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如何教育以前，应当首先明确我们所要取得的结果。阿诺德博士赞赏“虚心”，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豁达之人”所不具有的一种品质。尼采的理想是非基督教的。康德的理想亦不属于基督教：基督虽然主张博爱，康德却说以博爱为动机的行为并非真正的美德。即使人们对于美好品性的各种成分看法一致，他们对于这些成分的相对重要性仍可能意见分歧。有人注重勇气，有人注重学识，有人注重仁义，有人注重正直。一些人，如老布鲁图斯，把对国家的义务放在家庭情感之上，另一些人，如孔夫子，则把家庭情感放在首位。所有这些分歧将产生不同的教育。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才，然后才能对可以视之为最优良的教育有个明确的概念。
当然，一个不能实现自己所定目标的教育家也许是愚蠢的。尤·那依·希普是慈善学校中谦恭课程的产物，该课程的效果与其初衷截然不同。但总的说来，最能干的教育家还是相当成功的，如中国的文人学士、现代日本人、耶稣会会士、阿诺德博士和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方针的指导者。这些人通过他们各自的方式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目标极不相同，但基本上都达到了。在决定我们应有何种教育目标之前，对这些不同的教育制度略加探讨也许是值得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某些方面与雅典鼎盛时期的教育极为相似。雅典的学生必须能从头至尾地背诵荷马赞美诗，中国的学生则必须能完整地背诵儒家的经典着作。雅典人要学习以表面的仪式尊崇神明，并且不限制思想自由。同样，中国人也要学习与祖先崇拜有关的若干礼仪，但不必相信那些礼仪所包含的意义。温文尔雅的怀疑主义是受过教育的成人所应具有的态度，但若断然定论则未免粗俗。各种观点应在餐桌上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应成为争斗的起因。卡莱尔称柏拉图为“傲慢的雅典绅士，就是在天国里也会自得。”这种“在天国里也会自得”的品性在中国的圣贤中也可见到，但一般说来，在由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贤中却不存在，除非他像歌德那样受古希腊精神影响太深。雅典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享受人生，并且都具有因细腻的美感而变得高雅的享受观。
然而，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泛泛说来，其原因是希腊人勤奋，而中国人懒惰。希腊人致力于艺术、科学和相互残杀，在这些方面他们均有空前的成就。政治意识和爱国精神使希腊人的精力有了用武之地：当一名政治家被驱逐时，他就率领一批流亡者攻打他本国的城市。当一名中国官员被免职时，他就隐居山林，作诗描写乡间生活的乐趣。因此，希腊文明自我毁灭，而中国文明只能为外力所亡。然而这些不同似乎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因为孔教在日本并未产生中国文人学士所特有的文雅而懒惰的怀疑精神，京都的贵族或可除外。
中国的教育产生了稳定与艺术，但从未产生进步与科学。这也许是怀疑主义的自然结果。热烈的信仰产生进步或灾难，而不能产生稳定。科学即使攻击传统的信仰，它仍有自己的信仰，因此在怀疑主义的气氛中很难发展。在一个为现代发明所统一的好斗的世界里，活力为民族自存所必需。没有科学，民主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化仅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希腊文化则是以奴隶为基础。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与现代世界不相适宜，已为中国人自己所抛弃。18世纪有文化的绅士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文人相似，因此也已不复存在。
现在世界列强都有一种重要的趋势，即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的最高目的，现代日本是这一趋势最显着的例证。日本教育的宗旨是造就一批因培养情感而效忠于国家、因掌握知识而有益于国家的公民。
对于追求这两个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我不能给予充分的赞扬。自从佩里将军的分舰队抵达之后，日本人一直处于自存十分困难的境地，日本人的成功证实了他们的方法，除非我们认为自存本身该受责备。但是，只有极其险恶的处境才能证实他们的教育方法，若无迫在眉睫的险情，任何民族使用这种方法都是该受谴责的。甚至连大学教授也决不可表示异议的神道教，其历史与《创世纪》一样可疑，代顿案件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也相形见绌。还有伦理上的专制，对民族主义、孝道、敬天皇等决不可表示怀疑，因此很多方面的进步都是很困难的。这种制度的最大危险是，它可能会引起革命，以作为进步的唯一途径。这种危险虽不会立即发生，但却是现实的，而且主要为教育制度所致。
因此，现代日本的弊病与古代中国的弊病正相反。中国的文人太多疑和懒惰，而日本教育的产物则太武断和勤奋。多疑和武断都不是教育所应产生的态度。教育所应产生的是一种信念，即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获得的，虽然比较困难，在特定时间里被认作是知识的东西，相当一部分都或多或少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经过刻苦钻研是可以纠正的。
当我们根据信念去行动时，我们应当十分谨慎，一点微小的失误便可造成悲剧，尽管如此，我们仍应根据信念去行动。这种心态是很难达到的：它需要有高度的修养和正常的情感。虽然困难，但不是不可能，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知识像其他珍品一样，固然难得，但并非不可能，武断者忘记了困难，怀疑者不承认可能，二者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如果普遍，社会定遭大祸。
耶稣会会士与现代日本人一样，错误地使教育服从于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学生的利益，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发展教会的工具。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神学，我们便不会责备他们：从地狱中拯救灵魂比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并且只有天主教会才能办到。但是那些不接受这种教义的人却要根据教育的结果来评价耶稣会的教育。
诚然，教育的结果有时和教育的本旨正相反：伏尔泰就是耶稣会教育的产物。但总的说来，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达到了：
反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新教徒的失败应主要归功于耶稣会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使艺术偏于情感，使思想变得肤浅，使道德日趋堕落，最后，法国大革命将这些污秽一扫而空。他们在教育方面的罪行是，他们的动力不是源于对学生的爱，而是源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英国公学中至今仍然实行的阿诺德博士的教育制度存在着另一种缺点，即它是属于贵族的教育。其目的是为本国或帝国外藩培养一批权威和执政者。贵族阶级若要存在下去，必须具有某些优良品质：这些品质理应在学校里培养。造就出的人才应当精力充沛、不畏艰苦、体格健壮、刚正不阿、有坚定的信仰并自信在世界上负有重要使命。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结果均达到了。但理智被牺牲了，因为理智也许会产生怀疑，同情心被牺牲了，因为同情心也许会妨碍统治“劣等”民族或阶级。牺牲仁慈以求强硬，牺牲想象以求坚定。在一个静止不变的世界里，其结果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贵族社会，具有斯巴达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贵族社会已经过时，即使是最贤明的君主，人们也不再愿意服从。君主被迫实施暴行，而暴行又进一步激起反抗。现代世界的复杂性越发需要才智，而阿诺德博士却牺牲才智以求“道德”。滑铁卢战役或许会在伊顿游艺场取胜，但大英帝国却会在这里灭亡。现代世界需要另一种人才，他们具有富于想象的同情心和富于理智的灵活性，他们怀疑猛犬式的勇敢，而相信技术性的知识。将来的行政官员要作自由公民的仆人，而不能作臣民所称赞的贤君。深植于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贵族传统是它的祸害所在。这种传统或许能逐渐废除，开办较久的教育机构也许将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冒昧直言。
美国的公立学校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以前连想都没想过的巨大事业：
将各异的人种改造成统一的民族。这项事业干得非常巧妙，并且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因此完成这一事业的人理应受到高度赞扬。但是美国和日本一样，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为这些特殊环境所证实了的东西未必是随时随地都可仿效的。美国有某些优势，也有某些困难。其优势是：资产较丰、无战败的危险、源于中世纪的束缚人的传统比较少。住在美国的侨民都感到那里的民主气氛非常浓厚，而且工业技术也很先进。我想，广大侨民之所以赞扬美国胜于祖国，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原因。但是现在的侨民通常都有双重的爱国心，在欧洲战争中他们依然满怀深情地站在祖国一边。与此相反，他们的子女对于父母的祖国毫无感情，他们已同化为纯粹的美国人了。父母的这种态度产生于美国的基本优点，子女的态度则主要为学校的教育所决定。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只是学校方面的贡献。
当讲到美国真正的长处时，学校并不需要通过撒谎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但是碰到旧世界超过新世界的地方，就必须告诫学生要蔑视旧世界的优点。总的说来，西欧的知识水平和东欧的艺术水平要高于美国。撇开西班牙和葡萄牙不谈，整个西欧的宗教迷信程度要低于美国。
在欧洲各国，个人受制于群体的现象几乎都要少于美国：即使政治上的自由比较少，精神上的自由也比较多。在这些方面，美国公立学校的作法十分有害。这种作法的目的是灌输美国排外的爱国主义。与日本人和耶稣会的做法一样，产生这种作法的原因也是由于把学生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本身。教师爱学生应当胜过爱国家或爱教会，否则他就不会成为一个理想的教师。
当我说学生应当被视为目标而不是工具时，我也许会遭到这样的反驳，即人作为工具毕竟比作为目标更重要。当作为目标的人死亡时，目标随即消失，人作为工具所产生的结果却会存在下去。我们不能否定这种说法，但我们可以否定由此推断出的结果。人作为工具所干的事可能好，也可能坏。人类行为的间接影响很难确定，聪明人一般不去预测这类影响。泛泛说来，好人有好的效果，坏人有坏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规律。坏人如果犯了暴君所要惩罚的罪，他也许会杀掉暴君，他的行为的效果也许是好的，虽然他和他的行为是坏的。但普遍的规律是，由品质优良者所组成的社会较之由凶狠毒辣且愚昧无知者所组成的社会要具有更好的效果。撇开此类考虑不谈，儿童和青年能够凭直觉区别出谁真心希望他们好，谁只是把他们视为实现某项计划的工具。在教师缺少爱的地方，品性和智力都不会得到充分或自由的发展，而这种爱的要素就是能感受到儿童就是目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为我们自己渴望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先要证明某项伟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得到这些东西。每个有爱心的父母都对自己的子女有同样的感觉。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并在学校里好好读书，就像他们为自己希望得到什么一样，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不需要努力克己，也从不考虑是否公道。父母的这种天性并非总是仅限于自己的子女。凡是要做一个好教师的人都应当有这种天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种天性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少。但是惟有那些具有这种天性的人才可被信赖去制定教育计划。那些将培养愿为各种原因而去杀人和赴死者视为男性教育宗旨之一的人，显然缺少广泛的父母之情，但是这种人正掌管着所有文明国家的教育，只有丹麦和中国除外。
但是，教育家光爱年轻人还不够，对人类的优点也应当有正确的观点。猫教它们的孩子捉老鼠和耍老鼠玩，军阀对年轻人也有同样的举动。猫爱小猫，但不爱老鼠，军阀也许爱他自己的儿子，但不爱敌人的儿子。甚至那些爱全人类的人也可能会由于错误地理解美好人生而做错事。因此，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谈谈我认为男人和女人所应有的优点，但我暂不涉及实际，也不涉及产生这些优点所需要的教育手段。当我们讨论教育细节时，这方面的认识将对我们不无助益，我们将会知道我们的行动方向。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些品性只应一部分人具有，另一些品性则应普遍具有。我们需要艺术家，但也需要科学家。我们需要伟大的行政官，但也需要庄稼汉、磨坊主和面包师。能造就伟人的那些品性如果人人具有，那是不妥当的。雪莱曾这样描写诗人的日常工作：
他从早到晚在那里眺望，湖水反射出耀眼的阳光，映照着春藤花中的蜜蜂，而他从未留意此等景象。
这种习惯在诗人身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如邮差，就不可取了。因此，我们不能以培养每个人的诗人品性为目的来规划我们的教育。但某些品性是应当普遍具有的，现在我要专门讨论这些品性。
我不对男人和女人的优点进行区分。对于将要照料婴儿的女人来说，一定程度的职业训练是应当有的，但这种区别与农夫和磨坊主之间的区别完全一样，彼此并无根本上的不同，所以现在无需讨论。
在我看来，以下四种特征的结合便可构成理想品性的根据：活泼、勇敢、敏感和理智。我不是说这几种特征已经足够，但确能使我们趋于完善。另外，我坚信，只要我们在身体上、情感上和智力上适当地关心青年，所有这些资质均可形成。现在我开始依次讨论。
活泼与其说是心理上的特征，不如说是生理上的特征。完全健康的人大概总是活泼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活泼趋于减少，到老年时则逐渐完全消失。生机勃勃的儿童，其活泼性在学龄前迅速地达到顶点，此后由于教育而趋于递减。只要活泼，人们便可从生活中感受到快乐，并不需要任何特别愉快的情形。活泼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活泼使人们易于对所发生的一切产生兴趣，从而有助于增加人们的客观性，这是明智的要素。人类总是热衷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对于所闻所见的东西或与己无关的事物不感兴趣。这是人类的巨大不幸，因为它轻则造成烦恼，重则引起忧郁症，它也严重地阻碍人们成为有用之材，只有极个别的情形除外。活泼能增加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有助于人们吃苦耐劳。另外，活泼可防止忌妒，因为它能使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愉快。鉴于忌妒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之一，这实在是活泼的重大优点。当然，许多不良的性格也可与活泼并存——例如健壮老虎的性格。还有许多极优的性格缺少活泼也能存在：牛顿和洛克与活泼几乎无缘。然而，此二人都有忌妒心且易激动，假如他们的身体较为健康，恐不至如此。牛顿与莱布尼茨的争论使英国数学停顿了一百余年，若牛顿体格强壮，能享受常人的欢乐，这种局面或可避免。因此，活泼虽有局限性，我仍将其视为人人都应具有的重要特征。
勇敢为第二种特征，它有多种形式，而且每种都是复杂的。没有恐惧是一回事，能控制恐惧又是一回事。当恐惧合理时，没有恐惧是一回事，当恐惧不合理时，没有恐惧又是一回事。没有不合理的恐惧显然正确，能控制恐惧也是对的。但没有合理的恐惧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然而我打算在谈过其他形式的勇敢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不合理的恐惧在多数人直觉的感情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那些病态的形式，如迫害狂、忧虑情结等，应由精神病医生治疗。但那些表现较为轻微的形式就是在被视为精神健全的人们当中也是常见的。
感到危险无处不在，更确切地说是“忧虑”，或特别害怕没有危险的东西，如老鼠和蜘蛛，也许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过去人们以为许多恐惧都是本能的，但这种认识现已受到多数研究者的怀疑。确有几种属于本能的恐惧，如对巨大声响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恐惧则源于经历或联想。例如，对黑暗的恐惧似乎完全是由于联想的缘故。有理由认为，脊椎动物通常对其天敌并不具有本能的恐惧心理，这种情感是从长辈那里得来的。当这类动物由人工喂养时，它们当中常有的许多恐惧就不会发生。但是恐惧的感染力极强：儿童能从长辈那里感到恐惧，即使后者并未发觉自己有所表现。母亲或保姆的胆怯很快就会为孩子通过联想所仿效。时至今日，男人始终以女人充满不合理的恐惧为幸事，因为这使他们有机会成为保护人，而又无需冒任何实际危险。但这些男人的儿子却总是从母亲那里染上恐惧心理，以致后来必须进行训练才能恢复勇气；如果他们的父亲不曾希望轻视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勇气本是不会丧失的。征服女人所造成的危害不可估量，恐惧只是附带提到的一个例子。
我暂不讨论消除恐惧和忧虑的方法，这是我后面将要谈及的问题。
然而，现在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我们应当满足于抑制恐惧，还是必须找到某种较为彻底的医治手段？传统的作法是：贵族受训练以不露惧色，而从属的民族、阶级和男女则被鼓励怯懦。勇敢的标准仅限于行为：在战场上不许退缩，必须擅长“勇敢者”的运动，遇到火灾、沉船、地震等事件不惊慌失措。不仅要措施得当，还要面不改色、不发抖、不气喘、不露出任何恐惧的迹象。所有这些我都认为十分重要：我希望看到各民族、各阶级和男女两性都来培养勇敢。但是，如果所采取的措施是抑制性的，就会产生这种方针所常有的弊端。羞愧和耻辱一直是产生表面勇敢的有力武器，但实际上，它们只是造成多种恐惧的矛盾，其中最为害怕社会谴责。“要讲真话，除非遇到可怕的事情”是我儿时学到的箴言，我不能承认这种例外。恐惧不仅应在行动上克服，在感觉上也应克服；不仅应在有意识的感觉上克服，在无意识的感觉上也应克服。恐惧纯粹表面上的征服已令贵族满意，但这不过是使此种冲动转入地下而已，而且它将产生不能视之为恐惧后果的有害的扭曲反应。我所指的不是“炮弹休克”，因为那与恐惧的关系显而易见，我指的是统治阶级借以维持自身权势的整个压迫和残酷的制度。最近在上海，一名英国官员未经警告就下令从背后枪击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他的行动显然为恐惧所驱使，和士兵临阵脱逃的情形十分相似。但好战的贵族知识贫乏，不能发现这些行为的心理起源，他们认为这是坚定性和正当勇气的体现。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出发，恐惧和暴怒是两种极为相似的情感，表现出暴怒的人缺少最大的勇气。在镇压黑人造反、共产党暴动及其他威胁贵族的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残酷，是一种变相的怯懦，应像那些较为明显的怯懦表现一样受到藐视。我相信，教育普通男女，使他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是可能的。迄今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英雄和圣贤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是，假如其他人也曾受过同样的指教，他们也能如此。
要获得这种非抑制性的勇气，多种因素必须兼而有之。健康和活泼非常有益，虽然并非不可或缺。面对险情，经验和技术是十分有用的。
但是，当我们撇开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勇敢，而谈到普遍的勇敢时，那就需要某种更基本的东西了。我们需要的是自尊心和非个人的人生观的结合。首先讨论自尊心：有些人靠内因生活，有些人则以他人的意见和情感为依据。后者决不会有真正的勇气：他们离不开他人的赞许，并时刻担心失去它。关于“谦卑”的说教过去一直被认为有益，其实是产生同种弊端之变态形式的手段。“谦卑”能抑制自尊心，但不能抑制要求他人尊敬的欲望，它不过是以表面上的自贬去换取名誉罢了。因此“谦卑”能产生虚伪和扭曲的本能。儿童被告诫要不加思考地服从，当他们长大时，他们也如法炮制。俗话说，只有学会服从的人才会指挥。我认为，谁都不应学习服从，并且谁也不应学习指挥。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共同的事业中不应有领袖，但领袖的权威有如足球队长的权威，队员当能自动服从，以实现共同的目的。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我们自己的，而不应是外邦权威所代定的，并且我们的目标也不应强加给他人。我所说的谁都不应指挥，谁都不应服从，就是这个意思。
要获得最大的勇气，还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非个人的人生观。将希望和恐惧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的人很难冷静地看待死亡，因为死亡会毁灭他的整个精神世界。这里我们又遇到一个主张抑制的简单易行的传统作法：圣者必须学会背弃自己、屈辱肉体和摒绝本能的欢乐。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效果不佳。这些苦行的圣者在戒除自身享乐的同时，也戒除了他人的享乐，而且后者更易做到。忌妒心在暗中起着作用，驱使圣者产生这样的思想，即痛苦能使人变得高尚，因此施加痛苦是正当的。于是产生了价值的完全颠倒，好被认为是坏，而坏却被认为是好。所有这些错误的根源是，过去总是通过遵从消极的规定来实现美好的人生，而不是通过扩大和发展自然的欲望与本能。人性中有某些东西能使我们无需努力便超越自我。其中最普通的是爱，尤其是父母之爱，有些人能用爱来拥抱全人类。另一种东西是知识。没有理由说伽利略特别仁慈，但他的生活目标并未因他的死亡而消失。再就是艺术。
其实，一个人对他自身以外任何东西的兴趣都能使他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个人的。因此，虽然这个理由也许显得荒谬，一个兴趣广而浓的人较之那些仅关心自身的可怜的忧郁症患者，更能做出牺牲。所以完全的勇敢总是属于兴趣广泛的人，这种人不是通过藐视自身，而是通过重视自身以外的东西感到他的自我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非有自由的天性和活跃的思维，以上情况很难发生。此二者的结合便可产生深刻的见解，这是纵欲者和苦行者所不具备的，依照这种见解，个人的死亡乃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这种勇敢是积极的和本能的，而不是消极的和抑制的。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勇敢才是我所指的完美品性的主要成分之一。
敏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三种特征，对于单纯的勇敢具有矫正的意义。勇敢之举对于一个意识不到危险的人是比较容易的，但这种勇敢往往是愚蠢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建立在无知或健忘之上的行为，极丰富的知识和极深刻的认识是应当具备的要素。然而，认识方面应列入智力范畴，我所说的敏感则属于情感范畴。纯理论的定义是，当许多种刺激都能使某人产生感情时，此人便是敏感的，但以这样的广义而论，这种特征就未必可取。若要使敏感可取，情绪反应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适度的：单纯强烈是错误的。所谓可取的敏感是指许多事物能正常地引起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何为正常，我要加以解释。多数婴儿长到5个月左右时开始由对食物和温暖之类的单纯快感，发展到对赞扬感到愉快，这属于第一阶段。这种愉快一旦产生，就发展得极为迅速：每个儿童都喜爱夸奖，厌恶指责。希望受人青睐通常是人们终生的主要动机之一。它对于鼓励美好言行，限制贪婪冲动，无疑很有价值。假如我们更善于赞扬，它也许会更有价值。但是，如果最受青睐的英雄是杀人最多的人，那么单单喜爱赞扬是无益于美好人生的。
理想型敏感发展的下一阶段是同情。有纯属自然的同情。婴儿因兄弟姐妹啼哭而啼哭。我认为这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所需要的两种扩大的同情是：第一，即使当受害者不是特别亲近的客体时，也感到同情，第二，当所发生的痛苦仅为耳闻，并非目睹时，也感到同情。这第二种同情主要取决于理智。描写得生动逼真的痛苦，如在出色的小说里，也可能引起同情，另外，甚至连统计数字也可能使人动情。这种抽象同情的能力既重要且罕见。当所爱的人患癌症时，几乎谁都会深感悲痛。若在医院里看到素不相识的病人痛苦不堪，多数人都会感到同情。然而当人们读到癌症的死亡率如何之高时，他们通常只是害怕他们自己或他们所爱的人患上这种病。这也适用于战争：当他们的儿子或兄弟有伤亡时，他们会感到战争可怕，但是100万人的伤亡并不会使他们感到100万倍的可怕。某人在个人交往上十分和善，但他的收入也许是通过鼓吹战争或在“落后”国家里虐待儿童得来的。对多数人来说，所有这类现象都是由于抽象的刺激不能引起同情的缘故。这一点若能补救，现代世界的大多数灾难即可消除。科学已大大增加了我们影响边远民族生活的能力，但并未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假定你是上海某纱厂的股东，你也许很忙，投资时只倾听财政上的建议，除了你的股息，上海和棉货都引不起你的兴趣。然而你却成了导致屠杀无辜人民的一部分力量，如果不强迫儿童去做那些危险的苦工，你就没有股息可得。你不会在意，因为你从未见过那些儿童，而且抽象的刺激不能使你动情。大规模工业所以如此残酷，种族压迫所以能被容忍，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能使人对抽象刺激产生感应的教育，将会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认识感也应列入其中，但它实际上与观察的习惯是一回事，因此和理智连在一起讨论更加自然。审美感牵涉许多问题，我现在不打算讨论。因此，我们将转入我们所说的最后一种特征，即理智的讨论。
传统道德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轻视理智。希腊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做错，但教堂却引导人们认为除了道德，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所谓的道德就是禁绝被武断地贴上“罪恶”标签的某些行为。只要这种态度继续存在，就不可能使人们懂得理智比人为规定的“道德”更有价值。我所说的理智包括实际的知识和对知识的理解力。事实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无知的成人是难教的，例如，在卫生和饮食这类问题上，他们完全不能相信科学的观念。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容易多学——如果他未被灌输过武断精神的话。无法强迫无知的人改变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已经形成无可改变的态度。不但在应当怀疑的地方，他们总是轻信，在应当相信的地方，他们反倒怀疑。毫无疑问，“智力”一词是指求知的能力，而不是指已经获得的知识，但我认为这种能力只有通过练习才能获得，和钢琴家或杂技演员的能力毫无二致。当然，光传授知识而不训练智力是可能的，这不但可能，而且是件既容易又经常做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能光训练智力而不传授知识。没有智力，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就不会存在，更不会进步。因此，我把智力培养视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其实不然。灌输所谓正确信仰的愿望使得教育家往往忽视智力培养。要了解这一点，必须更加精确地为智力下定义，以便发现所需要的思维习惯。为此目的，我只讨论求知的能力，而不涉及理应包括在智力定义之内的实际知识的积累。
精神生活的自然基础是好奇心，而简单的好奇心在动物中也可见到。智力需要警觉的好奇心，但它必定属于某一类。乡下人天黑后总爱透过窗帘向邻舍窥测，这种好奇心没有很高的价值。对于流言蜚语的普遍兴趣不是为求知欲所驱使，而是源于不良的动机：没有人议论他人的隐德，只会议论他人的隐恶。因此私下的议论大都不真实，但又无人留意去澄清。议论邻人的罪恶会使我们产生快感，所以我们不会去细查证据。正当的好奇心源于真正的求知欲。被带到一个陌生房间里的猫也许会去嗅嗅每个角落和每件家具，这就是正当而纯朴的好奇心。当平时锁着的抽屉或橱柜打开给孩子们看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也是正当的好奇心。动物、机器、雷雨，以及各种手工劳动都能引起儿童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能使最有理智的成年人感到惭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冲动不断减弱，终至对一切生疏的事物一概厌烦，毫无认识的欲望。到了这一阶段，人们就会说，国家每况愈下，“一切都不是我年轻时的样子了”。其实和当年不一样的是说话者的好奇心。也许可以说，好奇心一死，活跃的智力也就终止了。
虽然过了儿童期，好奇心在强度和广度上将会减少，但在质量上也许会长期得以改善。对一般事物的好奇心较之对特殊事物的好奇心，能表现出更高的智力水平。泛泛说来，越具有一般性，智力水平就越高。
（然而，这一规则经不起极严格的推敲。）不涉及个人利益的好奇心要优于与（比如说）进食有关的好奇心。在新屋里到处嗅的猫称不上是毫无私心的科学调查者，它或许也想查明周围是否有老鼠。说无私的好奇心最佳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是当好奇心与其他利益的关系并不直接和明显，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智力才能发现时，这种好奇心无疑可取。然而，我们现在没有做出定论的必要。
好奇心若要取得成果，必须与求知的方法相结合。必须有观察的习惯、相信知识、耐心和勤奋。如果具有纯正且强烈的好奇心和一定的智力教育，所有这些将会自然而然地发展。但是，由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只是我们的一部分活动，由于好奇心时常与别的情感相冲突，所以还需要某些精神上的美德，如虚心。由于习惯和欲望的缘故，我们不愿接受新的真理，我们难于不相信我们已相信多年的东西，并且我们也难于不相信能满足自尊或其他基本欲望的东西。因此，虚心应当成为教育所要产生的品质之一。目前，教育在这方面的贡献很有限。从1925年7月31日《每日先锋报》中摘录的一段文字即可表明这一点：
有人指责布特尔市各学校的教师毒害儿童的心灵，奉命调查此事的特别委员会已向布特尔市市政参议会呈报了它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认为各项指责均属实，而市政参议会将“属实”一词删掉，并声称“各项指责有适当调查之必要”。由该委员会提出并经市政参议会认可的建议是，今后任用的教师必须教育学生养成尊崇上帝和宗教的习惯，以及尊重本地行政和宗教机关的习惯。
由此可见，无论其他地方情形如何，在布特尔市是缺少虚心的。希望布特尔市市政参议会快派代表团去美国田纳西州代顿市取经，以求得实行前项议案的最佳办法。但此举也许大可不必。从决议的言词上看，布特尔市似乎无须再接受蒙昧主义的教育了。
勇气对于肉体上的英雄行为和精神上的开诚布公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比我们自认为的要少得多，从人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进行未必可靠的归纳推理，并将我们的思维习惯与客观世界的规律混为一谈。各种思想体系——基督教、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都像孤儿院一样乐于以提供安全作为奴役的回礼。自由的精神生活不能像包在信条中的生活那样温暖、舒适和令人欢喜，惟有信条才能于户外风雪交加之际，使人感受到室内的安逸。
这就使我们遇到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美满的人生应当摆脱约束到何种程度？我不愿用“约束的本能”一词，因为对于该词的正确性很有争议。但是，无论做何解释，它所形容的现象是常见的。我们都希望和我们须与之合作的群体——家庭、邻居、同事、政党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人生的快乐。另外，情感具有传染性，尤其是当许多人同时具有同种情感时。在群情激昂的会议上，与会者很少能无动于衷：如果他们是反对派，他们的反对也会令人激动。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有自信能得到其他人的赞同，这样的反对才会成为可能。这就是“圣徒相通”所以能安慰被迫害者的原因。我们应当默认这种与他人合作的欲望，还是应当通过教育减少这种欲望？两种做法都有理由，所以正确答案应是在双方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比例，而不是单取一方。
我个人认为，讨人欢心和与人合作的欲望应当强烈，且属正常，但在某些重要时刻也应能为其他欲望所压倒。讨人欢心的欲望的合理性在有关敏感的那一节里已经讨论过了。没有这种欲望，我们都将变成恶棍，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将全无存在的可能。儿童若不愿讨父母欢心，儿童的教育必会变得十分困难。情感的传染性也有益处，如果是由智者向愚者传染的话。但无谓的恐惧和无谓的愤怒，其作用却恰恰相反。因此，情感的感受性问题并不简单，甚至在纯智力方面也不很清楚。凡伟大的发明家都不得不反抗束缚，并因他们的独立精神备受敌视。但普通人正是由于他们不独立思考，他们才变得明智得多：至少在科学方面，他们对权威的尊重大体上是有益的。
我认为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大部分领域应由被笼统地称之为“约束的天性”的东西来支配，只有小部分领域可例外。这小部分领域应是他的特殊才能的用武之地。我们认为，在选配偶时，一个人应以自己独立的情感为指南，而不被周围人的情感所左右。评价普通人还可附合周围人的意见，但在爱情一事上则应以自己独立的情感为指南。这也适用于其他方面。农夫应当自己判断田里粮食的产量，虽然他的判断应当产生在获得科学的农业知识之后。经济学家对于通货问题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普通人最好还是尊重权威的意见。凡有专长的地方，就应有独立的见解。但人们也不应将自己变成野猪，鬃毛竖起，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的日常活动大都需要与人合作，而合作就必须有天生的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学会能独立思考我们所熟知的东西，并且我们应当敢于宣布不合众意的观点，如果我们确信这些观点特别重要的话。
当然，在特殊场合运用这些一般原则也许有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普遍具有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美德，困难将会比现在少得多。在这样的社会里，圣徒将不会受到迫害。正常人将不会暴跳如雷或忸忸怩怩，他的美德将源于他的冲动，并将与本能的欢愉合为一体。周围的人不会恨他，因为他们不会怕他，人们所以痛恨某些先驱正是由于他们灌输恐怖的缘故，但这种恐怖在勇敢者当中没有市场。唯有充满恐惧的人才会加入三K党或法西斯党。在勇敢者的社会里，这种实行迫害的组织将不会存在，美好人生与本能的抵触也会比现在少得多。美好的世界惟有无畏的人才能创立和维持，不过世界越是美好，需要勇敢的机会就越少。
一个由因教育而拥有高度活泼、勇敢、敏感和理智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将与过去存在的一切社会截然不同。不愉快的人必定极少。现在不愉快的主要原因是：不健康、贫穷和不能令人满足的性生活。所有这些原因将会基本消除。健康几乎可以普及，甚至寿命也可延长。由于工业革命，贫穷惟有大规模的愚笨才会发生。敏感使人们希望消灭贫穷，理智给人们指明方向，勇敢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怯懦的人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愿有任何异乎寻常的举动。）现在，大多数人的性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得不到满足。这部分是由于教育不良，部分是由于当局和格伦迪太太的压迫。若有一代未受过不合理的性恐惧教育的妇女，这种状况很快就会结束。恐惧一直被认为是使女人保持“贞洁”的唯一途径，于是人们总是故意教育她们成为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怯懦者。爱情被束缚的女人会助长丈夫的虚伪和残酷，并扭曲子女的天性。一代无畏的女性就能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她们能给世界带来一代无畏的儿童，这些儿童非但没有被扭曲成畸形，而且正直、坦诚、慷慨、博爱和自然。她们的热情将会扫除我们因懒惰、胆怯、冷漠和愚昧而忍受的残酷和痛苦。使我们具有这些恶习的是教育，因此也只有教育才能使我们获得与之相反的美德。教育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教育的基本原则就谈到这里，下面开始讨论能够表现我们理想的具体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