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晚政权对韩国发展所作的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前面已提过的土地改革。李承晚的整个政治是失败的：他没有使新独立的韩国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相反，却把旧李朝的官僚体制与作风恢复起来。
从1948年当选第一任总统到1960年当选第四任总统的12年时间，李承晚始终不重视韩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在追求南北统一的目标。他的原则是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因为“单独建设朝鲜南部”会使他“心里难过”。在整个50年代，他不停地喊武装“北伐”、“北征”，不断地屠杀、镇压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把韩国变成国际意识形态尖锐对抗的过河卒子。直到年第四届总统大选之前，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奥利费建议他退职休息，85岁的李承晚回答说：“我必须留任，……谁，来领导战斗？我必须留任，我让我的人民选择。”
其实，对南北统一的追求、呼喊常常只是李承晚政权的一种表面现象。李承晚貌似在争取民族统一，整天地喊“北伐”、“统一”，却并非真的要去“北伐”。李承晚最清楚在短时期内统一朝鲜半岛是不可能的，美国决不会帮助他再次攻打朝鲜北方。作为韩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权力斗争是李承晚真正关注的问题。他当总统12年，几乎全部精力都用于同强大的反对党即金性洙的民主党周旋、斗争。
1948年的宪法是仿照德国的魏玛宪法制订的，总统的权力十分大。但李承晚这个李朝后裔仍觉得自己受到的制约太大，他很讨厌美国人强加给他的“民主政治”。在1950年以前，他一直反对政党政治，说政党政治不适合韩国国情。
1951年，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他组建了“自由党”。这是一个由青年团体发展起来的组织，它的上层是一些逢迎拍马的乌合之众。从此李承晚的自由党便和金性洙的民主党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民主党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而李承晚则完全依赖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和李朝历代国王都具备的挑动下属派性斗争的权术。李承晚在50年代，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制造分裂，使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当个人争斗和仇恨激化成各集团之间的冲突之后，他又公开地批评他们没有为民族的利益而联合起来。
利用“反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专制机器打击反对党的力量，是李承晚权力斗争的又一手段。他“反共”的所作所为，许多都是权力斗争。在美军占领时期，共产主义力量的革命斗争比较活跃，1948年10年19日至31日爆发的、以后的总统朴正熙也卷进去的“丽顺叛乱”，造成1200多人死亡。89710人被捕。1949年12月1日，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为李承晚迫害共产党、左派以及打击左派反对党提供了法律依据。15万“左派分子”被他剥夺政治活动的权力。1952年李承晚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快满时，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国会准备拒绝再次选他为总统。他把国会选举总统改为普选。在遭到国会强烈反对时，他利用战争期间肃共为借口，在5月27日将50余个反对他这一提案的议员逮捕。
李承晚同政治反对党的权力斗争一直持续到他垮台。“这个斗争采取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程度和规模，但他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权力，它意味着自己利益的扩大，尽管公众反对。”这完全是李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次要的，即使整个民族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自己照样可以利用权力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奢侈品。1958年5月31日，反对党领导人曹奉岩在《东亚日报》发表一封致李承晚总统的公开信中写道：
总统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维持他的统治权力。为了延长他的统治，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饥饿。他甚至在选为第二届总统后仍然没有想到使人民紧密结合一起，并且他的非制度的、非法律的和无理的种种行为继续保持着。他的无能和腐败依然如故，前副总统李始荣和金性洙为了反对他对政府的统治而在任期未满就提出辞职。
为他人统治而拍马屁的集团自由党，把这个国家推向混乱和无责任感。它把人们赶向饥饿和贫困。它践踏人民的权力。当人民对它的统治缺之信心时，自由党在每次选举中都动用暴力。现在，人民不再屈服于强权，自由党又使出非法操纵选票统计的高压方法。
由于李承晚没有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中央政府陷入权力角逐，官僚机构自然也不能完成向服务社会生产的方向转化，反倒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如国际学术界共认的，李承晚不仅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同现代管理相抵触，“顶多我也只是一个传统‘君主’”，他用人的标准是“忠诚”，以私人惑情关系取舍官员，而不是根掼日益分化的政府职能的业务需要。他害怕下级威信升高而影响他的权力。所以，他频繁地更换官员。在他执政12年时间内先后有200多个内阁成员，平均每人只干了不到11个月。这既破坏了政治和政策的稳定性，又助长了官员的投机心理。他周围聚集了一帮善于奉迎拍马之徒。这不仅使他同具有专业特长和任务目标取向的官员相疏离，也使他同政府的业务运转相隔离。
在执政后，李承晚保留了日本时期的行政职员和警察，使这一部分人因感恩戴德而成为他的忠实支持者。接着，他大批地扩充行政队伍。1945年殖民政府在整个朝鲜半岛的行政人员一共只有90000人；而到了1953年，李承晚在这个不到朝鲜半岛一半而积的南部，雇佣的官僚行政人员相当于这个数目的3倍。
保留日本时期人员和扩大管理队伍，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朴正熙后来也大童使用日本时期人员，而且在韩国50、60年代，也不可能不使用这些人员。关键是用人的目的是什么，扩大官僚机构的目的是什么？从一开始李承晚所考虑的只是把官僚机构作为自己的压迫工具和权力基础。所以，他对日本时期人员也是存有戒心的。“李承晚唯一担忧的是日本官僚传统中的业务作风：它趋向于使行政部门减弱对他的依赖”。在李承晚看来，官僚的实际技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怕的。整个50年代，韩国官僚机构将新毕业的大学生拒之门外。
在美国顾问的劝告下，1954年开始强调科学技术治国，并且将内阁成员和政府部门的许多领导都换成专家或技术人员，任人唯贤，讲求效率的风气在逐渐形成。但是，1956年的总统选举使李承晚和自由党大吃一惊。在这次选举中，李承晚虽然因竞争对手申翼熙在大选届临时暴卒而再次当选，但得票率由1952年的73%下降到56%。而且，他的竞选伙伴李起鹏被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勉所击败。群众呼喊出“我们不能生活，让我们改变”的口号，表示对他的统治不满。这次选举使李承晚感到有必要抓住官僚机构，进而控制住整个社会，以确保下一次即1960年的“竞选”。因此，在自由党的指挥下，从1958年开始，对官僚机构进行改组，升到部长位置的专家，全部撤换掉。在他们的岗位上，以及整个党和行政机构中，李政体中的官僚形成了一个也许是最警戒和最防御的集团：它包括在日本统治下受过法律和行政训练和具有共同的行政事务经验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拼搏着通过和李以及自由党机关合作而保持他们的权力。
李的愿望不是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而是他的专制政体的维护。他需要的是官员对他的传统式忠诚，而不是他们的实际业务才能。像李朝的各代国王一样，他企图把每一个官员都变成自己政治权力的忠实捍卫者。“从中央到地方，从都市到乡间，从执法大员到寺方小吏，几乎都为李承晚所任命。”
1958年的这次领导人员的大变更，使官僚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成了控制社会、维护李承晚个人独裁统治的压迫工具。上上下下的官员唯一关心的事是保住权力和特权。在整个官僚机构中，上级和下级都是以私人关系、私人忠诚为联系纽带，要么沆瀣一气，要么互相躲避。裙带关系、偏爱偏袒、背后攻击、密谋勾结、以及宗派斗争，几乎在每个高级官员的任命和提拔时都要喧闹一番。卑劣的嫉妒、争宠、奉迎拍马、以及给竞争对手的政策设置障碍等等，使管理机器脱离合理、有效地处理政府事务的轨道。
韩国的官僚机构的腐败是从1946年春日本人撤走后便立即开始的。此时，美国的经济援助一批批运来，新的官员和有关工作人员由于掌握了分配药品、布匹、粮食、化肥等援助物资的权力，也得到了贪污、受贿的“本钱”；朝鲜战争后拍卖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又为官员的贪污、受贿提供了新的“本钱”。这一拍卖过程实际上是利用政治权力捞取私人财富的过程。不贿赂政府官员、同政治领导人没有私情，想买到工厂是不可能的。公开招标常是欺骗。1947年到1958年，共拍卖企业2029个，价值224.5426亿韩元；不动产259369项，价值217.5961亿韩元；其他2106项，价值1.6124亿韩元。1956年实现银行私有化，1958年拍卖全部结束，实际上在1953年大部分企业都被仓促地卖掉了。出售价格只相当于评估价格的50%——65%，更便宜的只相当于估价的38%。这次企业拍卖，使韩国成为一个私营主体的社会，对它以后大企业兴起并形成财阀发展模式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草率的拍卖过程加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商勾结之风，造成新的发展障碍。
分配美国经济援助的权力，是官员私徇的又一巨大本钱。尽管美国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美援的使用，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监督难以杜绝腐败的滋长。它已经是政治权力同企业集团之间关系的润滑剂。1956年以后，这些东西的分配权集中在自由党手里。自由党和中央政府的官僚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腐败之网。好的运气和机会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投机和外汇领域。因为外汇比率被通货膨胀不断地超过，官方规定的美元兑韩元的比价，比市场价格便宜三倍。出售外汇和出售进口权利，成了政府的一大企业。仅此一项，便使一部分官员大发横财。企业要获得官价外汇、进口设备、原料或政府的低息贷款，只有通过贿赂政府。政府官员明着有提存、回扣，暗中还有巨额贿赂。在这次长达十几年的通货膨胀中，许多富人和中产阶级变为贫民，却产生了一个新的上层阶级：主要由政府高级官员和职员组成，以及同政治权力有牵连而获得好处的企业主。1959年8月到1960年3月，财务部和韩国重建银行给55个重要的公司企业提供174亿韩元的贷款，李承晚的自由党总部居然为了竞选而从中提取“政治基金”62.9亿元，占36%。其中24.5亿元作为选举基金，38.2亿元是非法所得。这种例子在50年代的韩国并不新鲜。在李承晚的体制下，企业成了“政治家们的采邑。”军队也被李承晚和自由党利用。韩国有60万人的军队，美国给他的“军事援助”数额也很大。所以军队就有两个用途：一是提供“选票”，二是提供“政治基金”。
李承晚时期的官僚们“成为肆无忌惮的剥削者。没有理想也没有道德顾忌的约束，他们的行为是享乐主义的，他们的纲领是高消费取向的。”从私人关系和感情出发任免官员，使官员无羞耻地贿赂上级，而上级官员也无羞耻地向下索贿。治安、司法、银行、税收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统统为腐败所侵蚀。税收很少按时间和规定来收缴，随意的勒索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家常便饭。中小企业很难生存，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来敲诈勒索。在街区和农村，警察及地方官随意敲诈、剥削百姓。
总之，李承晚为了维护个人的独裁扼杀了在美国顾问、专家影响下出现的行政管理日趋理性化、科学化的势头，使国家机构走向全面腐败。旧李朝的一切腐败现象如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捧上压下、满口政治道德口号而工作无能，等等，都可以在李承晚各级官僚机构中找到。腐败成了李承晚政权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