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三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河下古镇。刚出生的我，头很大，鼻也小，皮特厚，两只如铜钱似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中间一条罅隙，眉毛高高在上，与眼睛远隔地彼此可通无线电，其相貌之丑陋非言语所能完全描述也。尽管我的样子难看死了，可“娘不嫌儿丑”，我的父母对我还是宠爱有加，关怀备至。
我出生的小镇是个具有二千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河下古镇。河下古镇的有名不仅仅因为其历史悠久，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国四大菜系淮扬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不仅仅因为它是山阳医学的发源地，更重要的是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鼎盛时期曾有“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历史上出生在河下或与河下息息相关的名人骚客不胜枚举，如汉赋鼻祖枚乘、枚皋父子，“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边寿民，“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唐朝的倚楼诗人赵嘏，南宋著名画家、诗人龚开，巾帼英雄、抗金名将梁红玉，中国古代首部禁毁小说、明代传记小说集《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明代浪漫主义作家、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弹词才女、晚清四大弹词之一《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晚清通才、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左宝贵，温病医学家、中国古代四大医学经典之一《温病条辨》作者吴鞠通，明朝状元、抗倭英雄沈坤，清朝著名散文家、《茶余客话》作者阮蔡生，田园诗人吴进，水利专家殷自芳，盲人历算家卫朴，围棋国手梁魏今，天文历算家汪椿，数学家骆腾风，考据学家吴玉搢，天文地理学、吴玉搢之弟吴玉楫，《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名翰林程晋芳，清代宰相、道光帝师汪廷珍，船政大臣裴荫森；近代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老师罗振玉，朴学大师阎若璩，著名教育家、新安旅行团创始人汪达之，情钟乡里、心系治淮的裴耔青，花鸟画家杨玉农，旅台女画家陈秉镮等等。一个小小的镇子，可谓弹丸之地，竟出现了这么多的名人，真是不可思议！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这里还出现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12名翰林，140名贡生，5名博鸿司，素有“天下第一进士镇”的美誉。其中一名状元（沈坤），两名榜眼（汪廷珍、李宗坊），一名探花（夏曰珊），可谓“三鼎甲齐全”，甚至出现了“五世巍科”、同门六进士的现象，文化底蕴十分丰厚。河下古镇的历史实在是太辉煌了，我为自己出生在河下古镇而感到无比自豪！
幼年的我，理想很大，大的几乎让人无法接受。可是当我在向外宣传的时候，我总是将我的理想缩小N倍。没办法，如果我对别人说出我原版的理想，别人会批评我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人言可畏啊！我缩小N倍后的理想是：做淮安市淮安区某一领域成就最高的人！可是就这个小小的可怜的理想在我稍懂事的时候就被无情的现实给戕灭了！首先，在政治上，我是不可能会超过我们伟大的、敬爱的一代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中国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周恩来周总理；在军事上，我是不可能会超过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军事理论家，西汉的开国名将、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韩大将军；最后，在文学上，我更不可能超过明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世界级文学大师吴承恩（我的邻居）。唉！我只能仰天长叹：既生周韩吴，何生我李将！
小学的我，品学兼优，经常捧着一张张令人骄傲的奖状回家。我的母亲总是笑眯眯地对着奖状瞅个不停，好像看到奖状就像看到了名牌大学的通知书一样，而我对奖状却不屑一顾。我认为奖状是最不实惠的奖励了，它即没有奖金那么实际，又没有奖品那么实用，况且生物学告诉我们纸张是由树木制造的，全国每年要发行多少张奖状，得砍伐多少棵树木呀！这太不符合环保理念了。所以小学里所得到的奖状，不是被我折纸飞机飞了，就是被我清扫扔进垃圾筒里了，仅此而已。
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隔壁班级的一个女孩。只是喜欢，很单纯的喜欢。她是一个相貌平平、喜欢扎两条小辫子的天真而又可爱的姑娘。就这样，我迷迷糊糊、恍恍惚惚、浑浑噩噩、朦朦胧胧地混了一年。不日大考，我们同报考一所中学，结果她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而我却以几分之差与理想中学失之交臂、缘悭一面。从此，我们“东飞伯劳西飞燕”，天各一方，而我也大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了。
上了中学后，遇到一群陌生而又可爱的新同学。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特别是新调来的班主任朱老师，人如其名，长得肥头大耳，胸围宽得要令猪八戒自卑死，我想这才是中国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崇高精神的真正体现！
记得刚开学那一天，平时素未谋面的同学们一见面就像鲁迅《故乡》中的水生、宏儿初次见面一样，玩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半天之后，大家就变得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了，并且不再称呼其姓名，而是亲热地直呼哥们儿。传说唐人安禄山因为经常给唐玄宗、杨贵妃送礼，深得他们的喜欢，于是唐玄宗邀请他进宫小住几日。几日后，再当安禄山离宫时，他已经直呼唐玄宗为干爹，杨贵妃为干娘了。没想到我的同学们更厉害，半天不到，竟都互相称兄道弟来了。有此可见“中华民族是一家”此话不虚。
一个月后，学校进行初一年级的第一次月考。平时学习不怎么努力的同学此时一个个都惊惶失措地像刚被告知患有癌症的病人，“恐惧”大于“悲伤”。最后同学们想出了一个根本不用想的办法——作弊。有几个比较诚实的同学问这样做是不是太对不起老师了？于是有的同学根据哲学知识引用了柏拉图（Platon）《理想国》（The Republic）里的话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可以哄骗的；既然如此，那么学生对老师也理所当然地可以哄骗了。我本想拒绝作弊，可看大家一鼓作气、信心十足、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样子，最终也与他们一道同流合污了——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哲说：“没有比较，就分不出大小来！”上了中学后我才发现学校更是作比较快要发疯的地方。从上有董事长、校长、副校长、主任、副主任，然后是年级组长、班主任，最后是科目任课老师；从下学生又分为优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班级又分为实验班、强化班和普通班，可谓三六九等。老师之分是按工资来分的，而班级之分都是按成绩来分的。这次月考大家团结一致，终于作弊出了水平，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每门科目都是年级榜首，将别的不会作弊的班级给压了下去。记得公布成绩那天，班主任挺着肥硕的身躯，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亲爱的同学们，在学校领导的热切关注下，在各位老师的细心教导下，在全体同学的不懈努力下，我们这次考试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说完，又傻傻地笑，身体随着他发出声音的高低而不同程度地颤动。
不知不觉我上了初二。学期伊始，学校共青团团支部征收团员。共青团是一个青年爱国组织，所以有很多学生都想入团——由此可见学生们都是非常爱国的！可入团要写入团申请书呀？这可害苦了同学们，平时只知道写检讨书、说明书，可就是不知道怎样写申请书。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一个爱吃红烧肉的人未必会烧红烧肉。无奈之下，只有请班长硬着头皮去向团支部借样本。样本借来后，所有同学都为之一振，认为此次入团有了成功的保障。于是全都照抄，说的好听一点叫做复制（Copy）。偶有几个自认为笔锋不凡、文采飞扬的天才都自己写。可内容都不外乎开头几句赞赏共青团——其实就是赞赏校团支部领导，然后都是长篇大论地赞扬自己怎样具有诚实守信、拾金不昧、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等等优秀品质。他们的这些优秀品质恐怕是几辈子以后才会有的，却被他们提前借来理论化了。我呢，即不肯照抄，又没有那几位同学极深的爱国之情，只有退下来多做些实际工作，加强自身综合素质，准备等到初三再入共青团。不料几天后团支部发出通知，所有申请入团的学生都已经顺利且光荣的入团了。我又气又悔，气得是学校共青团征收团员竟像内战时期国民党征兵，不论老幼病残，一律照单全收，真是气煞我也；悔的是当初没有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像大家一样多褒奖褒奖团支部领导，多赞扬赞扬自己，现在想起都后悔死了！
后来，我加入了学校足球队。足球队里高手如云、群英密集，只可惜都在对方球队里。而本队里的球员则一个个都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瘦弱不堪，风一吹就倒。每当强敌攻来时，我们都是毫无招架之力。球要想进网，除非踢进自家的球门。在这种情况下，队员们一个个都失去了信心，而敌队所进的球则像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所签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乐此不疲，层“进”不穷。
上了初三，我开始见异思迁、移情别恋于篮球了。足球队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想进入篮球队。不料那天我往篮球队里一站，不禁脸色大变，疑乎自己是到了斯威夫特（Swift）《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里的巨人国，四周站得都是巨人，衬得自己太渺小了，最后篮球队也不得不退出。
退出球队后，我又进行兴趣转移。这一次，我发现自己疯狂地、彻底地、死心塌地地、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并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给自己起了个号，曰“文乐”，取“以文为乐”之意。因为热爱文学，所以热爱读书，很简单的因果关系，没有其它复杂的联系。我读过很多的文学书，其中大多数是世界名著。那时候，当别人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中考复习当中的时候，我却如饥似渴、津津有味地读着我的文学书。记得当时我写过一篇名叫《读书真好》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写到：“在书中，我知道了保尔·柯察金的生命历程和许多俱有顽强意志的仁人志士；在书中，我知道了鲁滨逊和格列佛俩人的传奇经历和他们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在书中，我知道了许许多多我曾经不知道的东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里面的风景美不胜收！”——乃写实也。因为心思扑在读书上而使我的学习成绩“飞流直下三千尺”。我的父母说我“本末倒置”，我的班主任说我“不务正业”，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话在现代已经被重新定义了。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不觉一年我又上了高中。上高一时我对文学的热爱有增无减。可惜的是我所在的高中是一所重理轻文倾向特严重的学校，没有校报，也没有校刊，更没有文学社，只有一间图书馆。不过那图书馆我实在不好意思称其为“馆”，因为它还没有我们的一个教室大；而且里面的书估计还是刚建校时就存进去的，书上所生的灰堆起来都有一个人高了。也许正因为又小又老，所以它害羞得不敢对学生开放了。可见家丑不仅不可以外扬，更不可以内扬！
在高一下学期，由于要分文理科，我理想地被分到了文科班。在新的班级里，我遇到了有生以来最为倾心的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陈娟。在遇到她之前，我还不怎么相信一见钟情，可见了她之后，我才发现这四个字并不是被胡乱生造出来的。第一次见她时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但如果让我用文字将这种感受描述出来的话，我想我的文采还不够。在这里请允许我借用英国大文豪査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那部最负盛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大卫第一次见朵拉·斯潘喽的感受：“在我看来，她绝非凡间女子。她是天仙，是精灵——她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她是一个从来没人见过的什么，又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什么。顷刻之间，我被吞进爱情的深渊。在这爱情的边缘，没有犹豫不前，没有向下窥望，没有掉头回顾；还没来得及想出跟她说的一句话，我就一头栽进去了！”或者用《红楼梦》中贾宝玉初次见林黛玉的印象：“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她总体给我的感觉还真有点像林黛玉：聪敏伶俐，品貌端庄，多愁善感，沉默寡言，心地纯洁，天真无邪。我非常喜欢她，我为她如痴如醉，魂牵梦萦。可也因为我天性羞涩，一直都没有勇气向她表白。我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她，上课如此，下课亦如此。时间一长，便被她发觉了。后来她鼓起勇气也不断地看着我。我知道她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就这样，每天我们都不断地相互对视着，用眼神与表情彼此交流。可尽管这样，我都没有勇气对她表白。相传但丁（Dante）在九岁时见过比他小一岁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一面，从此便疯狂地爱上了她。后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又见到她一面，以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她，可是对她的爱恋却永生不灭。但丁后来还为她写下了流芳百世的《神曲》（Divine Comedy），把她当作自己的引路人和天堂派下来拯救自己灵魂的天使。和但丁不同的是，我可以天天见到我的心上人，而但丁只见过比阿特丽斯两次，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比但丁幸福；和但丁相同的是，我们都为了自己的心上人而沉浸在痛苦之中。在整个高一下学期中，我都没有和她说过几句话，这令我自己都感到诧异！可回过头来想想，我该和她说些什么呢？说我喜欢她吗？别忘了，我们还都是中学生，是不能谈情说爱的。我想放弃，可是每当我看到她那哀怨伤感的眼神时，我又不忍放弃。那一段时间我彻底地处在痛苦中，以至于每天不得不低头读我最热爱的文学书，用文学来抚慰我爱情的创伤。后来在高二上学期初，学校要重新调整文理班，我为了脱离苦海，便毅然申请调入了理科班。
现在我上了高二。我已经不再像初中那样暗无天日、不舍昼夜地读书了，但这并不代表我就不热爱文学，不对文学痴迷了。只是我明白了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尽管我不知道我此时再好好学习到底能不能考上大学，但我总是对自己说：“不管以前你的学习怎么差，只要你从这时候开始全力以赴，那么即使你失败了，你也不会后悔的！”但我发现我所处的环境太差了，我周围的同学或者说我所在的班级没有几个是真心想学习的，在他们的人生观里，学习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甚至还没有谈恋爱重要。当我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整天不知道好好学习，而忙着谈恋爱时，我的心不知道有多痛。我深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我始终抱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处世态度，同流而不合污。也许你们会认为我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其实并不是这样；首先，我本人长得不要过帅气——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的我相貌很丑，随着身体的成长，相貌的改变，竟越长越英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其次，我很有才华，我自诩在“吴中”（吴承恩中学）是无与伦比的第一大才子，我做第二，就没人敢做第一！总得概括一句话：我，李将，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可谓才貌双全、一表人才；只是有点特立独行，沉默寡言罢了。倘若不信，有旧诗《成长》四首，可为佐证：
李家有儿正成长，才华横溢知识广。
一表人才成龙相，前程似锦无法想。
李家有儿正成长，风华正茂志正涨。
无与伦比成异数，特立独行个性强。
李家有儿正成长，英俊潇洒不可挡。
盛气凌人魄力大，春色满园尽我赏。
李家有儿正成长，孤傲自负甚狂妄。
文质彬彬书生样，手不释卷读书狂。
写到这里，我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再写下去说不定就成自传了。甘地（M。K。Gandhi）在其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一书的绪言中说给自己写传的人都很不谨慎，理由是写自传的人往往会在自传完成后又会推翻在自传中的观点和意见。一九九九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也在其回忆录《剥洋葱》（Peeling the Onion）中认为：“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成为一桩桩奇闻逸事。”钱钟书也曾在书评《约德的自传》一文中发出断言：“年纪轻就做自传，大部分是不会长进的表现。”我现在还很年少，以后的日子还很长，还没有到写自传的时候，所以此时此刻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自传的，即使有人因写自传而发了大财，我也不会写的——因为我毕竟不是粉丝万千的明星偶像，也不是具有传奇人生经历的名家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