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迫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中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呕心沥血，还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对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为人，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这样亲密的师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谁又想到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几乎被掘棺鞭尸，十年心血毁于一旦！何以落得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历代功勋卓著的改革家大多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于非命，运气好的王安石生在宋朝，但时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明代中兴名臣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对他推崇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惨遭抄家充军的大祸，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为什么张居正会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呢？
张居正像问题的要害大概就在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实录》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其中包含《明神宗实录》596卷。《明神宗实录》指出张居正独揽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四夷咸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亲，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点明张居正邀祸的原因就在“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八个字。
张居正给时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这是他日后取祸的重要原因，而在当时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吏治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考成法，还是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操之过于急切，必然遭来许多非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如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等。如果没有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加上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力挺，张居正恐怕很难推行其改革举措。
夺情
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行补职。朝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夺情”。张居正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一旦离开权力中心，再想掌权，就很难了。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伦理纲常，不配继续身居高位。其中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等人言辞最为激烈。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意思，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对政敌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毫无疑问，正是张居正树敌过多，才使他日后遭到报复时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但这并非他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们无不大惊失声。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在宫中对神宗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一听此话，马上变乖。可见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望无人可比。当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张居正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他是明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并非言过其实。如此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部下当然要把他“比于威君严父”，成为他们争相拍马献媚的对象，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沈德符
（1578～1642年），明朝文学家，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所著《万历野获编》内容上记朝章掌故，下及风土人情、琐事轶闻，举凡内阁原委、词林雅故，以及词曲技艺、士女谐谑，无不毕陈。有明一代，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此编所记，最为详赡，是资料十分丰富的明代笔记。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颇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作保镖，而且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被人称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居正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时，一天之内收到皇帝三道诏书，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师，显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广地方官以为这是本地的无上光荣，特地为之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在隆重的庆贺典礼之后，张居正难免会有骑虎难下的感慨，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三诏亭”，写下了一段感慨而又意味深长的话：
“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诏平，吾居一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气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
处在权势顶峰的张居正明白一旦形势变化，他连居所都成问题时，三诏亭对他有何意义呢？于是他内心深处对“威权震主”的霍光与宇文护的悲剧下场有物伤其类的敏感。
张居正手札西汉时的任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汉昭帝死，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废刘贺，迎立刘询为汉宣帝。他前后摄政达二十年之久。霍光一家可谓极其显赫，炙手可热。尽管如此，他还是难逃厄运。汉宣帝把他视作芒刺在背，在他死后，妻子及家属多人被处死，当时盛传：“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第一个显著的实例。
宇文护的情况略有不同。他在西魏时任大将军、司空，继宇文泰执掌朝政，后被宇文邕处死，原因同样是“专横”。
宇文邕
（543～57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武成二年（560年），权臣宇文护毒死明帝宇文毓，护立时为大司空、鲁国公的宇文邕为帝，仍掌朝政。天和七年（572年），宇文邕诛杀宇文护，始亲自处理国务。
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不免有点惶恐，深感“也有大权不可以久居”，就在万历八年三月向神宗提出“乞休”的请求。张居正的乞休书中提到，这九年来任重力微，积劳过虑，形神顿惫，气血早衰，须发变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态，从此以后，昔日的聪明智虑将日渐昏蒙，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虽然这休书表难免投石问路的故作姿态，内中确也有他辅政九年的真实心态；尽管他对权位还是热衷贪恋的，但不得不从长计议，以免中途翻车，也就是他自己所说“驽力免于中蹶”。这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略，神宗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申“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了渊谷”的心情，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只是请假，并非辞职，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神宗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人事更动他作不了主，得请示“垂帘听政”的太后才行；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先生，对万历说：“与张先生说，各项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态，使神宗颇为尴尬，他万没料到自己在母后眼里仍是一个需要指导的孩子，没有裁决政务的能力，不得不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按太后的意思，张先生一日不死，万历亲政便一日无望。从此之后，神宗对张先生由敬畏转向怨恨，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说：“今后再不必兴此念”，岂敢再提“乞休”之事。
张居正虽然不再“乞休”，但是内心的不安日渐加深。他在给亲家刑部尚书王之诰的信中透露了这种心情：“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及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羸弱之躯终不知所税驾矣，奈何，奈何！”骑虎难下的无奈心情溢于言表。在他权势最鼎盛，事业最成功的时候，担心中道颠蹶，当然并非杞人忧天。
张居正教育小皇帝
万历十年（1582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小官，无不设斋醮为之祈祷，以表忠心，企求日后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睐。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缭绕的神坛，长跪不起。然后再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博其欢心，于是官僚们争相雇募文人词客，代写表章，送给张居正，“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后来明神宗病重时也没有出现类似排场。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张居正一死，司礼监冯保便失去了外朝有力的支持，剪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冯保先前依仗太后的宠幸、张居正的护持，有恃无恐，对神宗钳制过甚，必然要引起皇帝的反感，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同年十二月，神宗在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这还算念在“大伴”多年掖抱陪伴的情分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这对群臣而言是一个信号，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冯的后台，已是死老虎的张居正又有何不可！墙倒众人推，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善于窥伺的陕西御史杨四知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正中神宗下怀。万历为了树威，也为宣泄心中怨忿，必要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事实上杨四知的奏疏虽然空洞无物，却是个明确的信号，神宗立即在奏疏上批示，把多年来郁结在心中的怨恨发泄出来：“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只不过是在等待言官们弹劾的逐步升级而已。
羊可立
（1536～1595年），字子豫，号崧原，明代官吏。同御史李植、江东之弹劾张居正以私构陷辽王朱宪节狱状，命刑部侍郎邱授籍没其家，追夺张居正的封诰赠谥。果然，朝中见风使舵者很快行动起来；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的弹劾奏疏把调子提高了许多，无中生有地说：“已故人大学士张居正隐古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
所谓“废辽”是指早已被罢废的辽王，说张居正霸占辽王府第的财产，是可以导致抄家的罪行，用心十分险恶。此论一出，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已故辽王的次妃王氏向神宗呈进《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祈祖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说“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素有敛财癖好的神宗以为抓住了对张居正抄家的把柄，立即下令司礼监太监张诚等前往江陵查抄张府，这无异于对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彻底否定，他的罪状就不再是他不久前所说的“怙宠行私”这么简单了。都察院等衙门遵旨呈上给张居正定罪的奏疏，神宗亲笔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在神宗眼里，原先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之徒，没有断棺戮尸已经算是宽大处理，皇恩浩荡。张居正一死，家属失去庇护，他的兄弟儿子等人以永远充军来抵偿。正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
张居正编《帝鉴图说》张诚等的抄家，把皇帝的翻脸不认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至；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房门，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封闭，饿死十余人。查抄家产更是辎铢必究，共计抄出黄金2400两，白银10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等。这与他们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丘侍郎不甘心，便大加拷问，穷迫硬索，严刑拷问张家老小，张居正的二子懋修经不起拷打，以至屈打成招。长子张敬修（原任礼部主事）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缢身亡。他临终前留下一纸绝命书，真实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巾乎！在敬修闹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户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等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落胆……丘侍郎。”
明神宗为了打压“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制造了一场大冤案，留给他的子孙去平反。天启二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二年明思宗给还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时人评论道：当明王朝行将衰亡之时，皇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