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个高峰。宋诗继唐诗而继续发展，在唐诗的基础上形成。宋诗在唐诗上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宋诗的根基在唐诗中滥觞。北宋前期，宋人倾向于对唐诗的摹仿。北宋中后期，宋人开始试图摆脱唐诗的影响，开拓新的诗歌境界。虽然宋诗在艺术成就上未能超越唐诗，但是在数量上是毫不逊于唐诗的，仅陆游一人的诗歌创作就有九千多首。
宋诗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从古至今对于“唐宋诗”之差异有着许多探讨。缪彦威先生在《论宋诗》中曾指出宋诗“变唐人之所己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发……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此。”又具体阐述了唐、宋诗二者的异同：“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浓华繁彩；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栏，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奇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望远，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其论大较，固如此矣。”钱钟书先生也曾在《谈艺录》之《诗分唐宋》中说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书湖阴先生壁》
王安石（北宋）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tà）送青来。
《题西林壁》
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夏日绝句
李清照（宋）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可见，宋诗与唐诗是各有其闪光点所在的。如果说唐诗是“尚情”的，那么宋诗则是“尚理”的。究其原因，从宋朝社会文化思想精神上看，才能找到这种独特性的根源所在。
唐朝思想较为活跃开放，多种思想百家争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文化业较有活力，对于新思想、新变革都能够包容接受。而宋朝人口俱增，经济发展滞缓，中央集权高度统一，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最终确立下来，思想单一，文化趋于保守，面对新事物和新变革持否定态度。加上宋朝比唐朝面临更严峻的内外忧患，经常受到外族的入侵，政治也更加腐朽糜烂，有着国破家亡的危险，所以有着更浓重的国家、民族观念和空前的参政、议政热情。
在思想上，宋朝崇儒遵道，思想文化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势，并在整合佛理道学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学。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对宋诗的影响尤为深刻。
理学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二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也即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两种倾向。
儒释道并尊，理学与心学的发展，使宋诗富有一种不同于任何朝代特点的“理趣”。“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宋诗侧重于说理，然而如果把说理放在过于明显的位置，就容易导致诗歌显得枯燥乏味、说教性太明显，使诗歌失去其本身意象丰富、含蓄蕴藉的美，使诗歌“泛文化”。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就要注入文学审美趣味来让“趣”与“理”融合。
王安石像《元日》
王安石（北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日》
朱熹（南宋）
胜日寻方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其实宋诗的“理趣”精神在唐诗中就已见端倪并且不乏佳作。最突出的体现是唐诗中有以禅意入诗的典例。唐朝时的开化风气和内外畅通的交流使佛教大兴，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诗人的许多诗句，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如常建“潭影空人心”，杜甫“水流心不竞”，李白“水与心俱闲”，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除佛家禅趣之外，以儒家义理入诗的情况也不少见，以“仁政”为美政理想的杜甫和“文以载道”的韩愈就将这种儒家义理精神很好地注入了诗中。
从这一意义上看，宋诗滥觞于唐诗也可以得到解释了。然而，宋诗在唐诗基础上，将“理趣”这一精神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境界。
宋诗在形式上有“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倾向，大量在诗歌中议论、说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又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这种“以文入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倾向达到极致。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再如同样是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人回忆当年与弟弟进京应举时路过渑池县，借宿寺庙内，在寺壁题诗的往事。诗中前四句以雪泥鸿爪为喻，说明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由于世途坎坷，沧海桑田，变幻多故，早年的经历、理想、抱负，有如雪泥鸿爪，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诗歌体现了宋诗的理趣思想，将人生哲理与思考融入诗歌中，直接用议论的方式表现出来。另外，宋人把一些本多见于散文、极少出现在诗的字词用于诗中。再以苏轼的诗为例，《子由新修汝洲龙兴寺吴图壁》中“我是小乘僧”，诗句中“是”字的运用与散文无异。还有苏轼“无媒自进谁识之，有才不用今老矣”等诗句中，“之”字、“矣”字本都是散文中常用的语气虛词，唐诗中绝无仅有。不单苏轼，其他北宋诗人也大量用于诗中。
《游园不值》
除了“以文为诗”外，宋诗的“理趣”思想还体现在“以才学入诗”中。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这些诗人大多数都是博学的大儒，因此在作诗之时一方面有着更深邃丰富的思考，另一方面往往喜爱引经据典，或沿袭前人的故事语言。黃庭坚提出“换骨夺胎”、“以故为新”，正好作为宋诗“以才学为诗”的有力证明。《刘后村诗话》认为黃庭坚的诗“虽只字半句不轻出”，其实并非黃庭坚一人如此，宋人无不致力于此。使事用典作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有它的优长之处，但是也同时造成了晦涩、曲折、遮掩情感等毛病，如果处理不当容易走向“掉书袋”的弊病，也容易走向只注重才学而忽视诗歌艺术本身美感的弊病。
对于只注重“理”而忽视“趣”的弊病，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就曾经做出过批评：“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这是说程颢、程颐、邵雍这些道学家的诗歌只有干巴巴的理学说教，而缺乏美的形象。宋诗真正的理趣之美，并不见于说理之深或用典之繁复，而是那些善于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的诗歌。即使是那些并未在诗中直接议论说理的诗歌，表面看是在写景抒情，但是细细品味起来却包涵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寓意。如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全诗乍一看是一首描写游历山村的记游风俗之诗，但是其中却含有警策哲理。
总的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诗在唐诗成熟的艺术形式体制上起步，从重理性主情趣的方向进行了开拓创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传统诗歌体制，成为唐诗之后又一个诗歌的高峰，为近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另一条全新的道路。
《江上渔者》
范仲淹（北宋）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示儿》
陆游（南宋）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南宋）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题临安邸》
林升（南宋）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游园不值》
叶绍翁（南宋）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