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国外研究现状
自从舒尔茨（Schultz，1963）、贝克尔（Becker，1975）、明塞尔（Mincer，1970，1974）等人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人们对于教育与经济的联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兴趣。过去几十年间，高等教育迅速扩张，一些国家的招生人数几乎每十年就增加一倍。在教育扩张下，知识失业或大学生失业问题比过去更为明显，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角色也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扩张对就业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已经引起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重视。
在美国，由于“婴儿潮”的一代逐渐进入念大学的年龄，以及成人和大学年龄段的青年中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也大为增加。研究人员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是否与教育的扩张保持了同步的增长。大部分研究集中比较60年代和70年代的就业形势。
1960年到1980年之间，美国的教育成就的增长引人注目：接受过四年或更多大学教育的人口数增加了200%。到1980年，几乎每5个工人就有一人得到大学学位，四个青年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接受过大学教育。Rumberger（1984）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这一时期内，在高层次职业上的就业有快速的增长，但其增长的脚步无法赶上教育成就的增长。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改变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业机会得到改进，60年代的十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黄金时期；但70年代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大大恶化；而80年代，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则与60年代类似（其中，妇女在教师领域的就业机会的变化更能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变化）。而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在这一时期，用相对收益衡量的大学学位的收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学毕业生相比于高中毕业生在收入上仍有优势，黑人男性与女性的相对收益增加了，而白人男性与女性的相对收益降低了。黑人大学毕业生相对于白人男性，其相对收益也增加了，而其收益相对于白人女性则没有增加。
许多文献发现劳动力市场中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接受较少学校教育的工人得到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Mincer，1974）。而且，相比于其他投资活动，教育投资对个人的回报，体现在增加了个人一生的经济利益。有一些研究认为社会也从教育扩张中受益（Hines，1970；Bowen，1979；Dension，1979），高等教育对于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明显的贡献。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从高等教育中得到的非经济利益甚至比经济上的利益对于国家的福利还要重要。但是，Freeman（1976）发现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高中毕业生的收益相对下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1975年和1976年，劳动力市场为新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导致人们对于念大学的回报出现不断蔓延的悲观情绪。但70年代大学毕业生收益的相对下降也并非一成不变。有研究者就发现，相对收益在各年之间有变化，但若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为考察周期，则并无显著的变化。而在某些特定的专业领域，大学毕业生相对收入的变化更为明显。在这一时期，即便不计教育水平的变化，由于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也降低了他们相比于年纪更大的工人的收入水平。
也有学者指出，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机会不仅仅只有经济上的收益。大学毕业生还从教育中得到非金钱的好处。相比于受到更少教育的同龄人，大学毕业生更有能力竞争最高级、最体面的工作。一些学者通过比较工人教育成就和完成工作所实际需要的教育水平或技能要求，认为虽然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仍保持着竞争力，但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慢慢地，他们也被迫接受较低技能的工作。早在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美国劳动力的教育成就所产生的技能水平超出了经济中许多工作的实际需要。其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更加剧了这种变化。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中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反映他们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或学非所用、大材小用状态）。总之，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机会如何变化方面的讨论一直持续不休。一些人认为就相对收入而言，尽管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在教育扩张的几十年间受到侵蚀，但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仍保有经济优势。另一些人则声称，在较长时期内，大学毕业生的相对收益并无大的变化。还有一些人认为，无论相对收益有无变化，有比例不断增加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接受与他们受教育水平不相称的工作。
Fields研究了大学毕业生的职位排挤问题，他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劳动者受教育状况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受教育工人的增加，意味着雇主有可能优先雇佣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并导致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被排挤出那些他们以前受雇的岗位而转到更差的岗位去。Betcherman（1992，1997）和Livingstone（1998，1999）等人考察了知识经济时代，北美国家在空前高的学校教育水平下，非充分就业问题与终身学习体系的状况，认为技术变化和教育扩张带来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解决大面积的非充分就业需要进行经济变革，由科层制主导的经济变为民主制的经济，如所有权的合作形式、工作场所的参与、工作周的缩短，等等。
在欧洲，许多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OECD（1993）发布了多个国家从高等教育到就业的转型研究，OECD和欧盟委员会（1995）将这些题议题作为中欧和东欧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系列会议和工作室的四个主要议题之一。高等教育研究协会、高等教育体制管理项目（PIMHE）的年度会议也对这些议题给予了关注（Brennan，Kogan＆Teichler，1995）。
一些西欧国家每年进行一次或两次调查，以掌握大学生在毕业6个月左右或一年后的状况。几乎所有西欧国家至少都有对毕业生的调查，这种调查可能是针对全体毕业生的，也可能是针对部分毕业生的。例如，英国各高校的职业咨询服务中心（Careers Advisory Service）每年都要调查当年毕业生的情况。其调查数据表明，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由70年代后期的5%上升到10%以上（J。Taylor，1986）。而如果把短期就业（Short-tern Employment）也算入失业的话，大学（University）毕业生的失业率由1979年的7%上升到1983年的17%，而同期职业技术院校（Polytechnic）毕业生的失业率则从10%上升到20%。
欧洲主要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发展与就业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在20世纪50年代末，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受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大多数专家认为，高等教育的充分扩张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人们希望高等教育的扩张能够帮助减少机会的不平等，同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促进现代民主社会的建设。
（2）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人们修正了先前对于高等教育扩张一味乐观的观点。为了适应学生来源、能力、动机和职业愿景等不断增加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特别强调重组高等教育体系。
（3）在20世纪70年代，对高等教育扩张的乐观情绪被悲观的批评所代替，人们甚至批评高等教育扩张导致了“过度教育”、“过度胜任”，和其他的错位匹配问题，例如毕业生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在一些欧洲国家，如芬兰和西班牙，这个问题到了90年代中期又再度出现）。而且，人们也批评“文凭主义”刺激了过剩的扩张，且认为高等教育的这种扩张方式对于机会平等的影响微乎其微。
（4）90年代早期以来，人们更加关注对高等教育和就业之间数量关系的研究，一方面，许多欧洲国家毕业生的失业率在上升，另一方面，毕业生的数量也又一次上升。大多数专家推测高等教育毕业生比起非高等教育毕业生来说失业的风险更小，至少失业的时期会更短，并有机会进入更有吸引力的职业。中间层次工作吸纳的毕业生数量被认为比起80年代来要好得多。许多专家和政治家也赞同需要高等教育的结构和课程的改革、各种支持活动来应对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挑战。
Teichler和Kehm（1995）对高等教育和就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对高等教育和就业之间关系的争论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功利主义观点与将功利主义意图变为战略行为的、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并存。
相应地，对高等教育发展与就业理论的研究出现了几个学派：
第一个学派，是人力资本学派。这一学派建立在这样的假定基础上：对教育的投资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值得的，因为个人对学科和学位项目的选择由对未来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预期所决定或者至少受这种预期的引导。因而，学生将选择那些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有需求的学科和学位项目。通过比较教育投资和预期收入与纳税情况得到“回报率”，从而使这一过程得以量化。这一学派遵循基本的市场经济原理，即供需定律。根据这一学派的理论假定及其推测，如果经济和职业结构发生变化，而大量学生未据此进行决策，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就业问题。
第二个学派，是人力需求学派。该学派更为直接地将就业体系的需求看作是高度合格的人。认为教育政策必须以预期的、明确的供给和需求为导向，以便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预测和规划通常极力将成功地完成学业与相应的就业联系在一起。问题是，这一学派的主张只有当政府的高度操控（干预）成为惯例，并且旨在将学生的选择与预期的需求相匹配时，才行得通。但事实表明，许多招生规划被证明是错误的，经济的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并未能清晰地确定。
第三个学派是社会需求学派。它建立在自由选择、鼓励天才、女性和少数民族机会平等以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对开放的原则上。教育的可及性只有在一些成本过于高昂的学科才受到限制。这导致了另一个两难困境：高等教育的扩张往往发生在那些与特定的职业领域联系不够紧密的专业领域，或传统意义上导向职业领域但在近期却可能陷入萧条的领域。因而，对于许多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而言，就业机会比过去要不可靠得多。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产生了不断增加的毕业生，而人们并不确切了解他们的资格、技能或能力与就业体系的需求是否匹配，这些毕业生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又将发生什么情况？
一些专家形成了一种两极化的倾向。根据这种较为悲观的假定，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极分化似乎不可避免，一方面是高水平的职业和岗位，另一方面却是提供给未经培训或只有很少培训的劳动力的工作岗位，而中间层次的岗位却越来越少。这种预测反映了关于社会普遍两极化的公开争论，在两极化下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失业，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将不得不应对失业、低级的工作和不断增加的工作风险。
另一种解释是来自中间派，认为低教育水平的人们和高教育水平的人们存在着垂直替代关系，并讨论了高胜任力的人们在新的或者非典型的领域内找到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这一学派看到了由于新技术和其他原因的变化（如全球化的市场、新的生产管理方式、服务业的扩张、不断变化的工作组织，等等）给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结构和工作内容所带来的新的发展与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将导致传统工作岗位的升级、产生新的混合需求，并导致出现需要更高素质劳动者的新职业和新岗位。
中间派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80年代更是盛行。关于高等教育的扩张给就业带来危机的看法被改变了，一种更为中性的观点取而代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变成可以接受和不可逆转的现象。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根据学习领域、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教育机构和科系的等级划分，毕业生的职业和工作越来越多元化；在数量扩张的过程中，保持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毕业生的竞争力；高等教育在中等工作上角色的变化。
最后一个是吸纳学派，主要利用毕业生和雇员调查的跟踪研究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该学派更多地从高等教育本身的角度而不是从劳动力市场及其需求的角度来探讨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试图刻画高等教育影响劳动力市场及其职业结构的“推动效应”。Kogan（1988）指出，人们习惯于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该为经济领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负责，相反，对于大量高等教育毕业生对经济结构、传统的劳动力市场部门和工作岗位与工作任务的内容可能产生的影响却很少研究，而这种影响无疑构成了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现在的政策都声称教育发展不足，且当前的大多数研究者也持这种观点，却鲜有人提及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等教育扩张所做出的反应更为不足。在90年代早期，伴随着高等教育毕业生比例的增加，许多欧洲国家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比例也在上升。人们对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定量关系有了更多的关注。
2.2.2 国内研究现状
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有关问题在国内引起了多学科的关注，主要是分析高等教育扩张后大学生就业的基本状况、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失业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化解就业难的对策等等。
1988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统招统分”，1988年之后才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当中开始试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1997年全面实行。因此，真正研究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文章只是到了近年来才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教育规模方面，第一种观点是反对高等教育规模“盲目”扩张。刘少雪（1998）提出不宜盲目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他首先从我国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状况看，认为教育发展的重点应当主要放在发展初等教育上；其次，从教育经费的再分配看，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过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挤占了本来就很不充足的初、中等教育经费。第二种观点，则建议高等教育规模应“稳步发展”。纪宝成（1998）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前景、“穷国办大教育”等角度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应“稳步发展”。周远清（1998）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应当稳步发展，稳中求进。第三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规模应扩大。其中，汤敏、左小蕾（1999）建议在三至四年内使高校（含成人教育等）的招生量扩大一倍。其理由为：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一千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可部分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通过挖潜与增加投资，我国现有的大学有能力承担招生量增加一倍的任务；配合助学贷款系统，大部分群众愿意也能够承担全额学费；扩大高校招生对提高民族素质，加强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力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李文利和闵维方（2001）根据1993年至1998年的高校招生数据，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成年人口的预期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发现普通高等教育的实际规模水平与潜在规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一些学者继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适当发展规模进行评论，一般认为高等教育规模不宜再大幅度扩张。岳昌君（2004）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比重进行国际比较，计量回归结果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比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总值发展水平相当的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1.5个百分点。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状况测算，适宜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应该在每年200～300万人左右。胡咏梅和薛海平（200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因变量，以1990-1998年间，GDP的年均增长率、GDP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人均GDP/PPP和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四个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为自变量，利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建立了世界上高收入与中上等收入国家、中下等收入国家以及中下等与低收入国家这三类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结果，他们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高等教育规模不宜再继续大规模扩张。
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超常规的扩张可能导致的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问题引起了不少学者重视，一些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进行解释。例如，罗忠实（2003）运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探讨了大学生就业问题，吴克明和赖德胜（2004）利用制度经济学原理对大学生的自愿失业进行了分析。赖德胜等人（2005）用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解释了中国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失业问题，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知识失业，应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鼓励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和农村等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在确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时要适当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况。曾湘泉（2004，2005）通过大样本调查，分析了处在变革环境下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何亦名和张炳申（2005，2006）通过大样本调查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的状况与趋势、影响大学生成功就业的主要因素，大学生就业的偏好以及大学生工作搜寻的基本渠道等。陈成文和谭日辉（2004）分析了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此外，吴志功和乔志宏（2004）、宋华明和庄娱乐（2004）等人对国外大学生就业与就业指导工作进行了介绍与评述。
学者们对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的就业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
（1）从需求角度考虑，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产业结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等。岳昌君和丁小浩（2003，2004a）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一般就业弹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弹性，发现经济增长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并不大，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作用相对而言更明显。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不大，按目前8%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计算，难以吸纳日益增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
（2）从供给角度看，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教育质量等教育产出与社会需求不一致（例如：莫荣等2003b；袁志刚2002）。他们认为，大学生就业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矛盾，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结构矛盾是主要矛盾。大学专业结构和教育体制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不是供给过多造成的人才过剩，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表现，而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高等教育的反应相对滞后一些，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失衡，培养的许多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吕东伟，2003）。
（3）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角度进行分析。一部分学者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解释就业市场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我国全部劳动者的比例非常低；另一方面，最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找工作却有越来越难的趋势。例如，赖德胜（2001）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制度背景下，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相互搜寻的结果。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使高校毕业生“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但城里的用人单位却因过高的解聘成本和户口成本而不能吸收更多的高校毕业生。
（4）岳昌君（2004b）使用200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利用明瑟教育收入函数方程对我国工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变量和工作年限变量后，得到了“行业收益”对从业者收入的影响，比较了个人教育收益率与“行业收益”之间的差异，并讨论了不同行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吸纳能力和吸引能力。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之间的“行业收益”差异十分显著；“高收益行业”的行业收益比明瑟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更大；“高收益行业”及“中收益行业”的行业规模小，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大；除了行业本身对从业者受教育程度的需求有差异外，追逐高“行业收益”也是造成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出现“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矛盾现象并存的原因之一。
（5）就业观念方面看。汤敏认为，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应当转变，不能再用计划经济的眼光和办法对待就业问题。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时代转为“大众化”阶段，社会精英岗位与高校毕业生数量相比显得不充足甚至短缺了（吕东伟，2003）。认为大学生不愿意去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工作是造成大学生“无业可就与有业不就”矛盾现象并存的主要原因。
（6）认为失业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不可避免的现象。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相伴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印度和韩国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毕业生就业率下降的困难阶段（赖德胜，2003）。对于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来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属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例如，日本高校毕业生就业从1991年的80.9%开始逐年下降，1995年为67.1%，此后一直都徘徊在60%～70%之间（莫荣2003）。
总体来说，国内对高等教育与就业的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对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进行描述和报道，对就业难的原因进行剖析，但是，对于在二元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就业之间的规律、对于高等教育的结构和扩张速度等因素如何影响就业、高等教育毕业生和未接受高等教育者之间的就业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应有的讨论，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问题缺少前瞻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