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用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往往诉诸战争；而假如战争不能战胜对手，又只有回到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途径上来。这与商战中的兼并与合作，合作与兼并一样，如果牺牲小的利益可以保全大的、整体的利益，牺牲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曹操夺得东川后，有乘胜下西川之势。
听知曹操取东川后，人们都料其必来取西川，因此，百姓一日之间，数遍惊恐。形势十分危急！
刘备、诸葛亮在惊讶之际，并没有麻痹大意，他们早就确定对策。一知曹军有东下之势，刘备就急请军师诸葛亮商议。诸葛亮说：“现有一计，可使曹操自然退兵。”刘备问何计，诸葛亮说：“曹操分军屯合淝，是惧怕孙权。今我方若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东吴，遣舌辩之士，陈说利害，令吴起兵袭合淝，牵动其势，曹操必勒兵向南了。”
过去，诸葛亮是寸土不让的，鲁肃曾三索荆州，他千方百计抵赖；他哥哥诸葛瑾来索取，碍于兄弟情面，他许割三郡，但并没有派人告知关羽，关羽当然心照不宣，东吴派人去要求交割三郡被赶走了。
这次却是为使孙权出兵合淝以促曹操退军，解救西川之危，只好忍痛割三郡。
因为袭荆州本是曹操为解樊城之围而以利诱孙权干的。孙权对夺回荆州蓄谋已久，过去呕尽心血，设尽计谋，连妹妹赔出去都捞不到。今有此良机又何乐而不为。
而司马懿看出取川的有利条件，便向曹操建议说：“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机，机不可失呀。”
曹操却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刘晔说：“司马仲达之言是。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了。”
曹操说：“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动。
当然，曹操不敢取西川是因其有“三怕”：一、以初破袁绍的大军，远行疲惫，跋江河过江作战，因而有赤壁之败；现在又以刚刚平定张鲁的军队，历险阻，越山壑，不体恤士兵的劳苦，不一定会胜。二、假如荆州关羽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将奈之何？三、昔日有博望、新野之战，诸葛亮能焚我师而挫我军锐气，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
因此，曹操按兵不动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司马懿和刘晔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取川之策是可取的，但曹操作为一个统帅，对用兵不能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当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时不能轻言用兵。而且，这次战争关系到曹操的成败，如取蜀不利，而这时关羽有重兵驻荆州，如与孙权协力北伐，分别向樊城、合淝进军，而曹操远征在外，很难及时回师救援，这样前后遭到夹攻，是很危险的。
所以曹操“得陇不敢望蜀”。而他按兵不动却不撤兵，说明他还在观察形势和慎重考虑是否取蜀。
袭荆州虽与曹操有关，但袭取者是东吴，杀关羽、孙权是不能推其责的。胜利伊始，孙权正乐在兴头，不考虑后果，倒是张昭提醒了他，说：“今主公损了关公父子，江东祸不远了！此人与刘备桃园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刘备已有两川之兵，更兼诸葛亮之谋，张、黄、马、赵之勇；备若知云长父子遇害，必起倾国之兵，奋力报仇，恐东吴难敌。”
孙权听了大惊，跌足说：“孤失计较！似此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张昭终究是老谋深算，当即想出一计说：“曹操拥百万之众，虎视华夏，刘备急欲报仇必与曹操约和，若二处连兵而来，东吴危了。不如先遣人将关公首级，送与曹操，明教刘备知是曹操之所使，必痛恨于曹操，西蜀之兵，不向吴而向魏了。我于是观其胜负，于中取事，此为上策。”
孙权按计行事。张昭之计，确是费尽心机，但他太小看魏、蜀了。
曹操听说东吴送关羽首级至，高兴地说：“云长已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司马懿当即揭穿东吴的阴谋说：“这是东吴移祸之计。”并提出解此计之法，说：“大王可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用大王之礼葬了；刘备知道，必然深恨孙权，尽力南征。我却观其胜负：蜀胜则击吴，吴胜则击蜀——二者得一处，岂不唾手而得？”
曹操大喜，按其计办。
的确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是，不管吴魏怎样“机关算尽”，是瞒不过诸葛亮的。他听到东吴将关羽首级献与曹操，曹操以王侯礼祭葬之的消息后，当即向刘备揭穿魏吴的计谋，说：“这是东吴想让我方伐魏，魏亦想让我伐吴，他们伺机而得利。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之时再乘机而伐之。”
诸葛亮的计本是上策：从三国力量对比看，曹魏最强，吴蜀任何一国都难单独与之对抗，只有联合，才能敌之，两国对抗，只能是互相削弱，而对魏有利，因此诸葛亮力主不伐吴。
就像人与人之间相处一样，国与国之间，往往因利而相交，因利而相恶，古今如此。
曹操南征，刘备、孙权为图存，于是联盟抗曹赤壁得胜；东吴为谋自己的利益，于是袭了荆州，杀了关羽，自此，蜀吴交恶，蜀国于是伐吴；刘备败归白帝城，不好意思见人，终于谢世；为共同的长远利益，两国又重申旧盟，从此，蜀吴一直相依为命，共同抗魏。
以前蜀、吴之间有同有异，异是对待荆州的不同态度，同是对抗曹魏的共同利益，而这时已无异，只有同，共同的利益使蜀、吴再次联盟。
蜀、吴任何一国都非曹魏敌手，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不被曹魏逐个击破。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客观形势造成的。
彝陵之战后，吴国的态度很暧昧，既不与蜀国公开对抗，又不敢公开得罪魏国。
曹丕起四路兵取蜀，许以孙权，若得蜀土，各分一半，促使东吴起兵来接应；孙权与陆逊商量，决定虚应之而迟不出兵，观望魏、蜀胜败才决定去向：若四路兵胜，蜀中危急，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则发兵以应之，先取成都；如四路兵败，则作别议。
诸葛亮料到孙权不会立即出兵，因此当他退了四路兵后，即物色适当人选入吴做使者。最后邓芝入吴，向孙权陈说利害，终于使孙权绝魏和蜀；吴派张温使蜀，双方重申旧盟。
而此时，吴、蜀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互相利用的同盟关系，彼此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孙权称帝后，遣使入川，以表盟好，并约平分天下。众人都认为孙权谋逆，宜绝其盟好。后主派遣使到汉中问诸葛亮，诸葛亮说：“可令人带礼物入吴作贺，乞遣陆逊兴师伐魏。魏必命司马懿拒之。魏若南拒东吴，我再出祁山，长安可图。”
于是派使赴东吴向孙权作贺，并呈上国书，约吴兴兵伐魏。权与陆逊商议，陆逊说：“这是诸葛亮惧怕司马懿之谋。既与同盟，不得不从。今却虚作起兵之势，遥与西蜀为应。待诸葛亮攻魏急，我可乘虚取中原。”
蜀、吴同盟虽是有限度的，但彼此遥相呼应，互相牵制曹魏，使曹魏不敢轻率兴兵入侵，三国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吴、蜀同盟抗魏是个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