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者也许已经忘记，在第二和第三章 中，我们曾讨论过母亲和父亲家庭，以及家庭与古代性道德观的关系。现在我们要继续讨论家庭问题，因为家庭是限制性自由的唯一合理根据。人们普遍认为性和罪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虽然不是古代基督教徒的发明，但确实为他们所充分利用，而且现已成为我们大多数人自动的道德判断力中的一部分。我不想多费精力去讨论神学上的观念，因为按照这种观念，性中间存在着某些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能通过那种以孩子为目的的婚姻结合来消灭。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孩子们的利益要求性关系巩固到何种程度。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家庭看成是稳定的婚姻的理由。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孩子作为家庭成员所得到的利益依赖于以下的代替法：我们应当拥有一批极好的育婴堂，这些育婴堂应能胜过绝大多数家庭。我们还要注意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因为女性的道德被视为对家庭至关重要全是由于父亲的缘故。我们必须研究家庭对孩子个人心理的影响——这是弗洛伊德曾用不正当的精神讨论过的问题。
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制度在提高或减少父亲的重要性方面所具有的影响。
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应当希望国家取代父亲，甚至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取代父亲和母亲。而且即使我们都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父母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环境，我们还必须注意其他许多情况，因为有时某一方不能承担父母的职责，或者双方都不适合，为了孩子的利益，那还是分开为好。
在那些根据神学而反对性自由的人中间，流行着一种反对离婚的论调，因为在他们看来，离婚是不利于孩子的。不过这种论调并不地道，因为既然主张这种论调的人是有神学思想的，那他们不但不能容忍离婚，也不能容忍避孕；即使一方父母有性病，而且孩子们也许会染上性病，也不能容忍。这类事情表明，如果仅仅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走向极端，那这只能是残酷的借口而已。总之，有关婚姻和孩子利益的关系问题，需要公正地去探讨，同时也要认识到，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绝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概括地说几句为好。
家庭是一种人类以前的制度，它所以存在，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父亲的帮助是孩子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正如我们从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岛民们那里所看到的，而且从类人猿的情况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种帮助，在原始的情况下，并不是父亲存在的理由，这是和文明社会所不同的一点。原始的父亲不知道孩子和他有生理上的联系，以为孩子只是他所爱恋的女人的后裔。这是他所知道的事实，因为他曾亲眼看到孩子的降生，正是这一事实产生了他与孩子之间的本能的联系。在这个阶段，男人在保护他妻子的贞操时，并不注意生理上的重要性；虽然当他发现他妻子另有新欢时，也会产生本能的妒忌。而且在这一阶段，他并不把孩子当成财产。孩子是他妻子及其兄弟的财产，他与孩子的关系只是感情上的关系。
随着智力的发展，人类迟早会吃伊甸园中那智慧之树上的果子。男人开始意识到孩子是他播种的结果，因此他必须保证他妻子的贞操。于是妻子和孩子成了他的财产，而且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他们也许是极有价值的财产。他通过宗教使妻子和孩子对他产生责任感。对于孩子，这种责任感尤其重要，因为他虽然比年幼的孩子健壮，但他终究是要衰老的，而他们则将进入生机勃勃的成年期。到那时，他们应当孝敬他，这对于他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它应当这样说：“孝敬你的父母，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得长久些。”古代文化中存在的杀父母的恐怖对我们并无多大影响，因为一种我们不会想象自己会犯的罪行，如吃人肉的行为，是不能使我们真地感到恐怖的。使家庭进入鼎盛时期的，是古代畜牧和农业社会的经济条件。当时，大多数人都得不到奴隶，因此，获得劳动者的最便利的途径就是繁殖劳动者。为了使孩子们确信他们应当为他们的父亲干活，他们不得不借用宗教和道德的全部力量，使家庭成为一种神圣。逐渐地，长子继承权把家庭单位扩展为若干附属的小家庭，并且提高了一家之主的权力。君主和贵族主要就是依据于这一思想，甚至连神祗也不例外，因为宙斯是神和人的父亲。
这样，文化的发展增加了家庭的力量。然而，从这时起，也出现了一种相反的现象。西方世界的家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家庭衰落的原因，一部分是经济的，—部分是文化的。充分发展的家庭，无论对于城市居民还是对于以航海为业的人，都不是很适合的。除了现代之外的各个时代，贸易历来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因为贸易可以使人们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发生联系，并能使人们克服种族偏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航海为业的希腊人中，家庭的约束比在他们同时代的人当中要少得多。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威尼斯、荷兰和女王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看到航海对于摆脱家庭束缚的影响。当然，这些大都是题外话。唯一与我们有关的是，当家庭某一成员长期外出，而其他成员留在家中时，他无疑摆脱了家庭的约束，而家庭的力量也就相应地减弱了。农村人口拥入城市（这是文化增长时期的特点），也会产生和海上贸易—样的结果，即减少家庭的力量。
另一种影响是奴隶制，在下层社会中，这种影响也许更为重要。主人很少关心他的奴隶的家庭关系。他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把男女奴隶配为夫妻，当然，他也可以和任何他喜欢的女仆进行性交。诚然，这些影响是不会削弱贵族家庭的，因为贵族家庭的建立是依据对于门第的欲望，以及古代城市生活中所特有的家族之争的胜利——这很像中世纪下半叶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城市生活。然而，在罗马帝国最初的世纪中，贵族制度曾失去过它的地位，因为最终获胜的基督教起初是一种奴隶和无产阶级的宗教。以前家庭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力量所以减弱，无疑是因为古代基督教反对家庭，而且规定了一种把家庭放在次要位置上的道德标准的缘故，其位置之低，是以前的道德标准中所没有的，只有佛教的道德标准除外。在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中，重要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灵魂和上帝的关系。
然而，佛教的情况却提醒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宗教的纯粹经济上的原因。我并不十分清楚，当佛教传播的时候，印度是怎样一种情况，而佛教所以注重个人的灵魂是不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同时我也十分怀疑，当时是否存在着这种原因。其实，当初佛教盛行于印度时，它原是一种掌权者的宗教，所以有关家庭的思想按理应当对他们比对任何其他阶级更为有利。不过，后来人们开始普遍轻视现实世界而寻求灵魂拯救，结果，在佛教的道德标准中，家庭处于一种极不重要的位置。有史以来所产生的那些宗教与有史以前的宗教相反，它们都是个人主义的，而且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孤独的生活中履行他的一切责任。当然，这些宗教也都说，如果一个人有社会关系，他必须履行那些与社会关系有关且为人们所承认的责任，但是它们一般都不把社会关系的结构视为责任之内的事。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对于家庭历来持反对态度。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爱父母胜过爱我者，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应当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即使他的父母认为是错误的——这种观念是古罗马人和旧式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基督教中这种个人主义的色彩逐渐削弱了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在那些最热心的人中间。这种影响在天主教中比在新教中要小，因为在天主教中，包含在我们应当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这样一个原则中的混乱成分最为显着。服从上帝实际上意味着服从良心，但人们的良心是不同的。因此，当良心和法律之间发生冲突时，真正的基督徒将会感到应该尊重服从自己良心的人，而不是法律的命令。在古代文化中，父亲就是上帝，而在基督教中，上帝则是神父，结果，父亲的权威被削弱了。
现代家庭的衰落无疑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是这种衰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家庭衰落起源于个人主义的理论。青年人都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依从父母之命选择配偶的权利。已婚的儿子住在父母家中的风俗已经不复存在了。儿子从学校一毕业就要离家谋生，这已成为一种习惯。过去，只要儿童可以在工厂做工，他们就会成为父母生计的财源之一，直到他们死于过度劳累。但是《工厂法令》已经取消了这种剥削形式，虽然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对此表示抗议。
从此，孩子从谋生工具变为经济负担。在这个阶段，人们学会了避孕法，于是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了。人们普遍认为，在各个时代，人类都是视他们的收入情况而生育孩子的。无论如何，这种说法适用于澳大利亚的士着居民、兰开夏的纺织业工人和英国的贵族。我不敢断言这种观念可以用理论来确定，但它的确与事实相去无几。
现代家庭的地位由于国家的作用而大为降低，即使是最牢固的家庭也不例外。在家庭的鼎盛时期，一个家庭包括年迈的父亲，若干成年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许还有更小的辈分。所有这些人同处一幢房子，大家通力合作，犹如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一致抗外，就像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国民一样。今天，家庭成员仅限于父母和他们年幼的孩子，而且即使是这些孩子，也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校中，学习国家认为有益于他们，而不是父母所希望于他们的事情（当然，宗教是一个例外）。现在，英国的父亲非但不能像罗马的父亲那样拥有对于孩子的生杀之权，而且如果他按照100年前大多数父亲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道德观去对待孩子，他还会被指控犯有虐待罪。如果父母一贫如洗，国家会免费提供医疗帮助，并供给孩子食物。
这样，父亲的作用就被降到最低限度，因为父亲的作用大都被国家取代了。随着文明的进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原始状态中，父亲是必不可少的，就像飞禽和类人猿中的父亲一样。由于经济原因，以及为了保护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免遭伤害，父亲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后一个作用早已被国家取代了。一个丧父的孩子，大概不会比一个父亲健在的孩子易受伤害。至于父亲的经济作用，对有产阶级来说，父亲去世比父亲健在，其效果更佳；因为如果他没有为自己的生活费用而花光所有的钱的话，他会把财产留给他的孩子。在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中间，父亲还是有经济功用的；但是就整个雇佣劳动者而言，这种功用正由于社会人道主义的观念而不断减少着，因为这种观念主张，孩子应当得到一定程度的照顾，即使他没有父亲方面的经济帮助。现在，最具有重要意义的父亲存在于中产阶级中，因为只要他活着并有丰厚的收入，他就能使他的孩子得到那费用昂贵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又将使他们保持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反之，如果他去世，而孩子们还很幼小，这些孩子就很有可能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然而，这种危险可以通过人寿保险的方式大大减少，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自食其力的阶级中，一个有远见的父亲也可以大大减少他的功用。
在当代世界，绝大多数父亲都因忙于工作而不能常见到他们自己的孩子。早上，他们因急于上班而无暇与孩子们交谈，晚上，当他们回到家时，孩子们已经（或者应该）上床了。人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一个前来过周末的人”。父亲很少能参加照看孩子的繁重工作，事实上，这种责任是由母亲和教育工作者分担的。毫无疑问，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常有一种很强烈的感情，尽管他很少有时间与他们相处。每逢星期天，在伦敦所有的贫民区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父亲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而且可以看到他们因能有这短暂的机会与孩子们相处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无论父亲怎样想，从孩子的观点出发，这只是一种没有重要意义的游戏关系而已。
在上层社会和以职业为生的阶级中，人们的习惯是，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把孩子交给保姆，以后再把他们送去上学。母亲负责选择保姆，父亲负责挑选学校，这样他们就完整地保持了他们控制孩子的思想，而这是工人阶级的父母所做不到的。但是就密切交往而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大户人家通常不如在雇佣劳动者家密切。大户人家的父亲虽然在节假日与他们的孩子有游戏关系，但是他们对于孩子的实际教育并不比工人阶级的父亲多。当然，他们负有经济上的责任，而且能够决定孩子受教育的地点；但是他们与孩子的个人接触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父母和孩子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因为后者认为他自己已经完全能够管理他自己的事情，而前者则依然充满父母所固有的担心，这种担心往往是爱好权力的伪装。做父母的通常都认为，孩子青春时代的各种道德问题是他们特权范围之内的事情。然而，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往往是极武断的，以致青年人很少能接受，于是他们总是悄悄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我们不能说，在这个时代大多数父母是非常有用的。
到此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现代家庭的不足之处。现在我们该讨论家庭依然强有力的地方了。
今天，家庭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能使父母获得情感。父母的情感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恐怕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最能影响人类的行为。有孩子的男女通常都是主要根据孩子来规划他们的生活，而且孩子最能使普通男女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变得无私，其中人寿保险恐怕要算是最明确、最显着的例子了。100年以前在经济上负有责任的人，在教科书中是没有孩子的，尽管这种人在经济学家们的想象中无疑是有孩子的。然而，这些经济学家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所假设的那种普遍的竞争，在父子之间是不存在的。人寿保险的心理显然完全在经典政治经济学所说的动机之外。但是，这种政治经济从心理上说并不是自动的，因为一个人对于财产的欲望是与父母的感觉密切相关的。里夫斯甚至说，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起源于家庭感。他指出，鸟类只是在孵卵的时候才有私产，而其他时间是没有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证明，他们有孩子以后比有孩子以前要贪得多。这种结果，通俗点说，是属于本能的，这就是说，它是自动的，是从下意识中产生的。我认为，从这一点上来看，家庭对于人类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那些富人所以攒钱的主要因素。
对于这一点，父子之间常出现一种奇特的误会。一个在公司奋力工作的人会对他那个游手好闲的儿子说，他一生做苦工全是为了他的孩子。然而，那儿子宁愿现在就得到一张金额不大的支票和些微的爱抚之情，也不愿待他父亲死了之后得到一大笔遗产。而且，那儿子还清楚地意识到，他父亲到城里上班，完全是由于习惯的支配，而不是出于爱子之心。因此，那儿子就断定他父亲是个骗子，正像那父亲认为他儿子是个不孝之子一样。然而，那儿子是不公正的。他只看见他父亲在中年时所形成的一切习惯，而没有看到那形成习惯的无形的和无意识的原因。
那父亲在青年时代也许遭受过贫困的磨难，所以当他的头一个孩子呱呱落地时，他的本能使得他发誓说，他的孩子决不能再遭受他所经历过的痛苦。这种决心是庄重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因此用不着有意识地再三重复，即使不再重复；这种决心也会永远支配父亲的行动。这就是家庭所以仍然具有极大力量的原因之一。
按照孩子的观念，那关于父母的重要事情，就是孩子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除了他的兄弟姐妹之外别人所得不到的爱抚。这一部分是善的，一部分是恶的。我打算在下一章里讨论家庭对于孩子心理上的影响。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想再说一句：毫无疑问，父母的爱抚在孩子的性格形成中是非常重要的，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必然与正常的孩子非常不同，且不管这不同是好是坏。
在贵族社会或是在任何容纳卓越人才的社会中，家庭对于某些重要人物来说，是与历史的延续性相连接的标志。调查表明，那些起名叫达尔文的人，在科学方面要比那些在婴孩时期把名字改为斯努克斯的人更有造就些。我认为，如果人们的姓根据于母系而不是根据于父系，这种做法的结果将和我们现在一样卓有成效。虽然我们根本不可能对遗传和环境的成分做出这样的划分，我仍然完全相信，家庭的传统在高尔顿和他的学生所说的那些遗传现象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以导致塞缪尔·巴特勒创立他的无意识记忆学说并推崇新拉马克派的遗传理论的因素作为家庭传统影响的例子。造成上述情况的因素是，由于家族上的一些原因，塞缪尔·巴特勒认定他必须反对查尔斯·达尔文。他的祖父（好像）和达尔文的祖父争论过，他的父亲也和达尔文的父亲争论过，所以他也必须和达尔文争论。萧伯纳所以撰写《麦修彻拉》，也正是因为达尔文和巴特勒都有一个性情古怪的祖父。
在当今普遍实行避孕的时代，家庭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它能保持生孩子的风俗习惯。如果一个人看不到孩子的用处，而且又没有机会和孩子发生密切的关系，他就会感到生孩子没什么必要。当然，如果我们把现有的经济制度稍微改变一下，家庭的成员也许只剩下母亲了，但是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家庭，因为这种家庭与性道德毫无关系，所以与我们目前讨论有关的，只是那种能够造成稳固婚姻的家庭。也许——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除了大户人家之外（如果社会主义允许富人存在的话），父亲不久就会被完全取代。这样，妇女就可以和国家，而不是和父亲，共同哺养孩子了。她们想要多少孩子就可以要多少孩子，而且父亲也不必负责任了。的确，如果母亲乱交成性，父亲的身份就会很难确定。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它必然会使人们的心理和活动产生深刻的变化。其深刻程度，我认为，将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至于这种影响对于人类有益无益，我不敢妄加评说。它将从人们的生活中消除那种与性爱同样重要的唯一情感。它将使性爱本身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它将使人们对于自己死后的事情更难发生兴趣。它将减少人类的活动，也许还会使人们提前退休。它将消除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以及对于历史传统的延续感。同时，它还将消除文明人所特有的那种极凶残、极野蛮的狂热，即在保护妻子儿女不受有色人种攻击时所具有的那种热情。我认为，它还会使人们减少对于战争的兴趣，也许还会使他们变得不那么贪婪。把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做一番结算怕是不可能的，但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父权家庭还是重要的，尽管谁也说不准它将维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