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在鸦片战争之后基本中断近百年。而宁夏却在民国初年的新旧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奇迹般地编修出一部大型方志《朔方道志》，这就是由西北著名回族将领马福祥、马鸿宾叔侄用10年时间相继完成的。该志由马福祥捐资在天津正式出版。这说明回族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并同样为之作出贡献，这在政治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志书的出版在全国都很罕见，在中国近代方志史上更是独领风骚，是宁夏的殊荣。除《朔方道志》外，宁夏还编修了许多县志，编修者多为知县，如陈国栋编纂《重修隆德县志》、叶超编纂《民国固原县志》，最先发起修纂《朔方道志》的是马福祥，参与者有陈必淮、吴复安、王之臣等。马福祥原籍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精通汉族文化，以“儒将”自称。民国二年（1913年），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兼宁夏将军，即与朔方道道尹陈必淮（湖南岳阳人）商议筹备编修志书事宜。民国六年（1917年），正式设局修志，由吴复安负责修志事宜。吴复安是清宁朔县举人，曾任宁夏省议会议长。民国七年（1918年），吴复安病故，修志被搁置。民国十三年（1924年），宁夏镇守使马鸿宾与陈必淮再次设局，聘请王之臣担任《朔方道志》总编。王之臣是湖南宁乡人，民国初年曾先后任平罗、灵武、盐池等县知事。他非常热心修志工作，在灵武时曾主持过该县县志的编修，有一定的经验。他接手修志工作后，在前任主编吴复安所作的基础上，对体例进行了修改，派人采访调查，重新编写。
民国时期，固原的几任县长都提倡编修县志，两次成立县志局都因故停修。民国三十年（1941年），新任县长王思诚尽心提倡，聘请卸任县长叶超为县志总纂，终于修成《民国固原县志》。叶超是福建闽侯人，民国二十年（1931年）入甘从政。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39～1940年）任固原县长。此人长于诗文，曾组织“萧关诗社”。他编修志书非常认真，对旧志部分，不是原书照抄，而是对史料进行考证核实，纠错补充，使志书内容更加充实丰富，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修志期间，地方筹措经费，供为叶超酬金。但他念民力凋敝而不受，仅领微薄生活费用。后来物价飞涨，生活维艰，兼任中学、师范教师借以维持生计。期间，甘肃省主席谷正伦4次电召任用，不就，依然以志成为怀。解放后，叶超回原籍，仍来信询问，念念不忘县志事宜，并为固原提供文史资料。
民国《化平县志》由泾源人张逢泰等人编纂而成。民国二十四年（年）秋，张逢泰应县长盖世儒之请，接受修志大任时，已是年逾五旬之人。他不顾年迈体衰，疾病染身之痛，毅然组织同道志士16人，不辞辛苦，深入各地采访、辑录、查阅资料，绘制图表，整理编纂，历时两年，终于成志。后人有用“老骥负重，振作精神”和“日夜不息，奋笔疾书”这样的激情语句来赞叹张逢泰修志的执著情怀。
民国时期，在修志领域还值得一提的名人是甘肃学者张维。虽然张维没有修成志书，但他的志德修养是非常值得人们推崇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宁夏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修志体例令，成立通志馆，规划在两年内成书。主席马鸿逵兼任馆长，特聘张维任总纂。在修志中，张维察觉马鸿逵欲借修志为其家族在宁夏的统治树碑立传，张维怕留骂名于后人，遂以生病为由，回甘调养未返，通志编修也随之告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