，总理、陈毅和代表团成员作了充分准备后，登上了西行的飞机，准备先到开罗停留访问，然后飞往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
飞机行进在去往开罗的航线上。就在此时，总理、陈毅收到开罗陈家康大使发来的急电，出了什么事？原来几小时以前，亚非会议的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场政变，前政府领导人本贝拉被捕，由布迈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已掌握了首都阿尔及尔的局势。
这一来，如晴空中雷声乍起，风云突变。亚非会议还开不开？局势骤然间变得复杂而紧迫了。
总理、陈毅在开罗停留了三天。三天里，他们同阿联领导人就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磋商和会谈。也在这三天里，阿尔及尔不断传来布迈丁政府对亚非会议表示积极支持的消息，因为新政权一上台，首先关心的是政治上得到各国的承认，因而布迈丁积极承担东道国的义务，力主如期开会。在这种情况下，陈毅也率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阿尔及尔。
各国代表团也陆续抵达阿尔及尔，但许多政府首脑出于对阿尔及利亚前领导人本贝拉的友好关系，反对立即承认新政权和如期召开会议，非洲的13个英联邦国家就发出了这种呼吁。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亚非团结，陈毅一方面满腔热情地向布迈丁新政权表示了支持，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向各国代表团做工作。尽管他知道由于美国的阻挠，苏联的插手，亚非国家对会议的要求和想法不尽相同，但他仍以忘我的热忱全力以赴。当他得知英联邦13国再次呼吁延期开会，而东道国的态度又发生变化时，他及时调整了方针，向其他代表团表明了考虑延期开会的意见。
离预定的外长会议日期只有一天了，陈毅更加争分夺秒地工作。然而就在那天晚上，在次日将要开会的“松树俱乐部”会议大厦里，轰然一声巨响，刹那墙倒屋斜，砖瓦飞迸，烟雾弥漫，两名正在会场安装机器的我新华社工作人员受伤。这一爆炸，使与会代表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形势急转直下。那夜，陈毅彻夜未眠，在他脑中闪过的，是政变、会议、炸弹……
第二天一早，陈毅向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鉴于目前形势和会场发生的爆炸事请东道国采取主动，与各国外长团体协商后，发表公报推迟会议。经过紧张磋商和交换意见，到了中午12时半终于达成协议：取消原定的外长会议，并立即召开常设委员会会议，商定亚非会议的延期问题。
也许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磋商探讨中，中国就看出：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亚非国家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中国没参加3个月后强行召开的又一次外长会议。果不其然，那次会议的结果是使会期成了“不定期延期”。因而第二次亚非会议宣告“流产”。
回顾几年的会议筹备过程，陈毅觉得真可用上“曲折坎坷”四字。虽然会议最后“流产”了，但这全部过程并不因此失去其意义。它使中国政府支持亚非团结的坚定立场和顾全大局的一贯态度，得以再次告白于天下。同样，陈毅元帅于风云变幻前从容不迫成竹在胸的风采和气度，也在这起起落落间淋漓挥洒了一回。
2.冒着炮火访河内
1965年，真可谓是个“多事之秋”。第二次亚非会议开不成了，而在这之前，中苏关系又经波折，紧接着越南形势又趋紧张。如陈毅这般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日子过得都不轻松。
1965年前后，越南战场上的形势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美国在越南采取了战争“升级”的行动，战火向北方蔓延，仗越打越大。美国还扬言：若越南不肯和谈，战争还要扩大，甚至把中国也卷进去。在整个1965年，越南战争成了世界局势中最紧要、也最具危险性的问题。这当头，中国的外长陈毅当然不会悠闲。
3月，陈毅对尼泊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在会谈中，三国首脑均表示对越战局势充满忧虑，提出要中国去劝一劝越南人，不要诉诸武力，而要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陈毅如此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把中国的影响估计过大了。是和是战，只有越南人民特别是越南南方人民来决定，因为它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嘛。我们的态度，是无条件地支持和援助越南抗击美国的侵略，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但不能去干涉人家。”
“越南这个国家，有六七十年亡了国，好容易争得了北部的胜利，南方打了20年，好容易开始有了胜利的希望。在这样的时候，对他们祖国的统一和彻底解放，人民几十年的牺牲，我们只有同情，怎么能够随便泼冷水呢？我认为目前惟一的办法，是希望你们去劝劝美国人，早日从越南撤走。”
这一番表明中国慎重考虑和选择的话，令三国首脑听了之后点头叹服。
这年春天，正当B—52重型轰炸机对越南河内、海防等北方城市大举轰炸之时，周恩来、陈毅来到了炮声不绝的河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弹火之中，亲自与越南领导人商量安排援越物资的品类、数量、运输、供应等问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同时发生于莫斯科红场上的暴力事件：苏联当局出动了军警，残酷镇压亚非拉留苏学生，原因只是学生们进行了支援越南、反对美帝的示威游行。
“乡邻有火，要披发缨冠而往救之。乡邻有火，我们站在侧边不救，那我们岂不变成赫鲁晓夫了，和‘蒋委员长’的那个国家差不多了？”5月4日，陈毅在向云南省的干部谈越南局势时这样说道。
5月，美国在越南的兵力由5万增至7万，另一方面又扩大轰炸。眼看着战争“逐步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中国担心。
有几位在这时候来到北京的客人，一看到北京街景平静一如往常，都很奇怪。他们见了陈毅便问：“北京怎么丝毫感不到要打仗的气氛呢？”
陈毅忍不住笑道：“我们慌什么？用不着慌，早已准备好了。美国人要在西南打，西南就给他打，他要到北方打，就北方给他打，只怕他是进来容易，出去难噢！”
陈毅的这份豪迈气概和从容气度，令远来的客人不禁竖起了大拇指：“中国人民真有了不起的勇气！”
3.穿梭亚非拉
这一年对陈毅来说是极其繁忙的。7月到9月，他几乎是不间断地连访了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和阿富汗七国。一路上所见所闻，与一年前他同总理访问非洲时相比，又有新的变化。其中，有十分喜人的情景，但更多目睹的是这个世界动荡和变乱的局面。
访问印尼之后仅仅一个月，印尼就发生了“九·三〇”事件，苏加诺总统遭软禁。
到巴基斯坦时，恰逢印巴冲突加剧。进攻的印军离拉合尔城已不到4公里的路程，陈毅在卡拉奇也能感到空气中的火药味。
离开大马士革，本来准备在伊拉克稍停，给飞机加油，但不料伊拉克发生政变，机场关闭，只有绕道阿富汗坎大哈机场回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耳闻目睹这一切，陈毅感叹：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各种矛盾、各种力量在较量、挤压，此消彼长，你死我活。而在这险恶的形势中，中国又成为受压最重的地区：美国在侵越战场上不断增兵、轰炸，战火一步步向中国逼近；苏联在北方剑拔弩张；亚非团结又一时陷入僵局……此时此刻，中国人民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气魄呢？世界似乎不能不关注中国面临危急时的反应，他们很想听听中国的声音。
4.中国外长的第一次记者会
1965年9月末，隐居海外多年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港澳及各国各报记者蜂拥而来。李宗仁先生畅谈了回国后的诸般感受，并挚言劝告各界爱国人士相率来归，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世界各大报第二天便刊出了李宗仁先生的谈话。但记者们并不满足，他们提出：希望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给我们解答一系列国际问题。出乎记者们意料，外交部新闻司同意了这一请求，决定召开一次大规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来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们喜出望外，一时在京新闻界目光皆聚于9月29日下午的那场记者招待会。
这是建国以来中共和国家领导同志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外交部公布这一消息时，陈毅还在三千里之外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乘船穿越三峡呢。他回到北京时，已是9月28日下午。当他被告知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三点整时，他笑着对秘书说：“好嘛，这是个大节目啊！”
记者招待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近三百名中外记者会集于此。临3时许，耀眼的镁光灯突然大放光明，中外记者蜂拥上前，抢占有利的摄影角度——陈毅在外交部、中宣部和新闻单位负责人的陪同下，面带笑容，缓步走进大厅。他身穿浅灰中山装，戴着墨镜，步履沉稳，记者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在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陈毅话锋一转，笑眯眯地说：“各国记者阁下可要警惕啊！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洗脑筋’”场内哄笑顿起，因为“洗脑”一词是西方报刊经常诬蔑新中国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的专用词，陈毅在这里信手拈来，轻松加以回敬，寓庄于谐，真可谓别开生面。当会场安静下来后，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宣布：招待会正式开始，记者们可以即席提问了。
第一个问题是越南通讯社驻北京记者提出的：“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兵力增到13万，在战场上使用了各种新式武器，并且不断升级，你对美国这种作法有何评论？”
对这个问题，陈毅回答得直截了当：
“越南人民打败了美帝的特种战争，这就是最好的回答，最好的评论。”“这一点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问题是美国是侵略者，它虽然拥有不小的军事力量，但是分布在全世界，因此能使用到越南的兵力无论如何是有限的，这样，它在越南就处于劣势。越南是一个小国，但他们在进行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全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就处于优势。”说到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陈毅常引用的“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的哲理——美国侵略者力量分散，分兵把口，结果是一个“跳蚤”也按不住。最后，陈毅挥着有力的手臂，加强了语气说：“有人说，美国的力量还没有用完。我说，越南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用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用完，怎么能只看到美国的力量呢？”
中国成为核国家后，备受世界瞩目。日本记者显然企望陈毅能有所披露中国核武器的发展状况。他们询问得很具体：“中国何时爆炸第三颗原子弹？”
对这一敏感问题，陈毅以他的风趣作了独特的回答：“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你们等着看公报好了。”全场大笑，中国外长的妙语谐趣把整个气氛都活跃起来了。
接着，陈毅又阐述了我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有关政策：“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是为了自卫。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这无疑是我党和国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一篇公开声明。对于深受原子弹危害的日本人民来说，这项声明就是一种保障，一种慰藉。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准备同任何发展中国家分享核知识？
陈毅认为，“原子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技术，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只要努力，完全可以掌握。”他还趁机点明了毛主席的一个观点：“中国希望亚非国家自己能制造原子弹，多有几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更好。”这是大长发展中国家人民志气的发言。谁人不知，一两个核武器大国，以为万般皆下品惟有核武器高，因而他们挥舞着核武器对中小国家进行核讹诈。而一旦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打破核垄断，自己掌握原子武器时，核霸王就只能向隅而泣了。
也许是因为数日前李宗仁先生的回归吧，日本记者问到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与会者均很感兴趣的问题。陈毅这次回答得很简短，明确爽利，但又意味深长：“新中国就是以共产党为首的、包括八个民主党派合作的局面。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参加这个合作。我们也欢迎蒋介石、蒋经国能像李宗仁先生这样参加这个合作，欢迎台湾和台湾的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怀抱，参加这个合作。”这次记者招待会的高潮，是陈毅针对当时的国际斗争现状，即兴发挥了一段话。他以豪迈的气势回答了国际反动势力的挑战，并引用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被人转引的名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问题的提起是这样的。香港几家报纸的记者提出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陈毅在回答了这一问题之后，针对当时赫鲁晓夫所谓中国自己不解放香港和澳门，而让亚洲人非洲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让他们为中国做火中取栗的反动宣传，义正辞严地宣告，“这是恶意的挑拨。赫鲁晓夫想指挥中国的政策。我们回答说，中国的政策要由中国决定，不能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决定。”接着，陈毅同志激昂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外国记者急忙走出会场，抢先向全世界播发陈毅代表中国人民的气势磅礴的宣告。
香港《成报》对此评论：“陈毅此番话，显然是直接向美国挑战。……这种挑战，可谓前所未有。陈毅的谈话不会挑起战争，他只不过说明中共有胆量面对多面的敌人而已。”此外，陈毅还在招待会上谈了中印边界问题、印巴冲突、第二次亚非会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日关系、中蒙边界等问题。
陈毅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席答话，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一时八方惊动。许多国外报刊把它列为头条新闻，又据报道，“美国政府当局正在认真研究中国外长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日本的大报《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陈毅“阐明了西方想了解的中国当前的外交政策”，“他所谈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重要的。”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要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着重回答这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谈何容易？然而，我们的陈毅外长坚定而灵活地贯彻了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他拿捏分寸之准、答问水平之高令人叹服，他那股“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豪迈气势更是令人难忘。当时的国际新闻界，以为陈毅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相当轰动了世界”（日本广播协会电台），是一次“热情奔放的接见”（英国《每日快报》），“具有巨大的逼人力量”（日本《朝日新闻》），“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法国前总理富尔）。而外国的驻京记者“一致认为陈毅此次讲话是他们在职业生活中所经历的最激昂的讲话。”这是何等赞誉啊！这足以证明在外交舞台上，陈毅也是一位囊括国际风云、能攻善守的外交家。
1965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16个年头，也是一个风雨飒飒的多事之秋。也许，正是在这莫测变幻的风云险境中，世界才能更清楚地看见中国元帅、中国人民坚强无畏豪迈乐观的英雄本色。正是应验了那句古语：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