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简称“方志”，亦称“地方志乘”。“方”不仅仅是自然概念的地方，还是行政概念的方域。“志者，记也。”顾名思义，方志即一方之志书，就是以一定的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区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等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物质资料全貌的综合性著述与资料总汇。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称“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由此可见，地方志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举凡一地的建置、沿革、舆图、疆域、山川、津梁、关隘、名胜、物产、资源、赋役、气候、天文、灾异、人物、风俗、职官、金石、艺文、文化、学校、民族等情况，均有记载，几乎无所不包。因此，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称地方志为“博物之书”。
据考证，中国编修地方志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独创，是中国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这种带有地方行政区域特色的著作，源于何时，源自何种图书，又以何种形式出现，长期以来，历代方志学者对此都进行过研究与探讨，直到今天，仍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研究观点有以下几种。
西周王朝建立后，设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总称“五史”。从此，各级史官开始了对全国以及各地区历史的记载。这个史实，可以在《周礼·春官》中得到证实：外史“掌四方之志”，即各诸侯国史官负责整理各国的典籍；小史“掌邦国之志”，即周王室史官记述王室自身的历史。又《周礼·地官·诵训篇》：“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即地官要向周王讲述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历史、风土人情，便于王室了解情况，维护王权的统治。这里所谓的“四方之志”“邦国之志”，实际上就是当时各史官对本国历史和各方面情况记载的文献资料，后人称之为“古国史”。诸如晋《乘》、楚《梼杌》、郑《志》、鲁《春秋》等这种最早的古国史，是地域之史，具有区域性，因此它具有方志的特征，可以说是古方志的雏形。
持这种观点学者的理论依据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和《禹贡》。《山海经》包括《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全书以山为纲，以方向与道里为经纬，记载了约10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涉及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故事、民族、宗教、动植物、矿产、医药等诸多方面。后人称《山海经》为“奇书”，是“中国方志的源头”。英国的李约瑟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宝库”。现在的地方志就有地理志、交通志、动植物志、民族宗教志等分法，同《山海经》的记述方法相仿。
《禹贡》实为《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地理专著。该书以九州自然分区方法，对山岭、河流、土壤、物产、贡赋、民族、交通等进行了记述，语言简练，体系完整。这种分地域记载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后世地方志分类方法与之是一脉相通的。
以上两种古地理书，都对方志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志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形成了“一方之全史”“一方之百科全书”的特点。所以，把古地理书视为方志的又一源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舆图就是古代的地图。我国的舆图出现很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使用已经相当广泛。舆图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图记、图经、图志了。图，即地图；经，即对地图所作的文字说明。由于古代绘图技术低下，有些内容仅靠图是难以表示清楚的，必须附文字说明，“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是其真实写照。图经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时期。当时图经的内容和体例已比较完备，包括行政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古迹等。宋代以后的图经名称多为方志所代替，图的地位下降，成了志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图文并茂的特色依旧存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志体要求“七体咸备”，其中包括“图”这种体例，实际也是方志渊源于古舆图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