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我不懂什么教育学，因为我不是师范出身；我只能直觉地评判我所知道的。评判当然要有尺度，我的尺度也只是杜撰的。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我也不能苦口婆心地向人家劝说——因为我完全没有口才。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路上去。我有几篇小说，讲到学校、教员和学生的，就是这样产生的。
其实不只是讲到学校、教员和学生的小说，我的其他小说的产生差不多都如此。某一事象我觉得他不对，就提起笔来讽他一下。我的叙述当然不能超越我的认识与理解的范围；认识与理解不充分，因而使叙述出来的成为歪曲变态的形相，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免的。但是我常常留意，把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减到最少的限度。我也不是要想取得“写实主义”“写实派”等的封号，我以为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如果占了很多的篇幅，就超出了讽他一下的范围了。
若问创作的经验，我实在回答不来。我只觉得有了一个材料而不曾把他写下来的当儿，心里头好像负了债似的，时时刻刻会想到他，做别的工作也没有心路。于是只好提起笔来写。在我，写小说是一件苦事情。下笔向来是慢的；写了一节要重复诵读三四遍，多到十几遍，其实也不过增减几个字或者一两句而已；一天一篇的记录似乎从来不曾有过，已动笔而未完篇的一段时间中的紧张心情，夸张一点说，有点像呻吟在产褥上的产妇的。直到完篇，长长地透一口气，这是非常的快乐。然而这不是成功的快乐，我从来不曾成功过。有人问我对于自己的小说哪一篇最满意，我真个说不出来，只好老实说没有满意的。也有人指出哪一篇还可以，哪一篇的哪些地方有点儿意思，我自己去复阅，才觉得果然还可以，有点儿意思。不懂得批评之学，这样不自知也是应该的，无足深愧。
我一直不把写小说当作甚胜甚盛的事，虽然在写的时候，我也不愿马马虎虎。所谓讽他一下也只是聊以自适而已，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我是不甚相信的。出一本集子，看的也是作小说的人以及预备作小说的人，说得宽一点，总之是广大群众中间最少最少的一群。谁没落了，谁升起了，都是这最少最少的一群中间的事，圈子以外全然不知道。这与书家写字、画家作画有什么两样？所以要讲功利，写小说不如说书、唱戏、演电影、写通俗唱本，画连环图画。我最近一年间写了一部初级小学国语课本，销行起来，数量一定比小说集子多，这倒是担责任的事，如果有什么荒谬的东西包含在里边，胎害儿童实非浅鲜。小说要对于社会发生影响，至少在能够代替旧小说《三国志》、《红楼梦》的时候；如果大多数的同胞都识了字，都欢喜读新小说，那时候自然影响更大了。
在一篇回忆“一二八”的的《战时琐记里》，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说作宣传文字么，士兵本身的行为的宣传力量比文字强千万倍呢。你说制作什么文艺品，表现抗战精神么，中国却是一种书卖到一万本就算销数很了不得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执笔的人应该没落。”我是真切地这样感到才这样说的。谁知就有人称我为文学无用论者，说我这说法是一种烟幕弹。我并不在这里应战，用了烟幕弹预备袭击谁呢？说的人没有说明白，我至今也还想不透。
我以后大概还要写小说，当职业的工作清闲一点，而材料在我心头形成一个凝合体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