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章文晋不应跳槽”
章文晋经常说：“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在他半个世纪的外交事业中，他始终跟随着周恩来，奉总理为楷模。周恩来细致、亲切的关怀和严厉的教诲真是章文晋不断进步的动力。
周恩来的工作风格细致、严格而又充满人情味和关怀。从一开始，章文晋就从中获益匪浅。在重庆时期，有一次章文晋起草了一份抨击国民党的发言稿。周恩来看了之后，微微地摇了摇头，他放下稿子，对章文晋说：“一个射手的好坏，不在于他一下子能打出多少发子弹，而在于他是否能一枪就命中靶心……”章文晋听出了这个比喻中对自己的批评。回去后，他重新修改了文稿，抓住了关键，突出了重点，简洁了内容。等他再次把稿子放在周恩来桌上时，周恩来爽朗地笑着夸奖道：“好！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人才。”
章文晋的外交才华是出类拔萃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外交部调兵遣将，精心准备。为了考察挑选人员，部里专门举行了一次英语考试，分别考査口语和笔译两个方面的能力。结果，章文晋以总分第一荣登榜首。章文晋的英语夹杂着德国口音，但这非但不影响他的成绩，反而听起来别具风格。章文晋的外语功底确实不同寻常，直到20年后仍雄风不减当年。基辛格在与章文晋几次会谈之后，不得不翘起大拇指说：“你的英语和德语都比我强。”要知道，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国，长大在美国的。
除了外语，章文晋的文字功底、政策水平在外交部也十分出色。周恩来十分器重章文晋的才能，曾经嘱咐当时的第一副部长章汉夫：“第一亚洲司文件须经章文晋之手，部里转报文件须经章汉夫阅批，始可上报中央。”那时候，章文晋与资深外交家章汉夫、才子乔冠华并称“二章一乔”，在部里是人所尽知。陈毅老总也十分欣赏章文晋的才能，经常戏誉为“秀才”。
不过，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细致教导、精心栽培，章文晋这个“秀才”恐怕只能是只“秀”不才而已。甚至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教导，章文晋这个“秀才”早就从外交队伍中“跳了槽”。
建国初期，新中国各条战线都百废待兴，各方面都急需人才。章文晋在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工作。外事处有一辆美国人丢下的“老爷车”，又勾起了章文晋的汽车瘾。章文晋在清华大学本来专业就是机械，毕业之后又在贵阳摆弄过几年的汽车，汽车本来就是他的梦想和志向。这回这辆“老爷车”虽然破了一点，却成了他的宝贝。每逢周末，他就和司机趴在车底下，捣鼓个没完，雷打不动，一身油泥也不介意。天津市市长黄敬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挂在了心上。不久，机会来了。1952年8月，黄敬调任新组建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掌管新中国刚刚起步的汽车工业。当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刚刚兴建，蓝图方展，人才急需。黄敬马上想到了章文晋，便伸出了欢迎的手。章文晋此时心里也直痒痒，这一邀请，他就挡不住诱惑了，决定要“跳槽”了。
这下急坏了周恩来！那时正是他调集各路人马充实外交队伍的时候，却不料“后院”起了火！周恩来知道，章文晋的才干不在汽车而在外交，长春不是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一天晚上，周恩来把章文晋叫到中南海西花厅。那一夜，周恩来与章文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从天下大势到新中国的外交，从工作的需要到个人的素质特长。周恩来寓理于情，循循善诱，字字句句都抓住了文晋的心。末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还是安心工作吧。”
从周恩来眼中流露出的真诚、温和、安详与期望令章文晋一辈子都忘不了！多少年过去了，直到去世前夕，那一夜的长谈依然时时浮现在章文晋的眼前，清晰如故！
2.外交工作，多听少说
章文晋安心地留在了外交战线。他一直庆幸自己的选择：“这样，我才幸运地有更多的时间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机会参与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
但是，与周恩来一起工作，更多的不是荣耀，而是一种压力和责任。周恩来的工作用一丝不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要求他的部下和同伴。章文晋在跟随周恩来的工作历程中，深深受到了熏陶。
在与马歇尔谈判时期，有一次，章文晋不小心把一份会谈备忘录遗落在休息室里。直到临走时，经周恩来的提醒，章文晋才把它找了回来。周恩来首先作了自我批评：“我的年纪比你大些，也比你有经验，我应该事先提醒你。”然后，他严肃地对章文晋提出了批评。
日内瓦谈判期间，章文晋是翻译组的负责人。一次，一篇发回国内的外国通讯稿的译文出了差错。周恩来立即把章文晋找来，十分严肃地指出：“这是对大事不负责任的态度！”
有过多次这样的教训，章文晋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曾经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的裴默农回忆章文晋时说：“一次，周总理深夜召见，我随文晋同志赴中南海西花厅。途中文晋同志喃喃自语：“多听少说，多听少说。”从这四个字中可以看出文晋同志学习周总理是多么细心，多么深沉。这四个字也蕴含着文晋同志的自重。”
章文晋在工作中养成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是他出色成就的根本保证。1960年，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出现争端。在中方的努力下，双方同意进行互换材料式的谈判。时任第一亚洲司司长的章文晋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在他的领导下，中方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
一俟谈判开始，中国方面立即出示了大量内容翔实、准备细致、考证严谨的证据和材料。包括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踏勘地图，清政府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三十年代上海《申报》上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中印边界线图，印度总理尼赫鲁著作中和印方不同时期出版物中标明的边界图，中国自清朝以来各代政府边境地区征税、驻军的文字记录……堆在谈判桌上的材料真可谓是“铁证如山”，令参加谈判的印方代表瞠目结舌。
虽然中印边界谈判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成效，但是章文晋带领同志们所做的工作，使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掌握了主动地位，在事实和证据方面压倒了对方。
3.在“三砸一烧”的岁月里
1966年，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风暴席卷了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和生活正常秩序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冲击。极左的口号盛行，极左的思想束缚了人民的头脑。在外交战线上，虽然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部长竭力维持了在总的方面的稳定，但也无法避免风暴的冲击。大批的驻外使节被召回“改造学习”，大批的高级干部和老同志被打倒。姬鹏飞、乔冠华被迫在王府井大街上发传单，章文晋也被召回下放到江西干校改造。
进入1967年后，运动的风潮进一步冲击外交部门，尤其在一小撮人的指使和挑拨下，局势日益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情绪中，群众在别有用心的阴谋分子的煽动下冲击了外交部大院，外交战线陷入了瘫痪。“文化大革命”极左风潮登峰造极的恶性事件是，红卫兵冲击并砸毁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砸一烧”事件。
“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的影响和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尤其体现在极左思潮的恶劣影响之上。1971年，英国驻华代办处被修复一新，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来到北京。周恩来指示当时任西欧美澳司司长的章文晋，务必向新任英国代办祝贺，并在适当的场合对“火烧”事件表示道歉。但章文晋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谭森转达中国政府的这一歉意。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严厉地批评了章文晋：“你受极左思潮的毒很深了！你不说，我只好自己说了。”
后来，周恩来在会见谭森时，公开表示了这一歉意：“英代办处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在百忙中，周总理还亲自承担了这一任务，这使章文晋感到万分的愧疚。
外交队伍的干部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为纲”，在外交业务上都荒废了很多。有一次周恩来召集高级干部讲解一份“外交部声明”，让章文晋念稿子。当章文晋念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纠集了20个国家，向秘书长递交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议案”时，周恩来打断了他，开始询问在座驻亚、欧、非、拉美各洲的大使和负责人：“你们这些大使们注意了没有？亚洲有几个国家参加？欧洲呢？大洋洲呢？非洲呢？拉美呢？……”
在座的同志大多都说“记不清了”、“说不上来”、“乱糟糟的，不记得”，或者就答错了。
周恩来大为震惊，十分严肃地说：“都没有看？我真有点恼火；你们回来学习，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也好嘛，考考你们……你们要学政治啊！”
章文晋继续念，念到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谈话，周恩来又问：“这个城是哪一个州的？”
答曰：“不记得”。
周恩来十分生气地说：“你们连世界地图都不记。送你们一本地图吧，不然你们自己不记，外交部得给你们搞地图书了吧。”
章文晋又念到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驱逐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周恩来插话问道：“现在承认我们国家的一共有六十几个？”
章文晋答道：“美国统计是六十七个。”
总理已经愤怒到了极点，用他极少用的严厉口吻说道：“你这个章文晋，查承认中国的有几个国家也要查美国的统计，你们自己都不清楚，还要查美国的统计！……我们的大使连这些数字都不清楚，这不行！我替你们呼吁搞一个表出来。另外，你们还要带一张世界地图出去，还有各种工具书、字典，要搞点带出去，不然连地理、历史都说不清。”
望着已经被过重的工作负担压得疲惫不堪的总理，望着他那削瘦的面容、那严厉的目光、那字字刻心的批评，章文晋和在场的所有同志都被震惊了——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自己竟不能为总理分忧，反而因为自己的疏忽给总理增加了如此多的负担，这简直就是一种罪过啊！作为中国的外交官，工作做到这种程度，还有何颜面面对总理呢？这一刻，是章文晋一生的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