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3日至12日，英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总罢工。这次600万工人参加的总罢工，虽然表现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精神，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外部分学者把这次总罢工的失败，归罪于工党右翼领导人的背叛，归罪于麦克唐纳及其改良主义的哲学。英国学者斯凯莱（J。Skelley）认为：“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危机时刻的背叛，是改良主义哲学的产物。”“在1925—1926年英国主要的改良主义者如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和克林斯等，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实质是沿着非常有限的路线运动的。”中国的一位学者也称：“全国职工大会最高理事会的右派头目出卖了工人。”“盘踞在最高理事会的右派头目有泼夫（全国职工大会主席）、西特林（全国职工大会代理书记）和贝文（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总书记）。在他们背后出谋划策的是工党头子麦克唐纳，他曾在1924年工党上台时，当过英国首相。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如果说麦克唐纳基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需要，不主张总罢工，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说麦克唐纳操纵并出卖了总罢工，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于麦克唐纳在总罢工中的作用和态度，不可不据实清理。
1.麦克唐纳对待总罢工的一般态度
首先，在理论上，他是反对使用总罢工这种武器的。他一贯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不主张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当然也不会强调使用总罢工这种较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1926年5月3日，即总罢工爆发的当天，麦克唐纳在下院说：“关于总罢工、布尔什维主义和类似问题的讨论，与我毫无关系。”6月份，他在《社会主义评论》上撰文写道：“总罢工这种武器不能用来达到工业方面的目的。它是一种蠢笨而无用的作法。刚过去的这次总罢工，并没有达到胜利的目标。……如果劳工在总罢工中表现了良好的团结，那么他们就应该通过投票箱来解决矿业和类似的困难。”他还认为：“武力只会引起武力。一旦总罢工爆发，受打击的不是雇主而是社会一般的老百姓。”“我们的立场始终不变，工党从不把罢工作为政治工具。”
其次，在实践中，麦克唐纳不支持搞总罢工，因为他正处于与独立工党激进派的激烈辩论中，而总罢工就是由激进的矿工工会、独立工党、英共联合搞起来的。他支持总罢工就等于政治上向自己的论敌们投降。所以，他与总罢工保持一定距离是可以理解的。从1925年起，最早、最经常鼓动罢工和总罢工的是英共，最积极坚持罢工到底的也是英共。独立工党激进派与英共步调基本一致。麦克斯顿等人表示：“如果需要，独立工党将尽其全力。”矿工领袖柯克最念念不忘的支持者正是独立工党。因为在总罢工过后的矿工继续罢工中，独立工党集资5万镑捐赠给矿工。在麦克唐纳眼中，“独立工党当前的作法使它成了共产党人的工具”，英共和独立工党激进派热心推动的总罢工，他当然不会支持。
再次，当时英国并不存在发生革命的形势，在政府不让步的情况下，总罢工必然失败。这也是麦克唐纳固守渐进主义、反对动用总罢工武器的又一个原因。总罢工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经济范畴的斗争，不是政治斗争。总罢工者没有提出政治纲领、政治口号，更谈不到发展到暴力革命的可能。这正如当时英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的：“争取胜利的决心伴随着对于总罢工政治含义缺乏理解。”当时，大多数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剥削、危机缺少真正的理解，更不掌握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许多工人在政治上还是自由党人的世界观，还有许多人投保守党票。当时的英共势单力薄，难成中坚；工党思想分歧，莫衷一是；工会始终动摇，无心革命。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领导革命的党。再说，英国整个社会并不存在革命爆发的形势，这次总罢工只不过是全国工人支援矿工经济斗争的一个表示。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爆发革命的情况下，把一场经济斗争提高到“半合法”的地步，面对团结一致的资本家集团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只能落个失败的结局。因此，早在1925年10月17日，麦克唐纳就看出这场总罢工必然弄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局面。他警告说：“如果有人认为一场可能发生的总罢工不致于导致反向的社会自卫，那么他肯定是生活在傻瓜的天国之中。”可见，他预见到了政府组织的反抗，预见到斗争的激化将使没有革命准备的工人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麦克唐纳的政治哲学中有轻视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倾向，这在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现实中，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倾向。但是，他不同意搞1926年的总罢工，却是从保护工人实际利益出发的，不主张不顾后果地蛮干。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有根据的。
2.麦克唐纳在总罢工期间的政治立场
尽管麦克唐纳不同意举行总罢工，尽管他看到总罢工的结局必然是失败，但是，一旦工人群众掀起了总罢工的斗争高潮，他又转而支持工人斗争，并且站在工人一边说话，维护工人的利益。
总罢工前夕，工会领导人意见不一，有的主张与政府谈判（包括柯克和斯密斯在内），但是矿工其他领导人不依。麦克唐纳并未参与决策。他当晚在下院讲演中，敦促政府解决矿工实际问题，申明矿工收入低下，亟待解决的情况。他讲道：“矿工说，‘我必须保卫我的生活标准。’他是否对他的工资作过准确的计算这毫无关系；他在周末得到的那点钱也无需作什么复杂的计算。我这里有一小札未加整理的表明他们工资额的工资单：1镑8先令9便士，2镑零9便士，2镑11先令2便士，2镑1先令3便士，1镑5先令5便士，1镑5先令5便士……如果这些数额是你们的收入，……如果减少这么多工资的主张落到你们头上，那么不须经过什么事前调查，你们也会十分认真地反对这种主张的。”麦克唐纳这种努力不能说没有价值。他在下院讲完话，时已过半夜，他搭上了最后一列地铁回家，因为总罢工开始了。
总罢工于5月4日零点开始后，全国工人绝大多数都响应了全国职工大会最高理事会的号召，第一线工会进入行动，第二线工会作为坚强后盾，积极要求参加。工人群众是团结的，组织是良好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并没中断。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却公开充当政府的工具，在资产阶级报纸停刊的情况下，不断通过无线电广播攻击罢工工人。麦克唐纳在整个事件中处于外围，但他并未采取旁观态度。他抗议英国广播公司歪曲事实真相，要求通过直播手段对全国讲话，但遭到政府拒绝。5月5日，麦克唐纳在下院演说：“我向下院呼吁，你们难道就不能做促成问题解决的事吗？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坚决站在矿工一边的。”可见他是支持罢工斗争的。
正当罢工群众情绪高涨而政府也顽固对峙的时候，工会最高理事会于5月7日就开始寻找退路了。他们开始与皇家煤矿调查委员会主席塞缪尔（H。Samuel）的代表进行谈判。麦克唐纳与韩德逊及时找矿工罢工领袖柯克和斯密斯讨论了形势，后者同意接受不降低工资水平的临时解決措施。否则，不让步。罢工工人对政府和矿主丧失任何信任，拒绝讨论减少工资的任何方案。鲍尔温首相则顽固地坚持在总罢工撤销之前，不与工人进行任何谈判。5月7日和8日，陆、海军介入行政管理。这时麦克唐纳并不是将总罢工的责任归罪于工人，而是归罪于政府拖延解决问题的进程。他在日记中写道：“每一次这样的谈话，都更加有力地表明政府在处理时局问题上的罪过。”
正如麦克唐纳对总罢工的决定没有责任一样，他对总罢工的撤销也毫无责任。总罢工举行的命令是由职工大会主席泼夫主持职工大会最高理事会决定的，总罢工的撒销也是泼夫在同样的会上决定的。麦克唐纳根本没有参与决策，更无法操纵与之政治观点不同的工会诸头领。由于罢工无解决问题的希望，最高理事会与矿工联合会发生分裂。矿工认为最高理事会的谈判委员会正在背叛他们，而其他的工会领导人则认为矿工是妄图把他们拖进一场他们不愿参加的战争。皇家煤矿凋査委员会主席塞缪尔提出的一份备忘录成了最高理事会宣布撤销罢工的借口。这份备忘录主要是建议改组煤矿同时降低工资。谈判委员会和塞缪尔都认为这是政府与工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个方案虽未经政府认可，但谈判委员会同意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5月11日下午8时，各工会召开联席会议，泼夫宣布：“这也许是大家最后一次坐到一起了。”矿工领袖斯密斯认为矿工被出卖了，并退出会议表示要考虑给予泼夫一定的答复。半夜12时45分，斯密斯等矿工领导人返回会场，声明，由于接受塞缪尔方案和停止罢工一事没有与他们商量，他们不再受职工大会的任何约束，将自行行动。会议中其他工会领导人都不支持矿工方面，因而决定撤销总罢工。麦克唐纳称这一决定是“劳工历史上最可悲的经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政党，不再受到那种把最高理事会弄到这步田地的感情的冲击。”5月12日，总罢工停止，鲍尔温首相欢喜若狂。麦克唐纳愤慨地说，“他像一个伪善的党魁那样发表声明。塞缪尔文件的价值何在？这苦恼着我。”这说明麦克唐纳对撤销罢工的结局不满意，也说明了他没有参与关键性的决策活动。
总罢工停止后，麦克唐纳于5月13日赶到埃克斯顿广场出席了工党最高理事会的会议。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投降被描绘成无条件的，可能闹乱子。”“沮丧，不快。敦促他们（指最高理寧会成员。——引者注）坚决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而要运用下院来解决问题。”当天下午，他又在下院讲演，对政府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情理，目的是“使鲍尔温讲出对和平的更加虔诚的话，并且说明白，工会并没有被打垮。”麦克唐纳的讲演不能说没有效力。首相鲍尔温宣布不再作强硬削减工资的任何打算，也不对工会进行攻击。我认为，麦克唐纳在总罢工失败后继续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不致使罢工一败涂地，这种立场也是无可非议的。
3.麦克唐纳维护矿工利益的活动
总罢工停止时，全国矿工协会代表所有矿工拒绝接受职工大会最高理事会的决定，继续坚持罢工，直到六个月后的11月份。这期间，工会大会与矿工协会发生分裂，矿工处于单方面作战的孤立局面。在这场继续进行的罢工中，麦克唐纳仍然站在罢工工人一边，力图减少矿工们的损失。
总罢工停止时，矿工参加罢工的人数反而增加了。鲍尔温曾自作聪明地搞出一个提案，结果遭到矿工和矿主双方的反对。5月底，政府面对矿工罢工无奈，只好安排外国煤炭进口。矿工们不愿为未来的煤业改组而付出减少工资的代价；矿主们也同样不愿不经过斗争而接受改组。鲍尔温政府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顶住了矿主们的压力，但是到了6月份，他便最后同意了提出立法案，允许矿主们恢复八小时工作制（即否定了矿工坚持卡小时工作制的主张）。这标明政府公开站在矿主一方，强迫矿工们就范。对此，麦克唐纳起而批判鲍尔温的倒行逆施。他愤怒地指出，即将提出的这宗八小时议案“令人失望”，“它标志着政府放弃了谈判者的立场而走上反人民的立场。我曾对哈特信和柯克谈判（这个谈判是麦克唐纳安排的、由矿工出身的议员哈特信与矿工罢工领袖柯克举行的试图解决问题的谈判。——引者注）所抱有的极小希望，现在已烟消云散了。”在八小时议案于6月底通过二读时的辩论中，麦克唐纳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这纯粹是一个矿主的议案……这不是和平，这是一把杀人刀！”可惜，没有更：广泛的阶层的支持，单靠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议会议员是无法击败这项议案的。
7月中旬，教会领袖向鲍尔温提出一个重新发给工人补贴、使工人复工的建议，但遭到鲍尔温否决。麦克唐纳在另一次辩论中当面揭露了鲍尔温的虚伪面目：“‘双方为什么不能谈判呢？’首相以这句话作结。任何人说这样一句话那简直太容易了。是啊，为什么呢？恐怕大部分原因要归于这位尊敬的君子本人。……他首先把武器交给了矿主。在这十三周的悲惨斗争中，他武装了一方，然后他今天下午又来对双方说：‘为什么不能谈判呢？’”
8月中旬，虽然矿工方面作出过谈判的努力，但由于矿主的顽固态度陷于对峙状态。矿工不仅面临着失败，而且还面临着自已的工会被捣毁的可怕的灾难。为了挽救矿工的窘境，麦克唐纳一再作出了努力。8月31日，在议会辩论采取紧急措施前，麦克唐纳找到代理首相丘吉尔，“促使他放明智点，告诉他：如果他明智，我就能使最后谈判开始。”几分钟后的发言中，他还抨击政府在工时和工资问题上倒向矿主一边，主张政府恢复理智，把双方召集到一起。得到丘吉尔应允后，他又劝矿工执委会授权他再作与政府谈判的努力。在他的斡旋下，9月3日矿工代表与丘吉尔开始会谈。麦克唐纳和丘吉尔达成了三点协议：第一，矿工将宣布就工资和工时问题进行谈判；第二，根据矿工协会的惯例，协议要全国性的；第三，矿工承认地区差异。这个协议对矿工方面是比较有利的，他们乐于接受。因此，当天麦克唐纳虽然半夜后两点回家，但“由于白天的工作相当兴奋。”很清楚，他是坚决站在工人一边的。当然，搞阶级间的调和，也是他的主张和特长。
麦克唐纳与丘吉尔的协议遭到了矿主的强烈反抗。他们反对全国性谈判，只接受地区性谈判。9月17日首相鲍尔温力促实现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地区性谈判。但政府的这一主张又遭到矿工反对。10月7日，全国矿工协会以73.7万票对4.2万票否决了接受政府提案的作法。政府唯一的政策就是等待矿工被击败。由于雷塞斯特、诺丁汉等地区的矿工先后接受矿主关于地区性谈判的条件，开始复工，矿工持续六个半月的罢工于11月30日最后失败。这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上空前的一次惨败。失业人口上升，工人生活水准降低，许多基层工会崩溃，受害者甚众，黑名单盛行。工人思想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
麦克唐纳在矿工延续性罢工中，奉行了敦促政府、说服矿工、寻找条件、实现谈判的玫策。其立场感情是站在工人一边的。但是，他的调解失败了。面对顽固的矿主同盟，他的调解显得毫无力量。
4.麦克唐纳阶级调和政策的弊端
从具体事件和直接原因方面来看，麦克唐纳无可指责，对工人罢工失败并无责任。但从事件的宏观总体上看，他则暴露了自已的致命弱点，对工人失败也应负有责任。他的理论基础中就有强调社会完整性、有机性的倾向。在斗争方式上，他则强调阶级之间的调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造成了实践中的巨大损失。在总罢工和矿工罢工这样全国性的斗争中，作为工党议会党团的主席，工党的领袖，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没有启用工党全党的力量来推动罢工运动的发展并争取胜利。工人的失败，也说明了麦克唐纳阶级调和理论和政策的失败。
麦克唐纳是主张以渐进主义的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总体上的渐进，不能排除具体环节上的斗争与突破。没有具体的斗争与突破，就无所谓渐进。因此，在和平、合法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不能忽视每一时期可能发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危机。完全、彻底地追求合法性，就等于丢掉了向着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性。恩格斯在指出英国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合法发展的同时，也指出过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他说：“这个人（指马克思。——引者注）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恩格斯并不否认英国社会革命可以沿着和平、合法道路发展，但是，他又同时提醒工人阶级对付统治阶级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这就是总体上的和平合法，不能排除暂时局部的阶级冲突和斗争。麦克唐纳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比喻为幼虫变成了蝴蝶，这种幼虫变蝴蝶的自然演进确实够和平的了，但是幼虫冲破卵壳、蝴蝶冲出蛹壳的关键性转变，却决不是和平的，而是一种强力的斗争过程。麦克唐纳否定这种斗争，因而不敢起来领导这种斗争。
在大罢工发生时，尽管存在麦克唐纳与英共、与独立工党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但是当时工党团结斗争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在支持总罢工这一点上，在支持矿工斗争这一点上，是完全可以团结起来的。英共和独立工党都积极参加或支持了总罢工和矿工罢工，英共在总罢工中一直起到先锋分子的作用，职工大会和独立工党也积极为矿工罢工慷慨募捐。然而工党却没有作为集体去行动。不是工党对总罢工和矿工罢工有什么分歧，而是麦克唐纳不去领导，不敢领导。他没有在这次危机中提出政治口号，而是严格地保持这次危机“经济斗争”的性质。因此，失败是必然的，是有麦克唐纳一份责任的。还是列宁对麦克唐纳的批评一针见血：“不仅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真正的革命准备。”麦克唐纳确实不善于、不愿意利用革命危机。
当然，麦克唐纳是笃信渐进主义的人，工党广大群众也是受渐进主义影响很深的工人。指望麦克唐纳利用总罢工的时机去领导并促成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麦克唐纳如果不是僵死地而是灵活地运用渐进主义，在经济斗争中加进一定的政治斗争，将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致于使工人失败到这种悲惨的程度。他一味调和，回避革命，遇到矿主的顽强反抗，遇到政府的顽强反抗，他只有苦恼和悲叹。这是他阶级调和理论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综观麦克唐纳作为反对党领袖期间的实践，可以作一简要总结。他保持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表明了同情和保护共产党人的胸怀，也表明了同情和保护工人阶级群众的鲜明态度。他不应被作为敌人抨击。他的缺点和错误，是来自他自己的理论偏颇和错误。这一段历史再一次证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可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路人。
§§第六章 麦克唐纳在第二届工党政府时期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