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您休息一会儿吧。"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昨天您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有时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身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格格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9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20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主席说："非也。"我说："是也。我记得1964年国庆节后到19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1960年到1964年只有17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主席，我发现了你1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请接着讲。"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对您和斯诺的研究呢。""接着讲。""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1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