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新听说给张克敏落实政策补发的抚恤金还没有落实到张克敏的妻子苏士梅手里，脸立刻阴了。
“你回去吧，我会尽快帮助落实的。”张曼新告诉神色憔悴的苏士梅，话调显得很沉重，似乎心里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怎么搞的？自治区落实政策办公室早已下文，而且明确要求尽快给张克敏的家属兑现补发的抚恤金。”张曼新待苏士梅走后，眉头一拧，显然感觉到落实政策工作的艰巨和复杂。
为了尽快弄明原因，张曼新第二天就由银川市来到农建五师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一问，果然在对待张克敏的落实政策问题上基层组织三十四团还存在些许阻力。
“老张，虽然你为张克敏的事儿尽了很大力，要说起来也应该。可是，实事求是地讲，张克敏的死毕竟不高尚。况且，当初你差点为他背黑锅。你为他再跑来跑去的，犯得着吗？”某专案组干部说。
张曼新听完这番话，神色立刻变得凝重起来。
是呀，张曼新每每回想起张克敏之死，胸中就泛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那是“文革”开始不久，作为由原前进农场改成的农建十三师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主任”张曼新，经请示“军管会”批准，到原第七队召开复查座谈会，重点调查周乃儿冤案的实情。
复查座谈会的地点在第七队的礼堂。
这七队礼堂，说得更确切点实际上是个堆放农具的库房，除了根基和廊柱是用砖砌的外，四周的墙壁都是土坯垒成的，土坯外抹了一层石灰。人字型的屋顶，屋顶上铺了一层土黄色的瓦。由于墙壁上的石灰剥落，显得破旧不堪。室内既没有舞台，也没有专门用作开会的灯光和音响设备，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屋子。室内的面积不算小，足足能够容纳五六百人。就是这么一个礼堂，“文革”之初却成了造反派枇判“走资派”的专用场所。
今天的被调查者是第七队党支部书记张克敏。周乃儿原来是第七队的一个农工。
当张克敏走进第七队的礼堂，浑身不由一抖，脸色立刻变得蜡黄。因为他曾不止一次被“造反派”在这个礼堂被批斗，“喷气式”、下跪和拳打脚踢，使他尝尽了皮肉之苦。
那么，张曼新为什么要找张克敏调查周乃儿的冤情呢？
大凡原前进农场的人都知道，在“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张克敏所在的第七队被逮捕的人比较多，而且还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冤案。
那天，第七队召开揭发坏人坏事群众大会。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张克敏叫各个班组清点人数，结果只有周乃儿没到场。
“马上去把他找来！”张克敏不悦地命令道。
负责找周乃儿的人推开他家的屋门，见周乃儿正在用锅煮从队里的饲养场偷来的一只母鸡。
那人急忙跑回去向队干部们报告了实情。
“把周乃儿连同那只偷的鸡一块带到会场来！”
队干部们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吼叫着派了几个人，把周乃儿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扭送到了会场。
“周乃儿，你知道不知道队里要召开大会？”张克敏气愤地问。
“知道。”周乃儿怯怯地答。
“知道开会你怎么不来参加？”
“我、我实在饿得慌。”
“你饿得慌就去偷公家的鸡是不是？”
“不、不……”
“你还不什么？现在是人赃俱全，你还想抵赖？”
周乃儿被张克敏问得哑口无言。
接着，张克敏联系周乃儿偷鸡这件事，指出自治区开展打击坏人坏事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号召大家以周乃儿偷鸡为靶子，进行面对面的批判。
有的群众在批判中说周乃儿偷公家的鸡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有的群众在批判中说周乃儿偷公家的鸡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在批判发言中还居然算了这样一笔账：即周乃儿偷的公家这只母鸡，每年可以下三百六十个蛋；如果将这三百六十个蛋用于孵小鸡，以90%的成活率计算，就能够孵活三百二十四只小鸡；这三百二十四只小鸡长大后，以每只鸡三元出售，那就是九百七十二元。
七队的干部们觉得这笔账算得好，就把周乃儿偷鸡这件事以这个计算法上报给上级有关部门。
结果，周乃儿便以偷盗公家九百七十二元财产的名义被判处三年徒刑。
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岂不是草菅人命？！
周乃儿事件，不仅当时在整个前进农场家喻户晓，而且在宁夏的“反坏人坏事”运动中也成了奇特的典型。
因此，张克敏在“文革”开始时民愤很大也在情理之中。
有民愤，又是群众运动，过火的举动实属难免。
但是，在今天对周乃儿冤案的复查中，张曼新和参加复查的人员缪宝谦、胡道义等人只是想找张克敏核准一下事实，让张克敏写一份同意给周乃儿平反的旁证材料，并没有想采取任何过火的行动。
“张克敏，周乃儿被判处三年徒刑是不是‘双反’运动制造的冤案？”张曼新问。
“是。”
“你说，‘双反’运动是不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这、这我说不上来。”
“‘双反’运动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情、错案，有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和含冤而死，难道你还不承认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吗？”
“这、这……”
“我再问你，制造周乃儿的冤案你有没有责任？”
“周乃儿的案件，我们只是向上面报告了一下，被判三年徒刑那是上面定的。”
“你到现在还上推下卸！我问你，你当时是党支部书记，如果你不赞成那个荒唐的算账法，上级不看你们的报告，他们怎么会知道？！”参加复查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张曼新和参与复查的人见张克敏推卸责任，文过饰非，态度很坏，希望他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接着谈。
谁知，第二天凌晨，张曼新听说：张克敏昨天夜里跑到队部外的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怎么会出这种事？！”张曼新闻听大惊，急忙跑到出事地点，果然张克敏已横尸铁轨。
直到今天张曼新向笔者谈起张克敏之死，仍感到不可思议。他觉得在那天的调查中，既没有搞批斗，也没有搞逼供信，更没有打骂，充其量对他的委过和敷衍塞责有些表示不满，他怎么会这样脆弱呢？
张克敏是甘肃人，放牛娃出身，十几岁参加革命，由于表现积极，入了党，提了干。按说，他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应该性格很坚强，更应该懂得什么叫政治。他这样一死，又是在“文革”中，会有好结果么？
张曼新心里不住地哀叹。
果然，张克敏的死被上级有关部门定性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名呵！
不仅如此，当时张曼新也背上了罪名。一个与张曼新观点相左的造反派组织，到处张贴大字报，说张曼新是逼死张克敏的凶手，扬言要拿他是问。多亏“军管会”了解事实真相的人的帮助，张曼新才得以幸免。
但是，由于张克敏之死被定为叛党自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立刻受到了株连。苏士梅成了反革命的老婆，三个孩子成了反革命子女。
从此，母子四人，全靠苏士梅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餬口。吃饭需要钱，穿衣需要钱，孩子们上学更需要钱，可是每人一个月才平均八元钱，哪够分配呀！够了吃，就够不了穿；够了吃穿，又够不了孩子们上学需要的钱，真难哪！不到两年工夫，苏士梅就黑发染霜。
张曼新调到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后，马上着手为张克敏平反和落实政策。
“文革”中，为张克敏这样的问题平反和落实政策，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张曼新费了许多周折，才将张克敏的“畏罪自杀”更改成“非正常死亡”，按有关政策发给抚恤金。
张曼新通过与农建五师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推心置腹的交谈，使张克敏的抚恤金立刻得以兑现。
张克敏的怃恤金虽然数目并不大，但对于处境十分困难的苏士梅及其子女，无疑是雪中送炭呀！
苏士梅一直想报答张曼新的恩情，却总是找不到机会。
一次，她见到张曼新在第八队时的班长李忠孝，恳切地说：“老李，什么时候见到曼新，务必告诉他到我们家坐坐。他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我们全家要给他磕头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