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统治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1年5月16日政变到1963年10月“归还民政”；第二阶段从1963年10到1971年12月颁“国家保卫法”；第三阶段从1972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
在第一阶段，即军政府时期，如前所述，出于惩治腐败、社会邪恶和巩固政权两个目的，存在肆意逮捕和随便判刑的现象。但由于美国的压力，“革命”逐渐缓和而转入强调具体的社会管理。1963年10月“归还民政”的总统选举，没有李承晚时期那种贿赂、威胁选民、作弊等恶劣现象，被联合国的一位观察员称为“韩国15年历史上最诚实与平和的选举。”
在第二阶段（1964—1971年），韩国基本维持着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形式。尽管遇到反对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大学潮，朴正熙政权的统治还比较温和。朴正熙把他的“民主”称为“行政民主”或“管理民主化”。在这种体制下，允许对政府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进行公开讨论、批评，允许在报纸上揭露官场腐败现象。有权纠正政府的错误，“有权发牢骚”。韩国的报纸和出版社都是私营企业，有的同某个政党联系，有的依赖某大企业集团。这种同西方类似的新闻出版管理方式，使专制体制下有一些言论的渠道。比如，1966年一个经济学家曾列举了朴正熙第一个五年的五大恶果：通货膨胀加剧；中小企业凋蔽；农业经济越来越糟；贫富差距拉大；失业增加。唯一的优点是引进了外资。这样直率的批评是常见的。在韩日关系正常化时，一些报纸更是把朴正熙、金钟泌骂为“卖国”。政治反对党和社会舆论的一定监督作用，为其政治体制增加了弹性，使政府能够较多地掌握社会的真实信息。
当然，60年代的民主是有限度的。朴正熙对政党政治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出于军人政权的非政治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因为儒教社会的特殊背景。儒教国家政治权力控制、剥夺经济的传统和慑服于权威的社会价值观念，使人们都盯着政治权力，从而造成不可遏止的权力争夺的“政治漩涡”。这种权力斗争的“漩涡”在新的历史时期很容易地以政党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使社会陷入无秩序状态。张勉的失败是一次难忘的教训。在对待政党活动上，朴正熙显然是因噎废食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强制地把社会精力都集中在经济上，不给政党组织的发展提供机会。“无论是他自已的民主共和党或是反对党新民党，都没有得到机会发展出一个领导机构或培植出支持的基础。”60年代的所谓“管理民主化”，形式上保留着三权分立，实质上是一人排斥政治参与的专制政体。
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以“来自北方的南侵威胁”为借口，解散国会，实行紧急戒严。并于11月推出“宪法修正案”，即“维新宪法”。“维新宪法”大大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它将总统任期改为6年，取消了限制连任的条款；在国会之外，另设一个“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总统任会长；总统改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国会议员的1/3由总统提名，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另2/3由选民选举。
这次宪法修改，使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并集中在总统一人身上。虽然1962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总统权力很大，但只限于行政分支，现在又进一步扩大：总统“作为国家领导，如果必要，可以主宰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个分支。”该宪法修正草案的第53条还规定：“当国家遇到灾害或大的经济、财政危机时，以及国家安全或人民安全及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或面临威胁而需要采取迅速措施时，总统将有权在国家一切事务范围内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内务、外交、国防、经济、金融和司法屯务。”
10月以来发生的这些变化叫做“十月维新”，在维新宪法下的体制称为“维新体制”，从1972年10月宣布戒严起，朴正熙基本上回到了第一阶段的军事专制。在“维新体制”下，罢工、罢市、游行都是非法；在新闻出版方面也加强了控制，攻击总统是非法的，禁止讨论南北统一问题。
对朴正熙在70年代又回到专制或“威权主义”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是，朴正熙在1971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只以微弱的多数票战胜新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金大中，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因此走向专制；第二种解释是激进依附论者的观点，主要以日本和韩国的一些激进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朴正熙在1972年走向“威权主义”，是由于对日本的依附，朴政权同日本的跨国公司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经济发展的果实为日本跨国公司所得；为了维持同跨国公司勾结的环境，所以走向“威权主义”；第三种解释比较普遍，即认为韩国70年代初又重新回到“威权主义”主要是因为当时中美关系改善造成世界格局变化。这也是朴正熙本人的解释。他在推行“维新体制”时，一再宣扬基辛格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所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宣扬韩国面临朝鲜北方和苏联、中国的武力威胁。
70年代初，不仅朴正熙的权力受到威胁，他的经济政策也受到严重的挑战。朴正熙仿效明治发展模式，虽因经历了日本46年的殖民统治而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却是以“强制”为前提。儒教社会不易容忍贫富差别拉大，因而也不易接受政府扶植私营大企业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超出人们心理承受力的程度，1970年11月，一个年仅23岁的纺织男工全泰日为了呼吁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而自焚，这一事件引起大学生和教会的同情。汉城大学的学生立即成立了“人权保护大学生同盟”，从此各大学的学生游行不断，他们有组织地进行活动，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反对党新民党的领袖金大中把“实现全泰日精神”写进他的竞选誓言中。
金大中的政治纲领否定现行经济体制，提出“大众经济”的口号，要“在培养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实现分配平等和高生产率”。他的设想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嫁接在一起，搞“混合经济”，走一条折衷道路：
即反对高压的计划经济也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大众经济秩序。如果需要的话，通过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增加生产和充分的雇佣，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标准。
金大中提出的混合经济的道路，缺乏实践的基础。他的设想与印度尼赫鲁搞的“混合经济”相似，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却并不成功。但无论如何，金大中的政治纲领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具有进步性。因此，他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1971年4月27日总统选举，尽管朴正熙动用了行政力量，却只获得全部选票的51.2%，金大中获43.6%，朴正熙只领先金大中不到95万票。
总之，1971年—1972年走向强硬的威权专制，是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刺激了潜在的社会反抗力量而使现行秩序受到巨大威胁。“维新体制”的出现并不突然，这同朴正熙单一的经济目标和走专制的发展道路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他在1979年出版的《韩国的新生——一种发展模式》一书中，重新叙述了他在1961年已经成熟的思想。他认为，推行“维新体制”不仅是应付国际局势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是“一种发展模式”、“一种富有成效的政治风格。”但是，专制毕竟是不得人心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仅需要提高物质文明的水平，也需提高包括民主政治参与在内的精神文明水平。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建立同经济发展一样重要。朴正熙的“维新体制”虽然巩固了经济秩序从而使韩国在70年代获得更高的增长速度，却因为打击了民主运动而积怨甚多。并且，他的专制发展的思想为一批紧密追随者所信奉。1980年全斗焕上台，把朴正熙的专制更严酷地重演了一遍，进一步推迟了向民主国家过渡的时间。
（尹保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