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关系与经济安全
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可以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外有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国内则是多年战争留下的烂摊子，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的苏联，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给予了我国极大的帮助，成效显著。虽然后来由于意识形态、大国主义等影响，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低潮并发展到兵戎相见，两国的经济往来还是一直没有断绝。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采取积极姿态改善两国关系，两国关系迅速恢复了正常化，两国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迅速启动，俄罗斯的机电产品、军工产品大举进入我国市场，我国的轻工业品、生活用品在俄罗斯也极为畅销，两国经济关系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近十年来，中俄关系日益提升，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对促进双方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2001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106.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0%。
当前是加快发展中俄经贸关系的最佳时期。首先，两国政府一直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中俄关系并把发展双方经济合作视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叶利钦时代，开始奠定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普京当选总统后，积极促进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表示要加快推进双方经贸协作关系。其次，近年来，俄罗斯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复苏，2000年GDP增长8.3%，2001年增长5.5%，市场供求稳定，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加，国内需求逐渐扩大，为中国企业进入俄市场创造了良好机遇。再次，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非常巨大，在发展规模上，中俄贸易额在两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仅分别为1.69%和5.8%，规模小、水平低、科技和生产合作成功的大型项目很少，与两国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明显不符。此外，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有4300多千米的边界，对俄贸易口岸达20个，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将带动两国边境地方经贸合作的更大发展。最后，经济互补性将继续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动力，俄罗斯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资源大国，在石油、天然气、金属材料、木材和化肥等物资的出口上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而我国的资源相对贫乏，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将持续增长。2001年9月，中俄两国总理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中俄输油管道可行性研究工作协议》。根据协议，中俄两国将铺设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我国大庆，长度为2400千米的输油管线，每年输送原油2000万～3000万吨。另外，俄罗斯也是一个科技大国，在航天、航空、核能、激光、电站设备、生物技术等诸多领域上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我国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中俄合作的连云港田湾核电站工程进展顺利，已于2005年投产，年发电量140亿千瓦小时。同样，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的粮食、油料、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丰富，价格便宜；中国的家电、轻工、纺织服装等工业制成品也具有竞争优势，恰好能满足俄罗斯的日常需要。
但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关系、外交关系日益经济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俄两国在相互信任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这是制约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中俄互为邻国，同是地区大国，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相互猜疑和障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两国都有着广袤的国土资源和深厚的发展潜力，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俄罗斯经济在低谷徘徊，但长远的发展前景也是不可怀疑的，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大局中很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对对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恐惧和未来前景的担忧自然就会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上留下阴影，并进而反映到经贸关系，资源和技术的交换等等一切互惠的合作上。另外，对中国庞大人口的恐惧也是俄心中的隐忧。俄罗斯已陷入近百年来的第四次人口危机，人口锐减是阻碍俄罗斯国家强大和经济发展的最尖锐的问题之一。1999年，俄罗斯出生人口121.58万人，死亡人口却高达214.03万，俄罗斯人口自苏联解体以来已下降了330万；截至2000年10月1日，俄罗斯人口为1.45亿，2001年俄罗斯人口数量在原有基础上又减少了95.8万人，如果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保持目前水平，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下降到1.16亿。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要正常发展，至少还需要500万劳动力，隔着一条边境线，我国仅东北地区就有人口1亿多人，对我国输出劳动力和移民的恐惧无形中制约着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至于俄罗斯长期经济危机、市场无序、政策多变；缺乏完善的银行结算机制、仲裁机制和出口信用机制；尚未建立适宜的投资环境等，也是制约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俄罗斯由于经济转轨所造成的种种失误给俄罗斯带来了空前的动荡和经济上的萧条，10年来痛苦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俄罗斯筋疲力尽，当前俄罗斯最为关键的是在经历了数年的动荡之后如何获得秩序和繁荣，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特性、适合自己国力、国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之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中俄两国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以发展自己的经济，都难以对对方的国家经济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两国政府和民众应该客观认识双方所处的状况，祛除防备和不信任心理，力求在较短时间内把两国贸易搞上去，合则两利，防则两伤。2000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也有望在2～5年内入世，在WTO框架内，两国都将遵循国际惯例和法规承担相应义务，享受相应权利，都将建立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统一游戏规则规范双边经贸合作，相信到那个时候，两国的经贸关系会有更大的发展。
中日经济关系与经济安全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经济关系源远流长，在促进两国人民友谊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建国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与日本长期处于敌视状态，两国经济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了中日经济关系的新篇章。就在这一年，两国贸易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达到10.39亿美元。两国还先后签订了贸易、海底电缆、航空、海运、渔业、气象、商标保护、科技合作、日元贷款、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协定，并成立了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和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制度，设立了中日21世纪委员会。此后，两国贸易总额大幅增长，以年均两位数的高速递增。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经贸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在贸易方面，双边贸易增长很快，1972年只有11亿美元，到2006年已达到了2073.6亿美元，相当于1972年的188.5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在投资方面，中国对外开放后，日本开始对华投资。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朝野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信任不足，投资增长缓慢。到1989年，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也只有24.74亿美元，占其对外投资额还不足1%。进入90年代后，日本加快了对华投资的力度和幅度。从1995年6月到1996年6月，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累计从11588项增至14377项，协议额从172.47亿美元增至243.2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从89.17亿美元增至123.6亿美元。2001年日本对华投资达307亿美元，但到2006年实际投资减少到46亿美元。中国在日本的投资也上升到87亿美元，而且在投资结构上，开始从沿海向内地扩展，从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扩展。在政府援助上，作为对于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的回报，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以日元贷款、无偿援助、技术援助三种途径，给中国提供了“官方发展援助”。从1980年提供第一笔贷款开始，截至1994年12月，日本已向中国提供了三批日元贷款，总额共计13991亿日元。
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资源小国；而中国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经济却不发达，两国经济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应该说，双方合作的基础是存在的。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友好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促进了亚太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政治因素往往介入两国关系，进而影响到两国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日本政坛和民间民族主义意识迅速发展，不仅在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拒不认错，甚至还有所倒退。在对待侵华历史问题上，日本公开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拒绝向前“随军慰安妇”谢罪和赔偿，拒绝对加害者进行处罚；日本政界和民间公开组团结社，要求重新评估历史，要求消除视日本为罪恶的侵略国家的自虐史观和屈辱外交，他们甚至还要求修改现行教科书审定制度，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的记叙，要让日本的青少年能够对本国的历史感到自信和荣耀；在对华政策上，也日趋强硬，1995年，日本为抗议我国进行核试验，中止了对华政府贷款，1996年，又对我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提出抗议。2000年4月，日本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文部省递交了两部否认侵略历史的教科书，2001年4月，日本文部省竟通过了该教科书的审定；2001年8月，日本首相小泉置国内民众和亚洲各国的抗议于不顾，执意参拜了靖国神社，其后多次参拜，使中日关系严重受损。第二，日本大国意识逐渐抬头，不再满足于做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军事弱国的局面，企图在世界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1996年，日本与美国签署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加强日美安全同盟，扩大了日美合作范围，企图在更大范围内干涉地区安全事务；日本大幅扩大军费开支，目前日本军费已远超过宪法规定的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每年超过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作为发展重点的海上自卫队的规模已超过英国和意大利，并装备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日本积极促进修改联合国宪章，改革联合国机构，争取删除“敌国条款”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亚太地区，日本积极争取亚太事务的主导权，力图在诸多问题上充当大国角色。第三，日本视中国为战略对手，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日本战略利益的最大威胁。日本政府故意纵容右翼势力挑起“钓鱼岛主权争端”，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不安定因素，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以掩盖其罪恶用心。
一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和政策，是以国家的基本利益为基础的，是以国家间的相互战略作用为根据的，是其国内战略目标和政策的延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作用日益显著，在亚太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亚太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大国，基于这种态势，两国如何选择对外战略的目标和政策，就成为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为了确保本国及地区安全，两国就应该进行安全合作，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两国之间仍存在影响安全合作的不利因素。如果日本纵容右翼势力破坏中日关系，妄图阻止我国的崛起，这既不利于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也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中韩经济关系与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带给各国的不全是合作，竞争同样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韩两国虽然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合作领域广阔，但两国间激烈的竞争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
（1）贸易不平衡。1993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对韩贸易逆差的不利地位，2006年中韩贸易逆差高达400多亿美元。导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中国自身产品竞争力差的因素，也有韩国市场保护的因素。长期的贸易不平衡并不利于两国长期的经贸往来，而要消除贸易不平衡必须由两国共同做出努力。
（2）农业竞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一直是传统的出口产品；而农业在韩国则属于弱势产业，是韩国政府重点保护的领域。这一矛盾必然会引发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纠纷。2000年中韩之间爆发的大蒜战就是典型例子。2000年5月31日，韩国财政经济部宣布自6月1日起对中国出口韩国的大蒜征收315%的高关税（原为30%）。作为报复措施，中国则宣布抵制韩国生产的手机和聚乙烯。前者涉及金额1529万美元，而后者多达5亿美元。后经两国协商双方才达成协议，中国同意解除对韩国的手机和聚乙烯的进口禁令，作为回报，中国将能以低关税向韩国出口3.2吨大蒜，从而结束了一场持续40天之久的贸易战。2005年12月在中国香港举行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期间，韩国农民以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为目的的激烈抗议活动，表明韩国在农业方面仍然存在保护主义基础，两国在农业领域依然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导致贸易纠纷的可能性仍然很大。而2000年的大蒜战也给两国在处理纠纷时提供了借鉴：只要两国都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能尊重对方的利益，做出合理的让步，就可能避免争端，变零和博弈为双赢关系。
（3）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韩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差距越来越小，两国产业的互补性也会随之减弱，越来越多的产业会为争夺国际市场份额而进行激烈的竞争。1997年，韩国向美国出口在1亿美元以上的产品29项，其中同中国产品存在竞争的多达22项。韩国贸易协会发表的报告称，2000年韩国出口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904种商品同中国相应产品的竞争力在下降。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加剧的时代里，不同国家产业间的竞争是正常的，而且健康的竞争关系有利于双方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这种竞争关系掺杂进民族主义或权力政治，很有可能会把正常的市场竞争引向歧途，危及两国关系。
（4）海洋权益之争。中韩两国在黄海、东海海域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以及与此有关的海底资源和渔业资源分配方面有不同的认识，这有可能成为两国产生争端的诱因。实际上，早在中韩建交之前，中国曾就韩国扣押中国在海上作业的渔船和韩国同别国“合作开发”、“海底调查”等活动多次提出抗议。建交之后，两国有意将海洋权益问题搁置起来，但并不排除这一问题重新凸现的可能性。
总之，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竞争与合作是辩证统一的，竞争促进合作，合作规范竞争。虽然目前中韩经济关系中的竞争性并不占主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两国间的经济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争端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双方应该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把竞争转化成两国合作的契机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共赢。
基于美国因素的东北亚安全合作途径
对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想，各个国家虽都基本赞成，但基本考虑存在差异。日本怀有矛盾心态，一方面，参与构筑东北亚安全机制可以增强其地区发言权，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符合其政治大国目标；另一方面，日本构想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以不影响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的，日本认为在现阶段，追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究竟能给日本带来多少现实利益，日本是否会因承担某种责任和义务，而影响甚至弱化日美同盟关系，这也是日本最担心的。
俄罗斯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关切不及中日韩朝。一直以来，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东北亚对它的重要性不及欧洲，甚至不及中亚、高加索，因此，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安全机制利益是局部的。
韩国是较早倡导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国家之一。1998年，金大中政府上台伊始即提出了与“四方会谈”并行的“六方协商”构想。2003年，卢武铉政府提出“和平繁荣政策”，推动建立地区多边机制也是其重要内容。特别在六方会谈中，韩国积极主张并推动通过多边合作解决朝核问题。
从朝鲜来看，以2000年7月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标志，它对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立场也有了很大变化。尽管朝鲜在核问题上仍然强调朝美双边解决，但从其对六方会谈态度的变化来看，它也越来越感到通过多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性。
从各国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态度看，东北亚区域合作难度很大。但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应当积极的参与到东北亚区域合作上去，并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从中国国内发展来看，要振兴东北，在地缘环境上对一个更为和平与安全的东北亚的需求会更迫切。
从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战略的演进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关注，这里既包括美国长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政策上形成的四个基本点，也包括一些过去所没有的内容。如对中国和俄罗斯政策的变化。特别是“9·11”事件以后，无论是在谋求对华政策的缓和方面，还是在中亚地区寻求来自俄罗斯支持方面，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这无疑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是有利的，或者说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
但是，即便如此，东北亚区域合作仍然不能超越美国东亚战略的基本框架，美国给予东北亚国家的正是这样一个“霍布森选择”，一旦超越，美国将会利用其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影响力实施强大的干预，从而为东北亚合作的进程带来严重的阻碍。基于这种判断，我们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东北亚区域合作可以定义和可供选择的路径只能是：
1.合作中确保朝韩问题和台海问题的现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并不急于解决朝鲜问题，尽管存在朝鲜重新启用宁边石墨反应堆和远程导弹试射等危险行为，美国也仍然坚持在政治对话的框架中解决问题。而韩国虽然立志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但从目前的进程来看，无论是官方的卢武铉还是民间的现代集团都处于一个接触阶段，没有明确的统一纲领和核心政策体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尚无法取得有效的进展。而由于美国在韩国的重要军事存在，以及韩朝力量对比的明显失衡，朝鲜的武力统一也只能是梦想。朝韩问题的现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出现重大的突破，即使开始了区域合作的进程，也不会对此问题带来什么根本影响。
而台海问题则一波三折，继2004年台海危机之后，2005年随着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等泛蓝阵营的领导人接连访问大陆，成为了大陆与台湾的对话之年、破冰之年与和平之年。而至2006年，陈水扁等频繁在统一的问题上制造事端，又将处于上升期的两岸局势推向复杂化。中国大陆并非一定要在近期解决中国台湾问题，只要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坚持国家统一的道路、只要没有外来势力插手台湾事务，中国政府还是有信心、有耐心对待台湾问题的。从两岸的政治诉求和力量对比的现状来看，只要美国一如既往地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减少对台独势力的支持，维持台海两岸的现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不涉及石油安全，尤其中国要搁置南沙问题
中、日、韩三国都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费大国，但是，由于日、韩两国是美国的盟国，其对美国石油安全不仅不会削弱，而且恰恰是美国在东北亚维护石油安全的重要依赖力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美国对中国威胁石油安全的担心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自2003年起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石油第二消费大国，也是世界石油的第二进口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威胁美国石油利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第二，中国岛屿扼守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的咽喉地带，直接危及美国石油运输生命线的安全。而从中国的立场来看，首先，中国政府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对世界资源的分配更主要的是依赖于经济力量实现获取，对依赖大量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进行限制；其次，中国政府一方面注重对国内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另一方面拓宽石油进口渠道，在与俄罗斯谈判的安大线艰难脱困后，积极与哈萨克斯坦接触，筹建新的石油来源基地，并没有与美国核心的中东和北非利益相冲突；最后，对于南沙群岛的问题，中国的一贯政策是搁置争议、合作开发，这一点也并没有与美国的政策相悖。而在东北亚区域合作完成后，随着中、日、韩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对于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区外资源的合作开发都将取得新的突破，对某些战略性区域的问题在政治协商和经济协调上也将更有效率。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也不会给美国的石油安全带来新的隐患。
3.不能削弱日本的核心地位
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从经济实力上看，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技术力量先进、资本充裕、拥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力量，应该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国家。但是，由于日本在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的态度、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不负责任的表现以及自1991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在充当核心国家可能性上大为削弱。而中国，由于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人权”状况和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改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强大政治影响、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的民族情结使之更加具有充当核心国家的实力。韩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了要做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导国家，其依据是与美国及区内国家良好的关系、经济结构上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以及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在这样一个情势下，日本要想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唯一核心，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可能，未来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将极有可能是中、日、韩三国核心的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
4.区域内存在对中国进行制约的力量
这种力量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制度力量，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必然要订立国家间的大量的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条约与协定，组建超国家的共同意志机构，也必然要让渡部分自身的经济主权，每一个区域一体化的成员都有义务来遵守这些制度，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可以在具体制度的安排上参考来自美国的意见，但制度的主要框架要由东北亚国家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合作目标予以设立，从而在保持区域合作动力的前提下减少来自美国的担心和阻力。其次是实体力量，即通过区域内的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来制约中国，美国最理想的实体力量就是日本，因此，未来区域合作中，中日关系既统一又对立也将是一个长期的主题。同时，综合第3与第4个原则，可以进一步推论，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中、日、韩三个核心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节点的两个独立三角形的组合。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基于美国政策框架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基本路径。与此同时，为了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长期和稳定发展，还有必要做好如下两方面的事情：
其一，减少美国在东北亚战略具体政策上的不稳定性。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来源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和要求，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利益集团是由那些拥有相同或相似经济、政治利益的且在外部条件变化时而致使既得利益遭受损害的群体或阶层。而同时由于公共选择悖论，即在条件变化时，有可能给全体公众带来的福利增加远大于小部分利益集团所遭受的损失，但由于利益优化公众的搭便车心理，并不会给该项条件的变动决策提供支持，反而最后由小部分人（利益集团）意志左右了决策的方向，使得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公众或是国家的意志，从而导致美国东北亚战略的具体政策出现了摇摆和背离。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动美国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也间接地促使美国的某些政策走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反面。如何能够兼顾美国每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制度体系和浩繁的政策措施的组合。从原则上看，在总体合作方案上可以整理出四条思路：
（1）从个别商品的自由化开始，渐次发展到整体自由化的思路。在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中选择个别的、对于区域合作存有重要价值但是对区外影响较小的商品开始，既能较快地取得区域合作的突破，为合作的深化积累必要的信任和经验，也可以减少外部的阻力和干扰，防止在合作中成员优势的增强。从国际上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来看，大约也都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欧盟从煤钢联营和原子能合作开始，北美自汽车及零配件起步，而在东北亚地区比较适合的产业是钢铁、交通工具和机械设备。
（2）自核心国家间的合作开始，渐次扩大为整个区域合作的思路。三个核心国家都与美国经济有着重要的联系，根据美国商务部的2005年统计资料，中美、日美、韩美双边的贸易额分别达到了2853亿美元（美出口418亿美元）、1935亿美元（美出口554亿美元）、715亿美元（美出口277亿美元），如果不计算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分别成为美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七大贸易伙伴，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休戚相关。因此，从与美国矛盾较少而且存在巨大经济利益的核心国家首先起步，然后在与美国逐步协调的基础上，把成员扩展到俄、蒙、朝等外围国家，从而实现东北亚整体区域的合作。
（3）立足于推进区域内合作的发展，但着力于区域外的组织和机制的思路。东北亚国家在积极准备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借助区域外的组织和机制来消除误解、取得共识、打开局面。如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的“10+3”机制，在为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同时，还为中、日、韩三国提供很好的会晤机会，“10+3”组织的早餐会已经成为东北亚核心国家间交流信息、沟通思想的重要机制，而且并没有受到美国的指责和干扰。类似的组织和机制还有很多，如APEC组织、亚欧会议等，都可以提供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也可以成为东北亚经济合作获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力量。
（4）推行经济合作优先发展的跛行战略，搁置对美国利益触动较大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的思路。在欧盟的发展史上，在其前30年里，欧盟国家一直专注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既没有推行政治一体化，也没有开展安全一体化，但其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却成就斐然。东北亚国家目前最重要的是从其合作中获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而并非要形成什么实力集团来争做多极世界的一极，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应专注于经济合作的发展，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必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刺激美国右翼势力的敏感神经，徒生麻烦。
其二，降低美国因素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力。根据前文对于影响力的分析，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安全因素都存在有各自特定的作用区域和作用效果，但还存在许多共同的边界甚或是力量叠加的区间。这种共同边界或是力量叠加的区间的表现有很多，譬如经济问题政治化，在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中，美国转而诉求在台海问题、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或是政治问题经济化，如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或是政治问题安全化，如美国在政治上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实际上美国却在军事安全上大力扶持台湾，推行两岸的均势战略等。因此，这三大因素的并集构成了对影响力总体作用。而文化影响力作用是对其他因素在自身特定领域内作用的复合。这样，最有效的降低美国影响力的方法既不是降低美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影响力，也不是刻意摒除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安全同盟的力量，恰恰是原来研究和实践中最为忽略的部分——文化因素影响力。这样一个结果的出现，使对降低美国影响力如此棘手问题的解决难度大大减弱了。一方面，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拥有极深的文化渊源，在文化传统上基本上属于儒家伦理文明的范围，与基督教文明既不像伊斯兰教那样严格对立，又不像犹太教那么融入，在文明的和谐共处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为东北亚国家有效地摆脱美国的文化影响准备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影响力的降低或是说文化利益的减少并不像经济、政治、安全等实体利益减少那样会直接触动美国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文化影响力的降低更多的是一种虚拟的感受，而不会产生具体利益分配方面的纠葛和问题。这样我们有效地降低美国影响力的核心方案就是：通过培养共同的文化理念、文明礼教和哲学思潮来创造东北亚的文化核心，在对美国和其他文化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来降低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样的东北亚区域合作路径，既能够满足美国东亚战略对于东北亚合作的要求，又可以规避和超越美国在战略方向和具体政策上对于东北亚合作的限制，不失为一个兼具现实性和应用性的合作之路。
总之，美国是一个拥有全球战略的国家，而东北亚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东北亚的区域合作，是一个始终受到美国因素影响的区域合作，正确的考虑美国对东北亚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取向，是规避和超越美国因素的重要前提，而深入地分析美国影响力极其作用机理，则是推行正确的策略和方案，取得区域合作突破和成功的重要保证。当然，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键仍然在于区域内国家间的彼此互信和团结努力。
东北亚合作安全模式建构
1.加强地缘经济合作
“冷战”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各国都把发展本国经济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经济地区主义和区域化成为一股潮流，并由此推动了地区安全合作。地理的相关性总是提供最有可能性、费效比也最合适的国际经济合作机会。东北亚各国间生产力要素的互补性较强，是实现相互间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所以，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应该从较易合作的经济领域入手，通过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来推动安全合作。
在以地缘经济合作促进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应该以中、日、韩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中、日、韩三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从来就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友好交往，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日、韩三国都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上互补性强，发展合作的潜力大。据统计，中、日、韩三国的GNP总额占东亚地区GNP总额的88.96%，占亚太地区GNP总额的31.2%，是亚洲新兴工业国的7.9倍，是东盟的14倍；此外，从进口的规模来看，中、日、韩三国的进口总额占东亚地区进口总额的51.3%，占亚太地区进口总额的28%。这一进口规模比新兴工业国高20%，是东盟四国的2.3倍。
目前，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体系主要有环黄渤海地区、环日本海地区和图们江经济合作。中、日、韩之间在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方面交流广泛，中、日、韩三国的地方政府也在加强经济交流。东北亚地区中、日、韩双边合作的发展已经为东北亚区域的多边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多边合作的趋势。在开发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问题上，中、俄、日、韩有着共同的合作需求，大量的投资、先进的技术和廉价的劳动力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而日韩两国在海外投资和技术占有上具备优势，因而，东北亚国家中中日韩在经济合作上功能互补，多边经济合作将促进东北亚的共同发展。
东北亚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与内聚力越提高，越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来规范空前扩大和深化的经贸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制度障碍。所以，随着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加深，各国走向合作是必然的。经济合作最终会通过“外溢”效应对政治、安全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含3个层次：
（1）经济合作的发展将会增强两国民族精英对改善政治关系的渴求；
（2）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非政府行为体的影响不断增大，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加大；
（3）一体化的重要性日渐形成压力，尤其双方政府面临着“政冷”将会阻碍“经热”的预期时，政治合作，首先至少是“政治缓和”就成为双方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亚洲在过去20年间（1980—2000年）之所以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多数亚洲国家都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实际上，由于存在着文化、宗教和历史经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所以，正是努力发展国力这一共识才确定了该地区的协调局面”。
东北亚合作的历史表明，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动力是各国对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逻辑结果。这与欧洲合作的发展道路有很大的不同。在欧共体形成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欧洲人对欧洲的地区认同和地区意识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东北亚来说，只有紧紧抓住经济这一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关键因素，推动经济合作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努力缩小东亚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才能有力地促进国家间的安全合作。
2.发展国家间的伙伴关系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并非是给定的，而是在国内、国际政治的进程中建构的，国际上的政治文化、观念、规范建构了国家身份和利益。正是“冷战”的结束，才使得造就美苏敌对文化的霍布斯文化开始消融，并逐渐被互相竞争和合作的洛克文化所取代。这种文化理念的转变，带来了各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进步，在东北亚地区，最突出的举动便是构筑各种伙伴关系。如：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韩“合作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日韩“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日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等。东北亚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进行协调和合作，而同时又是非针对第三国的排他性国际关系。各国在建立这种相互关系时都宣称，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尊重对方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搞互相敌对和对抗；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和协调磋商，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在合作中既要谋取本国利益，同时又要尊重对方的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利益。
其一，伙伴关系所强调的共同发展和协调行动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地区政治经济的稳定乃至各种合作关系的建立。例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使双方的信任关系逐渐增加。在经济领域，双方的经贸往来逐年增加，合作项目增多。双方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边界问题。在政治领域，这种伙伴关系使得双方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比如，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俄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声明》，表达了中、俄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把中俄关系建立在共同认识整个世界并协调行动的基础上，增进了中俄之间的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发展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解决地区领土争端，有利于地区合作。东北亚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是阻碍合作安全的主要障碍之一。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就能在领土主权的争端问题上有了协商讨论的气氛，并使争端趋向缓和。韩日之间的“独岛归属”争端，曾一度引发两国之间激烈的争吵，一时间给两国关系带来了点点阴影。但是，现在两国都意识到，不能因局部领土争端而损害两国关系的改善，搁置主权争论，顾全两国大局，实为明智的选择。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长期以来，日俄各据理由，各不相让，都认为对四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在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更是寸步不让。不过，在双方关系缓和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双方转而协商讨论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这种想解决问题的友善态度，比之过去不容讨论、激烈对峙、毫无诚意对待问题的僵硬态度，无论如何都应该认为是一种进步。当然，北方四岛主权的争论不会很快结束，它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通过加强伙伴合作关系，创造出一种协商的气氛，无疑是有意义的。
3.完善国家间的互信措施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家作为自助的行为体，始终以追求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在“不确定性是绝对的”前提下，安全的获得需要理解和把握他国的意图和实力对比状况。因此，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信任能否建立。信任程度高，国家间合作程度就高，反之亦然。在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家间有较强的怀疑和戒备心理。对他国的不信任成为制约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强国家间的信任关系，有利于安全合作的开展。
结合欧洲国家信任建立措施的经验，加强东北亚国家间的信任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建立并加强“热线”联系。“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两国为沟通首脑之间的联系而发明的信息沟通系统，其目的是提供一条直接对话、消除误解、降低猜疑的可靠途径。在紧急情况下，如怀疑对方正进行非正常军事调动、对方的核导弹因故障而意外发射等，“热线”在防止危机和战争方面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互有敌意的决策者，在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被迫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对对方企图明确而可靠的信息，就容易对对方做出恶意的解释，从而导致冲突。为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获得对方迅速而可靠的信息成为当务之急，与对方之间的“热线”联系就可以担当此责。
目前，在东北亚四个主要国家间除中日之间没有“热线”联系外，在美日、美俄、日俄以及中俄、中美之间都建立了国家首脑间的“热线”电话联系。在中美之间，除了两国最高领导层的“热线”联络外，两国外长间的“热线”联络机制也得以建立。在东北亚国家间建立和加强“热线”联系，首先要在中日之间建立“热线”联系。中、日均为东北亚地区强国，加上日本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建立中日“热线”联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次要在朝韩之间建立并加强首脑“热线”联系，特别是三八线附近的军事“热线”联系。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是东北亚安全的最大威胁，三八线附近重兵对峙，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建立并加强军事“热线”，可以在出现危机时迅速沟通信息，增进理解，以便化解矛盾，消除对立。
其二，建立和加强稳定的交流与协商机制。首先应该建立包括学者、政府官员和军事官员在内的双边或多边对话。这种半官方的对话不但可以使大家开诚布公地评析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给各国政府强加任何义务，还可以提出将来可发展和实施的新想法和新思路。这种交流和协商不仅是外交上的，也可以是军事或其他方面的。其目的是对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尤其关系到两国安全的问题进行经常性讨论，消除猜忌，增进了解，增加信任。比如军队领导人之间经常性的互访，有关安全的相关部门定期交流制度，边界会晤制度，预先通知导弹试验和太空发射等，都是一些可行的做法。
其三，增加东北亚各国国内有关国防的敏感问题的透明度。这些敏感问题主要是指己方国防决策机构与程序、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国防预算、军队的建设、部署与调动等的基本情况。这些是他国最为关心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其猜忌的问题。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大局的前提下，适当增加这方面的透明度，就可能有效地消除这种猜忌。事实证明，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过于保密，反而弊大于利。国家应该研究所谓敏感问题的公开问题，研究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等，然后有步骤地逐步增加敏感问题的透明度，以在国际上形成一种在此问题上真正的言必有信的形象。
如果说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衡关系是维持国家间和平合作的强制性国际关系运行机制的话，那么，国家间的相互信任、相互谅解，则是维持国家间和平合作非强制性国际关系运行机制，也就是一种疏导机制。国家间关系一旦建立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彼此之间的戒心就会大大缓解，乃至消除。平时，双方可能会自觉地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和平大局。对某一国家来说，对对方的有关举动可能会更多地从“善”的一方面，而较少从“恶”的一方面来考虑。而一旦双方发生矛盾与纠纷，双方也可能会自觉地、更多地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求同存异、以和为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