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宁夏大规模的开发大体有6次。
第一次始于秦汉时期。蒙恬收复河南地，沿河置县，移民实边。汉武帝时一次移民10万余口到新秦中，大规模“募民徙塞下屯耕，兴修水利”，宁夏平原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农业灌区，黄河以南新垦区成了新秦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出现了“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新秦中”与“秦中”即关中相提并论，是当时最富庶的代名词。秦汉移民和农业开发，拉开了宁夏经济开发的序幕。
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权在历史进程中，深受农耕文化影响，不断从内地和关东移民到宁夏，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坐镇灵州近10年，恢复旧渠，开凿新渠，几年间，灵州经济得以恢复，“官课常充”，粮食实现自给有余，一次就运屯谷50万斛赴沃野镇（今内蒙古临河市西南）以供军需，而且是自行造船，开创了黄河上游的水运先河。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又将历下（今山东济南）居民迁至薄骨律镇境内，筑历城（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南以居屯）。北周继续向宁夏移民兴屯，于建德三年（574年）迁两万户于丽子园，置怀远县和怀远郡，是为今银川市的前身。北周灭陈国后，又迁该国军民于灵州，对河东地区再次进行大规模开发。南人的文化、风俗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经验也随之带到塞上黄河岸边，使这片土地经济发展，民风大变，人人彬然有礼，与移民老家江南水乡一样富庶和文明，始留下了“塞北江南”的美名。
第三次开发在唐代。盛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归附，为经济开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引黄灌区水利的兴修，为经济开发创造了条件。唐代的宁夏，已有汉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薄骨律渠、七级渠、特进渠、唐徕渠等大支渠。宁夏境河东、河西一样，已是良田阡陌，渠道如网，果树成荫，诗人韦蟾的诗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就描述了宁夏平原的繁荣景象。以经济势力为后盾，灵州在唐代已上升为北方军事巨镇，并成了平定“安史之乱”和“中兴”唐朝的后方基地。
第四次开发是元帝国时期。蒙元在宁夏建行省初，郭守敬就来到宁夏，对黄河灌区的水利进行大规模治理。蒙元政权设西夏惠民局，诏令流亡难民回原籍居住生产，后又陆续设立西夏营田司、西夏中兴等路新附军万户府和开成路陕西屯田机构，“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戍兵万人”，屯田数达4000顷。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廷曾诏令“徙翁吉剌民户贫乏者就食六盘山”，可见，当时的南部山区已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北部黄河灌区更不用说是粮食丰产区了，而且不断向东胜（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输送粮食，从而开通了宁夏至东胜的漕运。元代的宁夏有天下“粮仓”之称。
第五次开发是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开始陆续征调内地军民移居屯守，采取军屯戍边为主和民屯辅助的军政合一方式，对宁夏地区实行特殊的行政管理。这是宁夏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开发行动，入住宁夏的新居民有“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当时，宁夏的军屯建设成绩斐然，宁夏全镇各类军人总数最高时达7万人，其中卫所军“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永乐初，卫所军为20413名，以14184名屯垦，计耕田8337顷，创造了“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和“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的成绩，宁夏总兵官何福因此被朝廷“降敕奖谕”。随着水利的兴修，水政管理的加强，至万历前期，屯田数已发展到18828顷。
第六次开发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宁夏引黄灌溉网最终形成，并扩大了上百万亩的新灌区，使宁夏平原灌区农业发展更上新水平。
就农业开发而言，因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宁夏经济开发比较缓慢，几乎是相隔数百年上升一个台阶。但农业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秦汉以来，无论是汉族封建地主还是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其在宁夏主要职能的发挥，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和兴修水利。因此，移民、修渠以及为军事斗争和经济开发服务的交通建设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和政权经营宁夏的3项特殊政策，而且代代传承。
从历史上看，在领先的经济开发中，逐渐培育、形成了宁夏历史上的特色经济。
1.畜牧经济。宁夏南北地区自古就以畜牧著称。自秦汉进行经济大开发以来，北部游牧区逐渐被农业开发区所代替，从而构成了宁北农业区和宁南畜牧区两大经济类型布局。如同北部的农业经济一样，南部的畜牧业经济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突出地体现在以生产军马为主的官牧经济和以生产牛羊为主的私牧经济两个方面。
官牧经济始于西汉，北魏、隋、唐得以发展，明代达到极盛。西汉武帝巡郡国，出萧关，猎新秦中，首次诏令百姓养马。政府在灵州设立河奇苑、号非苑养马场，对以灵州为中心的军马官牧基地进行统一管理。隋朝在西北设置陇右牧监，经营着以原州为中心的军马官牧基地。唐代，政府在原州设置陇右群监牧使，管理东、西、南、北四使，辖“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的大牧场。其间，政府还在盐州设置八监养马，形成了一个以盐州为指挥中心的西北牧马区。宋代，宁夏属西夏版图，西夏国占据大片草场，牧养军马，可谓兵强马壮。明代，以藩王牧场和苑马监为主的军马基地再次兴起，宁夏南部草场大都被划分为藩王的牧地和陕西苑马寺所辖各监、苑的军屯牧地。宁夏群牧千户所理治韦州，专理庆王府畜牧。清初，裁撤了明末本地所有王府牧场，但在雍正年间，又于固原地区建立了6个军马场，本地军马和其他牲畜因此“大为蕃息”。
私牧是宁夏历史上的传统经济，早在秦汉开发前，宁夏全境本身就是北方各民族游动的大牧场。之后，由于北部农业经济的开发，传统畜牧经济逐渐集中于南部山区。秦初，乌氏县有个大牧主名倮，他（一说为女性）牧养群畜无数，只能以牛羊散布的山谷多少估量概算。秦始皇对他非常器重，享受“比封君”待遇。西汉时，今固原地区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可谓“畜牧为天下绕”。北魏政府始终未曾放弃畜牧业生产，况且鲜卑、匈奴、羌、敕勒、柔然等以畜牧见长的游牧民族部落都散居在这里，发展畜牧业完全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隋唐以后，由于军马的特殊需要，大部分天然牧地划归官府牧场，私牧经济滞后，特别在清代后期，大量垦荒，破坏了草原，私牧经济开始走向衰落。
2.丝路经济。宁夏古代经济开发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丝路经济的开发上。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是我国通往中亚、西亚的重要通道。汉代，丝路经济兴起，宁夏南部固原地处丝路中段，萧关是丝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魏晋时期，宁夏虽处纷乱之中，但并没有阻断中西交往。北魏统一北方，打击占据西域的柔然贵族，扫除了丝路障碍。今固原地区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金币仿制品、银壶及东罗马金币仿制品，还有异域风格的金花饰、黄金覆面物品等，都是魏晋以来丝路经济繁荣的极好见证。8世纪中叶，吐蕃贵族扰占河陇地区，丝路主要是通过灵州走向西域。元代，开辟了中西丝路宁夏地区新段，由盛唐时的线路行至瓦亭（今固原市原州区南），即西越六盘山，经隆德及甘肃会宁、定西至兰州，丝路经济复兴。《马可·波罗行纪》称：额里哈牙（即今银川）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又称唐古特（故西夏地区）“诸州之山中，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售世界”。可见，质量上乘的毛制品及珍贵药材，都是元代宁夏丝路经济中的主要出口商品。
3.边贸经济。西夏、明清时期，宁夏地区的边贸经济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北宋虽然对西夏实行长期的经济封锁政策，但北宋也需要食盐之类的贵重物资，于是与西夏进行了边境经济贸易交流。边贸经济开发主要表现于榷场贸易。每个榷场都设官管理，以便进行大宗贸易。西夏与宋、辽、金三国的榷场贸易，促进了西夏边贸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然而，作为边贸经济的主要场所，榷场时有关闭，常常与西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关，这种情况又制约了西夏的边贸经济发展。明代，宁夏（今银川）、固原属边防线上两个极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宁夏地区的边贸经济主要表现在与蒙古的边境互市。当时的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主要服务对象是军事和与之相适应的边塞经济。因此，在军事控制下，境内的陆路驿站、山关隘口、长城关卡通道等处，也设有规模不同、时断时续的互市，进行交易活动。在明代严密防守的长城线上，开设花马池、横城堡、石嘴子三大市口，每月开市次。另外，在贺兰山一线开放赤木、黄峡、宿嵬口等山口，都是为了同近邻的蒙古族牧民便利交易。可见，具有不同地域特点的边境互市贸易，是明清时期宁夏经济具有开放性的重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