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虽然具有生物上的起因，但在文明社会中，却是法制的产物。婚姻受法律制约，而且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利也是有详细规定的。如果没有婚姻，父亲就没有权利，因为孩子是完全属于母亲的。虽然法律的本意是要维护家庭，但是现在它却开始逐渐干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违反法律制定者的意愿，越发成为破坏家庭制度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些道德败坏的父母能够像社会所普遍认为必需的那样去照看孩子。其实，非但那些道德败坏的父母，就是那些极为贫困的父母也应受到国家的干涉，以保证他们的孩子免遭不幸。在19世纪初时，干涉工厂童工劳动的建议遭到猛烈的反对，理由是，这将减少父母的负担。英国的法律虽然不像古罗马的法律那样允许父母迅速而无痛苦地杀死他们的孩子，但它却允许父母用苦工的折磨慢慢夺去孩子的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得到家长、雇主和经济学家的维护。然而，社会的道德观却对这种抽象的空谈感到反感，于是《工厂法令》被通过了。接下去的步骤更为重要，这步骤就是开始推行强制性教育。这的确是对父母权利的一种严重干涉。除了节假日，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中，孩子们必须离开家，去学习国家认为他们必须知道的事情，而父母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却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通过学校，国家对于孩子生活的支配权逐渐扩大起来。孩子的健康受到照顾。如果孩子在精神上有缺陷，他们会被送到专门的学校。如果他们吃不饱，他们会免费得到食物。如果父母没有能力购买鞋子，可以由国家负责供给。如果孩子到学校时显现出父母虐待的迹象，父母很可能要受到惩罚。过去，只要孩子尚未成年，父母就有权得到孩子挣来的钱。现在，虽然孩子实际上很难保留他们自己挣来的钱，但他们有权这样做，而且一旦情况需要他们这样做时，这种权利就可以实现。在雇佣劳动者中，那留给父母的几项权利之一，是向他们的孩子传授同一居民区中大多数父母所共有的迷信。然而，在许多国家，即使是这种权利也被从父母的手中夺走了。
国家取代父亲能达到什么程度是无法确定的。国家所担负的是父亲的功能，而不是母亲的功能，因为国家要向孩子提供父亲在经济方面的帮助。在上层和中层社会，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所以有钱的父亲要比不富裕的父亲重要些，而且有钱的家庭也要比不富裕的家庭稳固些。凡是重视社会主义的地方，如在苏维埃俄国，取消或彻底改造以前为富家子弟而制定的教育制度，被视为是一件重要而且亟须进行的事情。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在英国发生。我目睹过那些着名的英国社会党人因有人建议所有的孩子都应上小学而大发雷霆的情形。他们高声叫道：“什么？难道让我的孩子和贫民窟的孩子有来往吗？不行！”真是奇怪，他们竟然不知道阶级之间的分歧与教育制度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
欧洲各国目前的趋势是，国家对雇佣劳动阶级中父亲的权力和功能的干涉日益加剧，但它并没有相应地干涉其他阶级（俄国除外）。结果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方面，穷人家庭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富人家庭却没有相应的变化。我认为，对孩子的人道主义的观念已经造成了国家的干涉，而且还将造成越来越多的干涉。例如，伦敦贫民区中的许多孩子，以及北方各工业城市中为数更多的孩子都在遭受佝偻病的折磨，这一事实应当引起广泛的注意。对于这种疾病，无论父母如何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需要良好的饮食、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而这是父母所无力提供的。听任孩子在他们生活的最初几年受到身体上的摧残，那不但残酷，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因为如果人类更多地学到卫生和饮食方面的知识，孩子就不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的确，所有这类建议都遭到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伦敦各城区的富人们联合起来，想压住这些事情的发展势头。这就是说，他们在极力阻止那种减少穷人疾病和痛苦的行为。当地方官员，如在坡普勒采取确实有效措施降低婴儿死亡率时，他们就被投入了监狱。然而，富人们的反对屡屡受挫，穷人们的健康在不断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完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国家在照顾雇佣劳动者的孩子方面的作用将得到加强而不是降低，与此同时，父亲的作用也将相应地降低。父亲的生物作用是在孩子们无力自助的时候保护他们，所以当这种作用为国家所取代时，父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一定会看到社会逐渐分为两个等级：保存旧式家庭的富人和越来越希望国家起到过去属于父亲的经济作用的穷人。
在苏维埃俄国，家庭产生了更为激烈的变化，但是由于80%的人都是农民。在这些人当中，家庭依然和中世纪西欧的家庭一样稳固，所以共产主义的理论也许只能影响少数城市居民。因此，在俄国，我们会看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废除了家庭的上层社会和继续保存家庭的下层社会。
促使取消父亲的方向发展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女人对于经济独立的愿望。迄今为止，常发表政治见解的妇女都是未婚女子，但这种状况很可能是暂时的。目前，英国已婚妇女所受到的虐待比未婚女子所受到的要多得多。已婚女教师所得到的待遇和一个犯过错误的男教师所得到的毫无二致。甚至连女人当一名妇产科医生也非得是未婚的不可。
至于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那并不是由于已婚妇女不适合工作，也不是由于她们在就业方面有法律上的障碍，相反，几年前通过的一项法律明文规定，女人不应因结婚而降低工作能力。已婚妇女找不到职业的全部原因在于男人希望保持他们对于女人的经济权力。女人大概不会永远屈从于这种专制。当然，女人要想找到某个党去解决她们的问题，恐怕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保守党热爱家庭，而劳动党则热爱工人。然而，一旦妇女成为多数选民，她们是不会甘于永远留在幕后的。如果她们的权利得到承认，这些权利很可能会对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已婚妇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一种方式是，继续从事她们结婚前所做的工作。这需要她们把孩子送交他人照看，所以这将导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大量增加，而这种作法的必然结果是，不但父亲的重要性，而且母亲的重要性也会在孩子的心理中完全消失。另一种方式是，有孩子的妇女只要愿意自己照看孩子就可以得到国家发给的工资。当然，光这样做是不够的，还必须规定，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时，妇女可以重操旧业。
这种作法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使妇女自己照顾她们的孩子，而且不必奴颜婢膝地依赖男人。我们应当承认，而且现在情况越发如此，说到孩子，他们最初不过是性满足的结果，后来才成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孩子属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父母的，他们的费用理应由国家支付，而不应让这沉重的担子落在父母身上。这后一种方式所主张的是家庭津贴，这正在得到人们的承认，但关于支付给孩子的这笔费用仅应交给母亲的主张，至今没有得到承认。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工人阶级争取女权的运动会使人们承认这一点，并且把它纳入法律规定。
假如这种法律肯定能通过，它对于家庭道德的影响将取决于法律起草时的情形。起草法律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女人的孩子是私生子，她就不能得到这笔费用。另外，也许还会做出这样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表明女人犯过通奸罪，即使只有一次，这笔费用应该交给她丈夫，而不是她本人。如果法律真的这样规定，察访每一位已婚妇女，弄清她们的道德状况，就将成为地方警察的一项职责。这种结果也许很能净化人，但我怀疑是否每个被净化者都能欣赏这一作法。我认为，我们最近应当提出一项制止警察干涉的要求，同时还要规定，即使是私生子的母亲也应得到津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雇佣劳动者阶层中父亲的经济权力就会完全丧失，家庭也许就不再是属于父母双方的了，而父亲的身份也不会比猫狗更重要。
然而，当今时代，女人都把家务看得极为可怕，我感到大多数妇女宁可继续从事她们婚前所做的工作，也不愿意因照看她们自己的孩子而得到补贴。有相当数量的妇女也许情愿离开自己的家庭，去照看托儿所的孩子，因为那是一份职业工作。而且我还认为，大多数劳动妇女如能得到选择的机会，她们也会自愿出去从事她们婚前的工作，以获得工资，而不会把因在家中照看自己的孩子得到补贴视为幸福。然而，这纯粹是一种猜测，因为我不敢说我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所说的多少有点道理，那么，已婚妇女中男女平等主义的发展也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导致雇佣劳动阶层的父亲，如果不是父母的话，失去照看孩子的权利。
妇女反抗男人统治的运动，从纯粹政治的意义上说，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从它的广义上来说，这运动还处于初级阶段。这运动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要逐步产生的。现在，所谓女人的情感。还只不过是男人的兴趣和情绪的反应而已。当你读男性小说家的作品时，你会以为女人在给孩子哺乳时会得到一种肉体上的快感，其实，如果你询问一下你所认识的任何有孩子的女人，你就会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女人获得选举权以前，没有一个男人曾想到这样做。总之，母性的情感长期以来一直为男人所控制，因为男人下意识地感到对母性情感的控制是他们统治女人的手段，因此，要想得到女人的真实情感还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直到不久前，人们还认为，所有正派的女人都应该是痛恨性而喜欢孩子的。即使是现在，如果哪个女人坦率地说她不喜欢孩子，很多男人都会感到震惊。的确，现在男人普遍把向女人灌输这种说教视为己任。只要女人处于屈服状态，她们就一定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而只是根据男性的愿望来表白自己的情感。因此，我们不能把以前我们所想象的女人对于孩子的正常态度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因为我们会发现，一旦妇女获得彻底解放，一般说来，她们的情感将会和我们以前所想象的截然不同。
我认为，文明，至少是迄今为止所存在的文明，会大大减少女人的母性感。将来，一种高度的文明大概是无法维持的，除非女人能够得到一大笔生孩子的费用，以便感到生孩子是一种赚钱的行当。当然，即使做到了这一步，所有妇女或者大多数妇女也不应当以此为业。然而，这些只是一种推测。其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男女平等主义的充分发展对于打破父权家庭可能具有深刻的影响，而父权家庭一直代表着史前时代男人对于女人的胜利。
西方目前实行的国家取代父亲的作法，总的说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作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整个教育水平。
这种作法杜绝了虐待儿童的现象，使大卫·科波菲尔所遭受的那类磨难成为过去。这种作法有望继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准和智力水平，尤其是在根除源于错误的家庭制度的罪恶方面。然而，国家取代父亲的作法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通常，父母都是喜爱他们的孩子，不愿意把他们仅仅看做是政治制度的材料的，而国家则绝不会有这种态度。在各个机构中与孩子有接触的实际个人，例如学校的老师，如果不是工作过度和工资低下，他们也会保持父母所具有的个人情感。但是老师没有多少权力，权力是属于行政官员的。那些行政官员从未见过那些由他们支配其生活的孩子，所以作为一个管理型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他们所占有的位置），他们也许特别习惯于把人看成是某种建设材料，而不是目的。另外，那些行政官员往往喜欢统一，因为统一便于统计和分类，而且一旦实现了“正确”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有一大批人成为他们所希望的那种人。因此，凡是受机构管教的儿童大概都是同类型的人，而少数不符合公认模式者必将遭到迫害；这迫害不光来自他们的伙伴，而且也来自政权当局。这意味着，那些具有极大潜力的人将会备受折磨，直到他们的精神彻底崩溃。这还意味着，那些有幸符合公认模式的人将会变得非常自信而且极具迫害之心，这些人完全不能耐下心来听取新的建议。最重要的是，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分为许多相互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教育上以公共团体取代父母就意味着强化所谓的爱国主义。这就是说，只要政府一声号令，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相互残杀之中。
毫无疑问，所谓的爱国主义是文明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任何增加它的毒素的事情都要比瘟疫和灾害更为可怕。现在，青年人的忠诚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要忠实于父母，另一方面也要忠实于国家。如果将来他们只忠实于国家，世界就很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残忍凶暴。因此，我认为，只要国际上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国家在教育和照看孩子方面不断增加的地位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很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真正利益。
另一方面，假如能够成立一个国际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民族纠纷中使用法律而不是武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个政府可以规定，任何国家的教育课程都必须消除那种荒谬的民族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坚决要求任何地区都必须把对国际超级国家的忠诚作为教育的内容，而且必须把国际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反复灌输，以取代现在人们对于国旗的忠诚之心。这样，虽然过于统一和对于异己分子的迫害过于严苛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造成战争的危险将会消除。的确，超级国家对于教育的控制将成为防止战争的积极手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是国际主义的，国家取代父亲将有助于文明；但如果国家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这种作法将由于战争而增加对于文明的危害。现在，家庭正在迅速衰落，而国际主义的增长却很缓慢。因此，这种情形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当然，事态并没有达到无望的程度，因为国际主义将来可能会比过去发展得迅速些。幸运的是，我们也许不能预测未来，但我们有权希望将来胜过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