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我异常憎恨重点二字，原因是我在与重点二字对立的差班里。
我们学校每年都给初三学生分班，把学习好的集中在一个班叫重点班，其他的班级叫平行班，平行班就是差班、垃圾班。
我进入垃圾班的一段时间内，非常迷恋一种扑克牌游戏，叫拱猪。母亲经常找不着我吃饭。
开始我们不赌钱，只拿输牌的人当猪取乐，让他用嘴唇拱开众多叠放着的扑克牌，像猪寻找食物般，寻找那张我们藏匿的“猪”，黑桃Q。找到黑桃Q再用嘴叼出来，才算由猪演变为人，可以挺直腰杆继续下一轮游戏。
让我们觉得倍感解气的是，我们商议好拿拱猪的人当校长或给我们上课骂我们垃圾的老师，向他大声喊叫“蠢猪！笨猪！猪头！猪脑！”或者让他嚯开嗓门粗声粗气地模仿猪争槽抢食的声音，还拿手指戳他的头颅，“猪”一概不生气。这种指桑骂槐的场面，要多刺激就有多刺激。
在这样的场面下，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就显得苍白无力。
直到父亲出现。
父亲手上总是挥舞着木棒，嘴里吆喝着“你这个猪头！”我在吆喝声中躲避着父亲手中的棍棒，悻悻回家。
后来，记得是在我被数学老师打了耳光，又让班主任叫到政教处挨了几个飞毛腿之后，我建议把“猪拱食”的环节省略，让输牌的人拿出一分两分或五分的硬币代替。输出来的钱充公，交我保管，等到数目够我们去一趟县城，我们就集体逃课去县城见见世面，顺便找点事做，永远不回那个垃圾班让人看轻。
父亲发现扑克牌边上有硬币后，他手上的棍棒就不只是威胁作用了，常常冷不丁地就落在我的背上、腿上、手臂上。让我在剧痛中丢下钱，像只受惊的老鼠几下子蹿进山林不敢出来。
直到母亲来叫喊。
母亲不是我的生母，在我咿呀学语时，生母的娘家人教我喊母亲为姨，我很不懂事地，就这样喊了她十六年。其实她为了我宁愿不生育，她说只有这样我才能成为家庭教育的重点。
有一回我逃学去玩拱猪，又被父亲捉住。一阵乱棒之后，父亲叫我滚得远远的，别再回家，那样他就可以让母亲生一个听话像样的儿子或女儿。
这话比落在我身上的木棒更疼，疼得更彻底。
我瘸着腿回家整理衣物，反正读书读得很窝囊，没人拿我当重点，倒不如出去打工，永远不回来受气。
那时，永远这词很有感伤力度，但常把自己感伤得英雄气短：早上第一节课刚打算离家出走，第二节课就改变了主意。
但是，这回很坚决。
是母亲拦下了我。
母亲扯着我的行囊说了一大堆的好话，有句话让我的心颤抖了一下。她说，你永远是我的重点。
自从分进了差班，我就对“重点”这个词特反感，但是从母亲口中出来的这词却让我流了泪。我知道她真拿我当重点，尽管我进了差班成了垃圾学生，也不可能考上好的学校。
在我拒绝午饭和晚饭后，母亲又来到我的房间守着我。打小我有什么心思就逃不过她的眼睛，她知道我想趁着夜色离开家。
母亲在灯光下守着床上的我，同时守着书桌上的饭菜。
母亲说：“你把姨当重点吗？”我在心里默认了但没出声。
母亲又说：你别让我唯一的儿子饿坏啊？我转过身面向墙壁，在心里讥笑她拿我当小孩哄劝。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热饭菜，一遍又一遍地叫我别把她的独生子带上歪路，或者送进监狱，甚至送上不归路。她说，那样她就会孤苦伶仃地度过余生，老了没人养，死了没人送终……
我终于忍受不住她无比真诚又带有爱意的叨唠。
我默默地起身。
母亲高兴地跳跃起来，飞也似地奔到我的床前，抓住我的手臂，像搀扶老奶奶似的把我扶到书桌旁。
母亲站在书桌旁说：“我就知道你心疼姨，舍不得姨为你伤心。”
我再也无法让内心的大海平静如斯，我开始泪水滂沱地吃起饭菜。
吃完，我喊了一句：“娘，我饱了。”
那是我有生来第一次喊娘，娘愣在那里没应我，直到我喊第二句，她的脸绽放成一朵墨菊，应了声：哎。
从那以后，娘成了我生命里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