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统一战争结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这一期间，唐统治者还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此唐太宗即位时，全国经济仍凋蔽不堪，各地灾害仍频，社会矛盾尚未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唐太宗出生在隋朝的盛世，又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灭亡，特别是隋亡，在他心里留有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在做皇帝之后，十分重视隋二世而亡和隋末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这件事成为影响唐太宗统治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以“隋为鉴”是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近臣们不绝于口的话题。隋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它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之用。隋炀帝继位时，“海内殷阜”，可是不到十三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由于隋炀帝“广治宫室，以肆行幸”，所造离宫别馆，自长安至洛阳，乃至并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唐军初平长安，李世民见隋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可见隋炀帝贪心不足，欲壑难填。三是“东西征讨，穷兵黩武”。总之隋炀帝依仗自己富强，不顾后患，徭役不断，干戈不停，使百姓无法生活，激起反抗，终至“身戮国灭”，为天下所笑。这一切都是唐太宗“耳所闻，目所见”的亲身经历，因此不能不使他“深以自戒。”从隋亡的教训中，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王朝的气数长短，虽然取决于天命，然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也就是说，王朝的兴衰还要取决于国君的好坏。也许是自己为唐二世皇帝的缘故，唐太宗对与隋亡有相同特点的秦亡的历史也十分感兴趣，认为秦虽“平六国，据有四海”，但“恣其奢淫，好行刑罚”，结果也是“二世而灭”。他因此得出结论说：“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
从隋灭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及其大臣们又进一步认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尤其是唐太宗年青时在民间生活的时间较长，许多大臣参预或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对民间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这就使得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利害关系，有可能达到比较客观认识的程度。如唐太宗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也向唐太宗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表明，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相当进步的认识。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给地主阶级的严重打击所产生的结果。
贞观初年，太宗与大臣们一再讨论所谓“君道”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解决如何调节统治者与农民百姓间的关系，即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宗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又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因此，他明确指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所谓“存百姓”，就是必须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起码能够生存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民为邦本，本固国宁”。而所谓“正其身”，就是君主必须“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克制过分的奢侈欲望，不因自己的一时冲动，而损害农时，折腾百姓。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唐太宗君臣之间，逐步形成了“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唐太宗一再说自己“不敢轻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不失（农）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魏征和王珪等大臣也支持太宗实行“清静无为”的统治政策，提出：“静之则安，动之则乱”，“无为而化矣。”“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
唐太宗的“清静无为”政策，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从简，三是轻徭薄赋，恢复经济。
偃武修文，就是及时结束战事，实行文治，使当政者的注意力及时从军事斗争转移到治理国家方面来。战争本身必须用军事手段解决，战争的创伤则不能依靠军事手段来治疗了。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主要凭借赫赫武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因此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李世民分析唐以前建立新王朝的“拨乱之主”，除东汉光武帝三十三岁以外，其他的都“年逾四十”。而他本人呢，“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因此，感到自己的经验不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向大臣请教以外，每天罢朝归来，就安排一些时间读书。他读书的劲头很足，常常是通宵达旦，手不释卷。所谓“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搜五典。”这些是太宗读书情景的自述。吃罢晚饭便进书房，而一捧起书，一天的劳累都可忘得干干净净。读到兴头处，还挥毫赋诗，畅叙心得，他读的主要是史书，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特别重视历代兴亡盛衰的历史。他曾下令房玄龄、魏征等主持修篡《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当这些史书修篡完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朕观前代史书，彰善祛恶，足为后世鉴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以封学者之口。而隋炀帝表面上虽好文儒，实际上却歧视学者。所以也不好好为前世修史。致使数代史书，几将泯绝。我跟他们不同，要以前王之得失，为后身之龟镜。
同时，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发挥熟悉经史官员的作用。北魏以来，开国君主多为武将出身，朝廷内武官地位也较高。李世民以军事起家，贞观初年也是武官多而文官少。王珪针对当时的情况向太宗进言道；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而近代重武轻儒，朝廷所任用大臣，极少经术之士，儒行既亏，风气也就越来越坏，唐太宗“深然其言”，颇为重视他的意见。自此之后，便积极提拨“学业优长，兼识政体”的官员，引置左右，“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鉴前代成败事”，成为唐太宗终身奉行的三件大事之一，也成为贞观时期大臣中的一种良好风气。
总之，偃武修文的思想，在太宗头脑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在他的诗作中，不时有所反映。“如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烟波澄旧碧，尘火息前红。霜野韬莲剑，关城罢月弓。”有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席间奏起《秦王破阵乐》。这是李世民破刘武周时，军中流行的一首军乐。太宗听了虽很自得，但还是觉得这军乐“非文德之雍容”。封德彝在一旁奉承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当即回答：“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封德彝讨了个没趣，十分难堪。这说明太宗早已对“偃武修文”的政策有所清醒的认识。这首《破陈乐》，后来编成《七德舞》。太宗又亲为填“功成庆善乐舞辞”，编成《九功舞》，以象征“文德”，每逢宴会，与《七德舞》一起奏演。魏征为要劝谏太宗偃武修文，每逢演《七德舞》，便“不视”，而当演《九功舞》时，才认真观看。可见魏征等大臣在促进太宗推行这一政策中，是起过不少作用的。
为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唐太宗比较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唐太宗即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旧。按照以往的习惯，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修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复装饰一番。唐太宗目睹隋亡的事实，每一想起，便“不敢纵逸”，在贞观初年一直不许修作。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怕湿夏暑秋凉，易引起旧病复发。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有人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说：朕有气疾，确不宜居潮湿之官。可要是破土兴工新建，必然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因惜十家之产而罢。朕功德不及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臣下固请再三，仍不许。为了减省宫费，唐太宗还下令放出宫女三千人。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社会经济稍有好转，唐太宗打算东巡洛阳，便下令修复乾元殿，以供“行幸”之用。张玄素竭力劝阻，言词激切。他提出当前经济凋蔽尚未完全复元，若急于修饰乾元殿，“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其做法比隋炀帝还要残暴。开始，唐太宗听到这些话颇不舒服，但一提到隋亡的教训，也就极力克制自己，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在群臣的谏阻下，贞观初年，唐太宗基本上没有大事兴修土木工程。不仅如此，当洛阳遭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唐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居民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的，只令“少加修缮”，并“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自隋以来，勋戚之家，盛行厚葬，“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穷金玉之饰”浪费极大。唐太宗下令严加制止，要州府县地方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并命“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遵照执行。后来他仿汉代“豫作山陵”，事先安排自己的陵寝，并亲自制定规格，“因山为陵，容棺而已”，以免一旦死后，子孙“仓卒劳费”，另外，他又下令：“自王公己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越制度者，“宜一切禁断”，制止贵族官僚们的过度奢侈。有一年，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巧匠杨思齐进宫，欲制造傀儡戏道具，以讨好太宗。不料太宗不仅未给奖赏，而且还将他训了一顿，免去了段纶的官爵。对地方官吏进贡的珍奇宝物，太宗也下令禁止，以防扰害百姓。
由于唐太宗比较注意克制个人的生活欲望，同时也以此要求王公大臣，因此在贞观初年崇尚节俭的大臣也不少，如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死时甚至“祭享无所”。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身为宰相，“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著名的大臣魏征也是“宅内先无正堂”，及患病，太宗前往看视时，才命朝廷为之营造。魏征死时，交待家属以“布被素褥”埋葬了事。可见贞观君臣之中，崇尚节俭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
唐太宗还经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行视察，劝课农桑，向使臣讲述劝农的意义，指出“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他还要求劝农的使臣到达各州县时，不要讲排场，走形式，要讲求实效，不许名为劝农而实则增加农民的负担。有的地方官员为贯彻唐太宗劝课农桑的方针，还采取惩戒怠惰、务使游民归于农耕的措施。贞观二年，窦轨出任洛州都督，“洛阳因隋末丧乱，人多浮伪。轨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慑惮，风化整肃。”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曾对侍臣说：“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
为落实劝课农桑，唐太宗强调“不违农时”的重要，认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据《贞观政要·务农》记载，有关官员上书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唐太宗认为二月正值春耕即将开始之时，担心此时为太子举行加冠典礼，“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学家的理论，太子的典礼“用二月为胜”，唐太宗驳斥说：“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韦占，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太子的加冠典礼，可以说是大事；选择在吉时举行，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当典礼与农时发生冲突时，唐太宗以“恐妨农时”为由，将冠礼“改用十月”，足见他对不违农时的重视。唐太宗喜好狩猎，但他即位后的狩猎活动，大都在十月至腊月进行，即是在农闲时期，基本上没有违背周代“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古制。
唐太宗还用法律的手段来保证不违农时原则的落实。《唐律疏议·擅兴律》说：“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又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非时兴造”即指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或征发徭役。《擅兴律》以法律的手段来保障不违农时原则的落实，并规定如有地方官员敢于在春、夏、秋农忙季节擅自征发徭役十庸（折绢三十尺）以上者，按贪赃罪依法论处。对在农忙季节擅自征发徭役、强夺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前所未见的事，它体现了唐太宗对劝课农桑与不违农时的重视。唐承隋末丧乱和农民大起义，出现大片无主荒地，户口流散严重。这不仅关系着经济的复苏，也直接影响到朝廷赋役的征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初统治集团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度。
唐太宗即位后，为加速经济恢复，积极促进均田制的施行，史载长孙顺德任泽州刺史时，追查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田数十顷，受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可见，太宗时期均田制不仅确实实行过，而且对阻碍均田的势力打击较力。因而均田不仅在关中，并且在关中以外的地区推行得也相当广泛。敦煌及吐鲁番出土的与均田制有关的文书，有力地证明唐代均田制并非空文。这些资料在时间上虽在唐太宗以后，但均田制在唐初即已实行，后期资料的发现，证明均田制在唐初即已据北魏中期以来的均田制而继续推行。如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沙州敦煌县户籍中所载索思礼，一户共三口，户主索思礼，六十五岁，属于“老男”户主，他有一系列勋官、职事官、散官的衔头，其衔头是“昭武校尉、前行右金吾卫灵州武略府别将、上柱国”。他的儿子索游鸾，属于“丁男”，衔头是“丹州通化府折冲”。思礼妻汜氏已故，游鸾子齐岳，十二岁，尚是“小口”。这一家的户等是“下中”，即八等户，家中无课口，属于“不课户”户籍簿中之记载所以如此详细，是因为它与均田制的收授事情有关。索思礼是“老男”当户，应受口分田四十亩；索游鸾是正丁，应受口分田八十亩，共应受口分田一百二十亩。又，父子二人各应受永业田二十亩，合计四十亩。此外，索思礼七品散官，索游鸾四品职事官，各应受田三千亩，共六千亩。而他们实受多少呢？计口分田一百六十七亩，溢出了四十七亩之数。永业田四十亩，与应受数额相符。应受宅田三亩，也严格符合规定。外“买田”十四亩，也不违背律令。其中只有勋田仅受了十九亩，尚欠五千九百八十一亩未受。均田制自唐初实施以来，发展到大历年间，实际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均田登记籍帐时，按这种官僚人家实际顷亩分派数字，有的数字分派得符合规定，有的就不能符合，因为已无田可授，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能授多少就算多少。尽管授田数字不足，但通过这一户籍文书可以看到，均田制肯定是实行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