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八月，宁夏开展“反坏人坏事”运动，快捕、快批、快判。仅三个月，二万七千余人受到无情打击，冤狱遍地，其中浙江支宁青年首当其冲。
“文革”初期，由前进农场改为农建十三师的第三团，宛如一锅煮沸的菜粥，熊熊的火苗子发威地燎着黑漆漆的锅底，黑漆漆锅底以及同样黑糊糊的锅沿里的菜粥都遵循着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而发热发狂，在腾腾的雾气中，“咕嘟”、“咕嘟”地翻腾着，可谓万炮齐鸣，人喊马嘶，一场天昏地暗般的鏖战厮杀开始了。
在“造反有理”的狂飚中，张曼新也揭竿而起了，呼啦啦集聚起一哨数百名的人马，迎风猎猎扯起“无产阶级革命红色风暴造反派”的大旗，并一举坐上了这个造反组织的头把交椅——司令。
但是，造反，造什么反才更有切实的意义呢？
作为司令的张曼新颇费心思。
莫非整日里也大呼隆地扯着脖子喊“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么？
当然在当时这个是不可不喊的。
可是，他又觉得这样做离自己太遥远。
那么，怎样才能显示“造反”的实际质量呢？
于是，他把重点放在五年前宁夏开展的反坏人坏事（简称双反）运动中制造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上。
他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色风暴造反派”组织，其成员大部分都是一水的“黑五类”子女。造反，不就是要砸碎锁链，还人们自由的生存权利么？
“上北京！”身穿一身卡叽布黄色军服的张曼新，已长成一米七高的身材，腰扎绛紫色武装带，军上衣的左上方的盖式口袋里，插一支钢笔一支牙刷，上方别一枚横条的毛主席语录像章，显得棱角分明的脸上经过几年来西北风沙的磨砺，原来的稚气不见了，嘴唇上已有了一抹淡淡的胡须，凭添了一种深沉。眼窝略微有点深，目光似乌云中的闪电，炯炯有神。他带上几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乘火车直驱“文革”的大本营北京。
张曼新自举事以来，东奔西走，上衣口袋里总是插一支钢笔和一支牙刷，不仅踏遍了原前进农场的二十多个生产队，还南下浙江，足迹印满浙江支宁青年所在的山山水水和城镇农村。他白日里甩开脚步攀梁越沟，夜晚找个地方“猫”上一觉，清晨起来手捧凉水来个“猫洗脸”，从上衣口袋取出牙刷漱漱口，便又踏上征途。
因而，“牙刷司令”的称号由此诞生。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张曼新获得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据：仅在“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浙江支宁青年遭受到无情打击者居然多达二千七百余人，而在区区一个前进农场，受到严厉打击的浙江支宁青年，也有三百三十一人，占全场受打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
数以万计的浙江支宁青年，为了逃避劫难，纷纷夺路逃生。当地政府为阻止浙江支宁青年离开宁夏，离开西大滩，一方面在火车站及各交通路口，层层设卡；一方面在政治上制造威慑，凡是在逃离中被抓住的浙江支宁青年，一律戴上“社会主义逃兵”的帽子。不少浙江支宁青年在逃离途中冻饿而死，不少人被截获。
当时，由于受打击者众多，一时间造成监狱和看守所人满为患。前进农场所处的平罗地区，不仅看守所的全部班房已经关满，而且还将两个电影院和剧场也塞得满满当当，刹那间似乎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
在这些受打击的浙江支宁青年中，有多少成为冤魂，有多少仍在蒙受耻辱，又有多少下落不明、家破人亡呀！
有一个名叫赵毅的浙江支宁青年，因为在“低标准”中偷吃了几个馍馍，便受到无情打击，他不堪忍受临牢之苦，越狱而逃。监狱立刻派人到这个青年的家乡缉拿，结果扑了个空，但是从此给这个青年的年迈父母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母亲整日思念不知死活的儿子，哭瞎了眼睛；他父亲因受到惊吓而心脏病复发。这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衣食无着，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久相继而死。
还有一个年龄较大的浙江支宁青年，名叫胡大进，因饿肚子时期说了几句怪话，被抓起来批斗。他不服，又遭到毒打。他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自己的活路，便逃回浙江家中，劝说年轻的妻子马上改嫁，从此他便销声匿迹。
更为典型的是一个名叫陈志连的复员军人，曾在抗美援朝时因作战勇敢，立过战功，是陈家的独生子。时任八队第二分队副队长。因给领导提过意见，在“双反”中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而判刑三年。释放归队的当天，因吃黄豆太多，当晚肚胀而死。其母闻讯，哭瞎了双眼。
这桩桩冤案，件件屈情，烈焰般炽烤着张曼新那正直而火热的心。
张曼新在浙江为寻找一个受害者的下落，有一次和被他称作大姐的战友缪宝谦风尘仆仆地赶到距温州一百多公里的丽水县（如今为市），又翻山越岭，一身汗水地赶到深山老峪中他的家，结果得到的情况是，他自从由宁夏跑回来，就没敢在家里呆，村里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后经仔细打听，才有人告诉他，丽水县城他有个舅妈，或许知道他的踪迹。张曼新掌握了这个线索，高兴地道了一声谢，立刻踅转回身，又跋涉四十多里山路，赶回县城。但是，他舅妈住在县城什么地方，村里人没有提供。于是，张曼新就采取篦子篦头发的办法，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问，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地找，才找到了他的舅妈。他舅妈听说张曼新是从宁夏来的，开始还以为是来抓她外甥的，先是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后来经过张曼新反复说明真实来意，方使她解除顾虑，告诉张曼新她的外甥在青田结了婚，做为“倒插门”留在了女方家。
张曼新赶到青田，又马不停蹄地再行几十里，越沟攀梁，终于找到了他，了解到了他所蒙受的冤屈的翔实情况。
这一件件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制造的斑斑血泪，这一桩桩践踏人权横遭杀戮的森森冤案，燎动着张曼新义愤填膺的心胸。
他在浙江瑞安召开上千人的大会，揭露宁夏“双反”运动的罪恶。
他在农建十三师第三团造反派大会上振臂高呼，要为“双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如今，他们到北京国家农垦部上访，是要求解决浙江支宁青年受害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的北京，大字报铺天盖地，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臂上戴着印有“红卫兵”字样袖章的造反派成群结队地游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等口号，天安门广场各个造反派组织手持喇叭在声嘶力竭地演讲，一些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的“走资派”呈“喷气式”状被造反派押在汽车上游街，可谓天翻地覆。
张曼新一行来到农垦部办公厅设的一个人民接待站。
“造反派的同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接待站的一个中年男子满脸堆笑地问，那样子十分谦恭。
这年月，对造反派不谦恭行么？
造反派就像煮沸的菜粥，在烈焰的炽烤下，发疯、发狂，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思维，失去了节制，不但对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而且组织与组织、派别与派别之间也尔虞我诈，互相攻击，互相残杀，酷似潘多拉打开了魔匣。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张曼新一点头，显得很有礼貌地回答。
“宁夏什么单位？”
“农建十三师第三团。”
“你们要反映什么问题？”
“反映为‘双反’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
“双反？什么双反？”显然这个中年男子对宁夏几年前搞的“双反”运动一无所知。
“是这样。”张曼新便将五年前宁夏开展的“双反”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浙江支宁青年遭受的无情打击和在落实政策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合盘托出。
“好，我们一定向有关单位反映你们的要求。”这个中年男人大概被张曼新情真意切的介绍所感动，立刻起草了致“浙江省军管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军管委员会”和“农建十三师、农垦局”三封公函，力陈了张曼新等人要求为那些返回浙江的人员平反以及为要求重新回宁夏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安排工作等。这就不难看出，张曼新在这特殊的年代，在不遗余力地为平反“双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鼓与呼！
两年以后，张曼新被调到由农建十三师三团改为的农建五师三十四团，任“双反”复查专案组组长。
四年以后，张曼新由三十四团调到农建五师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纠正“双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工作。
五年以后，张曼新又从农五师落实政策办公室调到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纠正“双反”运动的复查工作。
“文革”中被称为“牙刷司令”的张曼新，显示了出类拔萃的独特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