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悲怆的声音一点点变得平和，变得快乐。因为一声稚嫩的喝采。
那是乡下的冬天，乡下的冬天远比城市的冬天漫长。常有盲人来到村子，为村人唱戏。他们多为夫妻，两人一组，带着胡琴和另外一些简单的乐器。大多时村里会包场，三五块钱，会让他们唱到很晚。在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是村人难得的节日。
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粗糙的表演，而是他们走路时的样子。年幼的我常常从他们笨拙的行走姿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卑劣的快乐。那是怎样一种可笑的姿势啊！男人将演奏用的胡琴横过来，握住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胡琴的后端，小心冀冀地跟着自己的男人，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在狭窄的村路上，深一脚浅一脚，面前永远是无边的黑夜。雨后，路上遍散着大大小小的水洼，男人走进去，停下，说，水。女人就笑了。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然后换一个方向，继续走。换不换都一样，到处都是水洼。在初冬，男人的脚，总是湿的。
那对夫妻在村里演了两场，用了极业余的嗓音。地点在村委大院，两张椅子就是他们的舞台。村人或坐或站，聊着天，抽着烟，跺着脚，打着呵欠，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几个人认真听戏。村人需要的只是听戏的气氛，而不是戏的本身。
要演最后一场时，变了天。严寒在那一夜，突然蹿进我们的村子。那夜滴水成冰。风像刀子，直接刺进骨头。来看戏的人，寥寥无几。村长说要不明天再演吧？男人说明天还得去别的村。村长说要不这场就取消吧？男人说说好三场的。村长说就算取消了，钱也是你们的，不会要回来。男人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村长撇撇嘴，不说话了。夫妻俩在大院里摆上椅子，坐定，拉起胡琴，唱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
加上我，总共才三四名观众。我对戏没有丝毫兴趣，我只想看他们离开时，会不会被结冰的水洼滑倒。天越来越冷，村长终于熬不住了。他关掉村委大院的电灯，悄悄离开。那时整个大院除了我，只剩下一对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唱戏的盲人夫妻。
我离他们很近。月光下他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悲伤。然后，连那声音都悲伤起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惟一的一盏灯已经熄灭，可是他们肯定能够感觉出面前的观众正在减少。甚至，他们会不会怀疑整个大院除了他们，已经空无一人了呢？也许会吧，因为我一直默默地站着，没有弄出任何一点声音。
我在等待演出结束。可是他们的演出远比想象中漫长。每唱完一曲，女人就会站起来，报下一个曲目，鞠一躬，然后坐下，接着唱。男人的胡琴响起，女人投入地变幻着戏里人物的表情。可是她所有的表情都掺进一种悲怆的调子。他们的认真和耐心让我烦燥。
我跑回了家。我想即使我吃掉两个红薯再回来，他们也不会唱完。我果真在家里吃掉两个红薯，又烤了一会儿炉子，然后再一次回到村委大院。果然，他们还在唱。女人刚刚报完最后一首曲目，刚刚向并不存在的观众深鞠一躬。可是我发现，这时的男人，已经泪流满面。
突然我叫了一声好。我的叫好并不是喝采，那完全是无知孩童顽劣的游戏。我把手里的板凳在冻硬的地上磕出清脆的响声。我努力制造着噪音，只为他们能够早些离开，然后，为我表演那种可笑和笨拙的走路姿势。
两个人同时愣了愣。好像他们不相信仍然有人在听他们唱戏。男人飞快地擦去了眼泪，然后，他们的表情同时变得舒展。我不懂戏，可是我能觉察他们悲怆的声音正慢慢变得平和，变得快乐。无疑，他们的快乐，来自于我不断制造出来的噪音，来自于我那声顽劣的喝采，以及我这个惟一的观众。
他们终于离开，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一把胡琴横过来，男人握着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得很稳。男人停下来，说，冰。女人就笑了。她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
多年后我常常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知道那夜，那对盲人夫妻，都想了些什么。只希望，我那声稚嫩的喝采，能够让他们在永远的黑暗中，感受到一丝丝阳光。
尽管，我承认，那并非我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