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与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交往，是从毛泽东读蔡译《伦理学原理》一书开始的。
《伦理学原理》一书，为德国泡尔生所著，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它译成日文，蔡元培则将蟹江的日译文译为中文。1917年下半年，正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毛泽东，因老师杨昌济的极力推荐，他读了蔡的译著。他读得很精细，对约12万字的书，竟写了1.2万字的批注。通篇几乎都用墨笔加上圈圈点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字里行间，“此说与吾大合”、“此节不甚当”、“此却有一疑问”等批语，比比皆是。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到：“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
30多年后，当《伦理学原理》一书几经周折，由毛泽东昔日老友周世钊带到北京后，毛泽东仔细地翻阅了自己所写的批注，高兴地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又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可见，蔡元培所译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
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与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蔡和森接到已应聘去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来信，于同年8月抵京，筹备新民学会会员留法之事。不久，毛泽东、蔡和森又专为留法求学一事写信给蔡元培。蔡元培收信后，他建议毛泽东可先到图书馆工作，并当即给李大钊写了张条子，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于是，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毛泽东做了图书馆的助理员。
这时的北京已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大由于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名流学者荟萃，学术风气甚浓。毛泽东如饥似渴地研读了种种介绍新学说的报章杂志和书籍。他还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蔡元培亲任会长的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在该会学习期满仪式上，蔡元培还发给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听讲半年的证书。此外，毛泽东又参加了蔡元培、杨昌济、胡适组织的哲学会。在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在北大期间，毛泽东还多次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胡适等人举行谈话会，探讨学术及人生观问题。通过以上活动，毛泽东的眼界大为开阔，思想更趋活跃。
1920年10月，应湖南省教育会之邀，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讲演。毛泽东受长沙《大公报》之托，被聘为蔡元培等人演讲的记录员，负责将其讲稿整理出来，供报纸发表。
蔡元培除按教育会预定讲演外，还应周南女校、岳云中学之约演讲五次。毛泽东帮蔡元培整理讲稿，供报纸发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反对，有人称赞。蔡元培看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时，他“欢喜得不得了”，认为学校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他热情地撰写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发表于《新教育》杂志，广为传播。还为自修大学题词，赞扬它“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之所长而活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对毛泽东艰苦努力工作给予支持和鼓励。
具有伟大志向的人，其品德同样高尚，尤其是其理想能够拯救世界时，其人性的光芒更加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