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
“到。”
“张楚芳！”
“到。”
“徐桂真！”
“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次一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得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铜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Here！Here！”
“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地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
“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
“2X Y=……X2=……”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为是星期天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化着妆；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哎……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有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像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委曲拐弯的，好像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糊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地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地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像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地读起单字来。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咱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了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了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直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像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该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干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刚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了，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书箱，取出了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摇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鸣振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暖和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了，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像你这样特别！两只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王亚明的领口：“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亮晶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手套：
“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儿？”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了。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口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地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
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地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仔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像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觉，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话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个……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亚明的被子没有被里，棉花贴着身子睡，不信，校长看！”
后来，她们就开着玩笑，竟至说出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后，这黑手人就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我起得早的时候，就遇到她在卷着行李，并且提着行李下楼去。有时我也在地下“储藏室”遇到她，当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都是看看墙上的影子，她搔着头发的手，那影子印在墙上也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60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
“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地：
“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哐啷、哐啷地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
“哟！染了两双新袜，铁祸就不要了！新袜子怎么会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所经过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据了。我们向前冲着，扑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或者是横着走。清早，照例又要从宿舍出发，在12月里，每个人的脚都冻木了，虽然是跑着，也要冻木的。所以我们咒诅和怨恨，甚至于有的同学已经在骂着，骂着校长是“混蛋”，不应该把宿舍离开学校这样远，不应该在天还不亮就让学生们从宿舍出发。
有些天，在路上我单独的遇到王亚明。远处的天空和远处的雪都在闪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进。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见行人。风吹着路旁的树枝在发响，也时时听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扫着在呻吟。我和她谈话的声音，被零度以下气温所反应也增加了硬度。等我们的嘴唇也和我们的腿部一样感到了不灵活，这时候，我们总是终止了谈话，只听着脚下踏着的雪，乍乍乍的响。
手在按着门铃，腿好像就要自己脱离开，膝盖向前时时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记不得哪一个早晨，腋下夹着还没有读过的小说，走出了宿舍。我转过身去，把栅栏门拉紧。但心上也总有些恐惧。越看远处模糊不清的房子，越听后面在扫着的风雪，就越害怕起来。星光是那样微小，月亮也许落下去了，也许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
走过1丈远，又像增加了1丈似的，希望有一个过路的人出现，但又害怕那过路人，因为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人，等一看见人影，那就像从地面突然长了起来似的。
我踏上了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在按铃的手，似乎已经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阶又有一个人走下来了：
“谁？谁？”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吗？”因为一路上我并没听到有另外的脚步声，这使我更害怕起来。
“不，我没走在你的后面，我来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给开门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没按过铃吗？”
“按铃没有用，喝喝，校役开了灯，来到门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到底他不给开。”
里边的灯亮起来，一边骂着似的哐啷啷啷地把门给打开了：
“半夜三更叫门……该考背榜不是一样考背榜吗？”
“干什么？你说什么？”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校役就改变了态度：
“萧先生，您叫门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亚明一直走进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脸苍黄得几乎是打着皱纹似的，颤嗦了一些时候，被风吹得而挂下来的眼泪，还停留在脸上，她就打开了课本。
“校役为什么不给你开门？”我问。
“谁知道？他说来得太早，让我回去，后来他又说校长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时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会，就等一会，一顿饭这个样子。喝喝……”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着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读着小说，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但，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第一次？
她问我读的什么小说，读没读过《三国演义》？有时，她也拿到手里看看书面，或是翻翻书页：“像你们多聪明！功课连看也不看，到考试的时候也一点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会，看看别的书……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个星期日，宿舍里面空朗朗的，我就大声读着《屠场》上正是女工玛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读着，觉得很感动。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下雪天气，实在沉闷，本地又没有亲戚，上街又没有什么买的，又要花车钱……”
“你父亲很久不来看你了吗？”我以为她是想家了。
“哪能来！火车钱，一来回就是两元多……再说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把《屠场》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她笑着，“喝喝”着，她把床沿颤了两下，她开始研究着那书的封面。等她走出去时，我听在过道里她也学着我把那书开头的第一句读得很响。
以后，我又不记得是哪一天，也许又是什么假日，总之，宿舍是空朗朗的，一直到月亮已经照上窗子，全宿舍依然被剩在寂静中。我听到床头上有沙沙的声音，好像什么人在我的的床头摸索着，我仰过头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亚明的黑手，并且把我借她的那本书放在我的旁边。
我问她：“看得有趣吗？好吗？”
起初，她并不回答我，后来她把脸孔用手掩住，她的头发也像在抖着似的，她说：
“好。”
我听她的声音也像在抖着，于是我坐了起来。她却逃开了，用着那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手横在脸上。
过道的长廊空朗朗的，我看着沉在月光里的地板的花纹。
“玛利亚，真像有这个人一样，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没有死吧！她不会死吧……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喝喝！”很高的声音，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你看那医生他来吗？他先向我要马车钱，我说钱在家里，先坐车来吧！人要不行了……你看他来吗？他站在院心问我：‘你家是干什么的？你家开染缸房（染衣店）吗？’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我等他，他没有出来，我又去敲门，他在门里面说：‘不能去看这病，你回去吧！’我回来了……”她又擦了擦眼睛才说下去，“从这时候我就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爹爹染黑的和蓝的，姐姐染红的……姐姐定亲的那年，上冬的时候，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唉呀！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爹爹就说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某个人专染蓝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染一匹布，多不过三毛线……一个月能有几匹布来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钱，又不论大小，送来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钱，去掉颜料钱……那不是吗！我的学费……把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那本书。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王亚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经束得很紧，立在墙根的地方。
并没有人和她去告别，也没有人和她说一声“再见”。我们从宿舍出发，一个个地经过夜里王亚明睡觉的长椅，她向我们每个人笑着，同时也好像从窗口在望着远方。我们使过道起着沉重的骚音，我们下着楼梯，经过了院宇，在栏栅门口，王亚明也赶到了，并且呼喘，并且张着嘴：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她向着大家在说话一样。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时读着，同时连教师随手写的、已经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在第二点钟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她在小册子上也画了起来……好像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都必得留下一个痕迹。
在下课的时间，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夜里，她的父亲也没有来接她，她又在那长椅上展开了被褥。只有这一次，她睡得这样早，睡得超过平常以上的安然，头发接近着被边，肩头随着呼吸放宽了一些。今天，她的左右并不摆着书本。
早晨，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停在楼梯口，他放下肩上背来的大毡靴，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捋去胡须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融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亲站在楼梯口，把脸向着墙壁，腰间挂着的白手巾动也不动。
行李拖到楼梯口了，王亚明又去提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还给她的父亲：
“我不要，你戴吧！”她父亲的毡靴一移动，就在地板上压了几个泥圈圈。
因为是早晨，来围观的同学们很少。王亚明就在轻微的笑声里边戴起了手套。
“穿上毡靴吧！书没念好，别再冻掉了两只脚。”她的父亲把两只靴子相连的皮条解开。
靴子一直掩过了她的膝盖，她和一个赶马车的人一样，头部也用白色的绒布包起。
“再来，把书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喝……喝。”不知道她向谁说着。当她又提起了手提箱，她问她的父亲：
“叫来的马车就在门外吗？”
“马车，什么马车？走着上站吧……我背着行李……”
王亚明的毡靴在楼梯上扑扑地拍着。父亲走在前面，变了颜色的手抓着行李的角落。
那被朝阳拖得苗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样轻浮，只能看到他们，而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一点声音。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1936年3月
（首刊于1936年4月15日上海《作家》第1卷第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