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辈出的年代
19世纪80年代后，使用干版拍照已非常普及。不久，更方便的胶卷(软片)由伊斯曼陆续生产出来，并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同时，胶片感光度大幅度提高，使人像摄影变得更为简便，可以不受影棚的限制，轻松地走向户外的大自然中。
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也带来摄影观念的改变。一些富有才华、锐意改革的人像摄影家，以他们各自的实践，为人像摄影注入了新的观念和内容，推动着人像摄影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其共同特征是，注重被摄对象内心世界的刻画和摄影者自身个性的张扬。卡什、纽曼、哈尔斯曼是他们中的代表。
一、卡什
尤素福·卡什(YousufKarsh，1908～2002)被加拿大人亲切地称为“渥太华的卡什”。他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人像摄影大师，许多到过渥太华的名人，都以获得一张卡什拍摄的肖像为荣。
卡什出生于土耳其，1924年逃难来到加拿大，投奔开照相馆的叔父。叔父送给卡什一台布朗尼箱形相机，使他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后来，叔父又将他送往美国学习，投师于名摄影家约翰·卡罗的门下。1932年，卡什返回加拿大，在加拿大政府从事专职摄影工作。
(一)自成一家的独特风格
卡什的肖像照片，突破了一般照片注重“外形美”的传统，而着重于表现人物的“神态美”。他善于巧妙地利用光线的明暗对比，捕捉人物内在精神流露的瞬间，所摄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他通常使用小光圈进行拍摄，并采用8×10英寸的大底片。因此，每一张肖像照片都层次丰富，具有强烈的质感，甚至每根头发、每个毛孔和皮肤上的皱纹都历历可数。
除了捕捉脸部的表情之外，卡什还特别重视手的积极作用，他总是设法把人物的双手组织到画面中。卡什为漫画家大卫·罗拍摄的肖像，既表现了画家幽默、风趣的表情，也刻画了他在作画和构思中的双手姿态。正如卡什自己所说的：
人物内在的思想、精神和灵魂，有时会在一瞬间，通过他的眼睛、双手和体态表现出来。这就是需要摄影师紧紧抓住的、稍纵即逝的重要瞬间。
卡什对人物双手的刻画，把肖像照从单纯拍摄头像的模式中，解放了出来，丰富和扩大了照片的表现力。
卡什在拍摄时，喜爱用暗调的背景，从而使人物形象显得庄重和高大。他的主光和辅光的光比，达到1∶3甚至1∶4.主光仅仅用来勾勒肖像的轮廓，人物的面孔大部分处于阴影之中。但在阴影部分，又有非常丰富细腻的层次。此外，卡什还经常使用光质较硬的聚光灯，来刻画人物脸上的皱纹和胡须，这一点，在作家海明威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肖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拍摄《丘吉尔》
给卡什带来国际声誉的，是他为丘吉尔拍摄的肖像。1941年1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赴渥太华开会。通过加拿大总理的引见，卡什获得了为丘吉尔拍照的机会。在拍照中，丘吉尔正习惯性地抽着雪茄烟。卡什认为，这不是他所需要的形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决定不拍他抽雪茄的时候，因为我感觉这不足以表现他的伟大。
于是，他移走了丘吉尔的烟灰缸，但丘吉尔仍在吸烟。这时，卡什果断地走上前去，夺走了丘吉尔手中的烟卷。就在丘吉尔感到很恼火时，卡什趁机拍下了他满脸怒容的神态。
这种形象，正是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它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几乎席卷了欧洲，气焰十分嚣张，英伦三岛形势岌岌可危。作为英国领袖的丘吉尔，在这幅照片中，显得坚定沉着、威武不屈，体现了英国人民面临强敌时无所畏惧的精神。
让卡什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全世界印刷次数最多的人物肖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的人像摄影家。
二、纽曼
美国摄影家阿诺德·纽曼(ArnoldNewman，1918～)，出生于纽约。纽曼在当童子军时就开始学习摄影，他的启蒙老师本·罗斯是纽约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纽曼还爱好美术，他曾在迈阿密大学学习绘画。
1938年的经济大萧条，使纽曼无法实现成为画家的理想，转而从事摄影。他的绘画艺术才华，在人像摄影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和表现。1941年，纽曼开始为画家、作家、作曲家、舞蹈家等名人拍摄肖像，这些肖像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世界著名的人像摄影大师。
(一)环境肖像
纽曼的肖像摄影，善于把人物及其周围的环境紧密结合起来，使背景或环境与被摄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人物个性的最好说明。这种开一代新风的肖像照被称为“环境肖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为了通过环境来表现人物性格，纽曼常常采用摆拍的拍摄手法，而不赞成即兴式的抓拍，他说：
随手拈来的肖像，只是瞬间的偶然形象，一般说来都缺乏典型性，因此不能经久耐看。
因此，纽曼像导演一样摆布他的拍摄对象，直至获得一种自然而稳定的表情为止。在选择与人物有关的周围景物时，纽曼也总是精挑细选，寻找那些最典型的陪衬物。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和他们从事的工作环境一起出现在画面上：军火商艾尔弗雷德·克鲁普背对着庞大的工厂车间；画家乔其娅·奥凯菲站在她最钟爱的绘画题材—羊头骨骼前：城市建筑设计师罗伯特·莫塞斯手上拿着设计蓝图，身后是纽约的高楼大厦……
纽曼为画家蒙特里安拍摄的肖像照，最能体现出环境肖像的创作特色。蒙特里安是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主张用几何形状构成“形式的美”，作品多以直线和矩形组成，反对运用曲线。纽曼在拍摄时，将蒙特里安的手放在画架上，背景采用两块长方形的糊墙纸，这么一来，蒙特里安仿佛嵌进了神秘而严格的几何图形之中，从而使人们联想到画家本人作品的风格。纽曼在谈到自己的拍摄意图时说，用严肃的直线条和几何图形来处理画面，是为了表现蒙特里安及其作品的风格，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二)纽曼的成名作
纽曼的成名作，是他为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拍摄的一幅肖像。照片中，一架大钢琴占据画面的五分之四，作曲家身处一隅，人物与钢琴之间，有着微妙的旋律感。同时，钢琴盖与支柱所形成的大三角，与作曲家托腮沉思所形成的小三角互相呼应，就像乐曲中的主旋律在不同的乐器上，以强弱不同的音色所进行的变奏。
这幅照片摄于1946年，当时的纽曼，在美国摄影界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关于这幅照片的构思，纽曼曾回忆道：
我自己对于各种乐器不同的造型有特别的爱好，而且当时又正在尝试拍摄这些乐器的造型。我就以此作为一个出发点。
大型钢琴的线条非常美观，也非常强烈，而这也就是史特拉汶斯基的音乐给我的感受。我立刻想到，要把这位作曲家和钢琴拍在一起。
为了衬托作曲家和钢琴，纽曼把聚光灯打在白墙上，利用反射光进行照明。因为反射光比较柔和，不会产生阴影。同时，白墙与钢琴所形成的黑白对比影调，与作曲家乐曲强烈、粗犷、刚劲的风格很相似。
在拍摄过程中，纽曼不断变换人物韵位置和姿势，共拍了26张底片。经过仔细筛选，纽曼选定了其中的一张，并在后期制作时进行剪裁，最终得到了这幅杰作。
这幅作品发表后大受欢迎，纽曼从此一举成名，史特拉汶斯基也因此名声大振。在这位作曲家去世前不久，纽曼去看望他时，他激动地与纽曼拥抱，并热情地说：
噢！纽曼，你使我四海闻名。
三、哈尔斯曼
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Halsman，1906～1979)出生于欧洲的拉脱维亚，1933年开始从事摄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尔斯曼在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帮助下，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带着一只箱子和一架照相机，逃难到了美国，此后一直定居纽约。
在纽约，哈尔斯曼的摄影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为一名人像摄影大师，他拍摄的肖像，以构思精巧的超现实手法和诙谐幽默的抓拍见长。他的作品是被《生活》杂志用做封面最多的，共有101幅作品入选。
(一)心理肖像
哈尔斯曼精通心理学，擅长拍摄别具一格的“心理肖像”。他认为一幅好的肖像照片，不仅要求摄影师对基本的摄影技术有所了解，而且要对他的拍摄对象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照片中抓住人物的特征，使其成为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照片。哈尔斯曼认为：
一张肖像照片，如果没有表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肖像，而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外壳。
然而，要充分表现人物性格，挖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被摄者在镜头前，通常会感到紧张与不安。哈尔斯曼总是事先了解被摄者的经历和性格，然后针对不同人物的性格，通过谈话进行启发和诱导。有时，他请被摄者听音乐，喝咖啡，使他们感到轻松自在，从而流露出真实自然的神态。有时，他还请被摄者跳起来，然后在他们跳跃的瞬间进行抓拍。在他的摄影室中，有一套电子闪光灯装置，可以用1／1000秒以上的高速，拍下各种瞬间的动作。
在哈尔斯曼看来，不同的跳跃动作，可以反映出不同的人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因为，人在跳跃的时刻，才能消除心理上的障碍和社会性的表象，而显露出本人的真实性格。哈尔斯曼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在跳跃的一瞬间，人的力量突然爆发，克服了地球的吸引力。这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四肢运动。
因此，在这一瞬间，人的假面具被去掉了，真正的自我暴露无遗。
人们只需要利用相机便可抓住这—切。
哈尔斯曼在1959年出版了《跳跃》作品集。这本书，收录了他用6年时间拍摄的176位名人的跳跃瞬间。这些名人，包括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神学家、法学家、政治家等。哈尔斯曼广泛研究了他们的跳跃心理，如玛丽莲·梦露在跳跃时流露出天真活泼的本性，而爱德华·斯泰肯在跳跃时做的起跳动作，表现了他喜欢研究、善于学习的性格。
(二)《原子的达利》
哈尔斯曼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典型地反映在他为画家达利所拍摄的系列照片中。
西班牙画家达利，是哈尔斯曼的好友。达利的作品荒诞怪异，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哈尔斯曼又是摄影家中极不安分的一位，不满足摄影作为记录现实的镜子，而一心想踏着这面镜子，走进幻想的奇境。因此，他们一见如故，一连合作了30年。哈尔斯曼经常请达利当自己的摄影模特，因为达利的形象和他的绘画一样古怪，特别是眼睛和胡子，都有令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哈尔斯曼的许多作品如《原子的达利》、《红粉骷髅》等，都是与达利合作完成的。其中，《原子的达利》是他的代表作。
《原子的达利》摄于1948年。这幅照片的构思，最初源于达利的一幅画。达利曾经画过一幅画，名为《原子的列达》(列达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画中的一切，都悬浮在空中。于是，哈尔斯曼萌发了拍摄“原子的达利”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达利，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拍摄这幅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哈尔斯曼记述了这次拍摄的经过：
我借了三只猫。最初用一只做了试验，觉得还是三只一块儿用的效果要好，于是改变了主意。
我喊“一、二、三”。数到“三”，我的三位助手一齐把猫抛出去，第四位助手负责泼水。在猫和水还在空中的时候，我喊出“四”的同时，达利跳起来，我把这些拍摄下来……
就这样，在六个小时当中，经过28次抛出、跳起、泼水的结果，终于拍到了满意的画面。
这幅照片，《生活》杂志用了两个整页刊登，后来被许多国家的出版物转载。
永恒的影像
哈尔斯曼说过，肖像照是胜过一切的“人的文献”。
《切·格瓦拉》、《周恩来》，以及许多优秀的人像作品，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解。
一、革命经典影像的塑造者
古巴传奇民族英雄切·格瓦拉，是全世界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他那幅头戴贝雷帽、身穿拉链上衣的肖像，成为许多青年的珍藏。这幅照片被复制的数量，可以与《蒙娜丽莎》相媲美。照片上，格瓦拉坚毅而悠远的眼神，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瞬间。
这一经典瞬间的拍摄者，是古巴摄影大师阿尔伯托·迪亚斯·古铁雷斯。
1960年3月5日，一艘比利时武器运输船在哈瓦那码头意外爆炸，136名船员当场遇难。古巴《革命报》摄影记者古铁雷斯，奉命前往报道船员们的葬礼场面。就在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发表演讲的时候，古巴传奇英雄格瓦拉突然走向讲台，眼疾手快的古铁雷斯刚按下两次快门，格瓦拉就转身不见了。几十年后，古铁雷斯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拍照时的情景：
这张照片完全是在无意之中，而并非特意拍摄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眼神，那是一种混杂着坚毅与痛苦的眼神。
拍摄完照片，古铁雷斯回到了暗室，他把当天所拍的照片冲洗了出来，其中包括那幅日后享誉世界的照片。接下来，《革命报》的编辑从古铁雷斯拍摄的照片中，挑选了一幅卡斯特罗演讲的照片，发表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上，然后把剩下的照片还给了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觉得格瓦拉那幅照片拍得不错，顺手就把它挂在了摄影室的墙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幅偶然之作多年后竟会成为经典。
7年后，一位来访的男人突然走进了古铁雷斯的摄影室。他手里拿着古巴革命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的介绍信，让古铁雷斯找一张有关格瓦拉的照片。古铁雷斯指着一直在墙上挂着的那幅照片说：“这张格瓦拉的照片是我最满意的”。来访的男子也非常欣赏那张照片的效果，要求能让他加洗两张。古铁雷斯非常爽快地把底片交给那个男子，只不过要求第二天把底片还回来就行了。
这位找上门来向古铁雷斯索要照片的人，是意大利著名出版商费尔特里纳里。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格瓦拉是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领导人，而且当时已经处于玻利维亚军方的全面“围剿”之中。这位脑瓜灵光的欧洲出版商，立即嗅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就在他得到这幅照片后不久，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革命中殉难，费尔特里纳里利用这个机会，把古铁雷斯拍摄的这幅照片卖遍了全世界，不到10年时间，共卖出了20万张格瓦拉的宣传照片，他自己也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从此，古铁雷斯拍摄的这幅照片，成了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曾经邀请古铁雷斯讲学的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对这幅照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堪称20世纪的一个象征。
绰号为“柯达”的古铁雷斯，是拿着父亲的那台“柯达”35相机走上摄影道路的。他拿着相机拍女友、拍风景，居然慢慢地拍出了名气，有了颇丰的收入。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后，他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摄影师一道，用照相机忠实记录卡斯特罗，以及其他古巴革命英雄的传奇战斗生活，为古巴的革命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名作《周恩来》的诞生
乔治·洛蒂拍摄的《周恩来》，曾经震撼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画面上，周恩来微侧着身躯，刚毅的面容、微蹙的双眉，凝聚着他非凡的意志与魄力。据悉，这幅照片印量高达9000万张，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1973年1月，意大利外交部长梅迪奇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洛蒂作为《时代》周刊摄影记者随团采访。一天，洛蒂获悉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便要求参加。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但条件是不允许在现场进行拍照。
接见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先接见了法国代表团。等待接见的洛蒂，一直在琢磨着如何能拍下周恩来的照片。不一会，接见厅的大门开了。洛蒂赶紧迎上前去，从法国大使口中，他得知周恩来懂法语，可以用法语和他交谈。
接着，周恩来接见意大利代表团。洛蒂在一旁留心观察厅内的光线和环境，揣摩给周总理拍照的位置。接见完毕，周总理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洛蒂最后一个来到周总理面前，用法语提出了拍照的请求：
尊敬的总理阁下，我撒了个大谎，来时我答应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不能不给您拍照，因为我很难见到您。请允许。
也许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周总理微微地点了点头，对洛蒂的请求表示了认可。于是，洛蒂立即请周总理坐在一把红色沙发上，利用现场光，迅速地拍下了两张照片。洛蒂使用的是徕卡M4相机，90毫米中焦镜头，光圈f／28，快门速度1／8秒，ASA200度的柯达彩色负片(按ASA800度曝光)。
拍完这两个镜头后，洛蒂离开了接见厅。也许是多年从事新闻摄影的敏感，他立刻将相机上刚拍了两张的胶卷卸下来并藏在身上，然后，迅速换上一个新胶卷按了两下快门。果然，洛蒂未经允许拍照的行为，引起了人民大会堂有关人员的注意。不一会，一个警卫人员走上前来，很有礼貌然而坚决地要求他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这时，洛蒂故意装作极不情愿的样子，把相机打开，将新装上的胶卷从相机中抽出、曝光。
此后，洛蒂将那个为周总理拍照的胶卷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直到12天后回到意大利时，才进入暗房亲手冲洗出来。
洛蒂谈到这幅照片时说：
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他还有一种别于其他政治家的气质和风度，这就是他的绅士风度。我这张照片，就突出了他的这种绅士风度。
三、毛泽东最早的标准像
提起那幅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齐白石》，人们立即会想起摄影家郑景康。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拍摄的照片就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作为被邀请与会的摄影界代表，郑景康把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和到延安后所摄的部分照片，题名《抗日初期之一角》，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作家俱乐部和杨家岭展出。这是延安首次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览。1942年5月7日，《解放日报》特地发布了这一消息：
文抗作家俱乐部，定于本月9日至10日举行景康照相展览会。内容包括：人像、摄影报道。第一辑分两部，前部纯系艺术作品，后部系抗战初期新闻摄影，包括前线、后方各种动态。
这个展览，在作家俱乐部展出时，毛泽东曾在晚上提灯观看，并对在场的艾青和张仃说，这些照片的特点是“抓住了动态”。
两年后，郑景康为毛泽东拍摄了一幅肖像，这幅题为《毛主席在延安》的照片，被广泛印刷，成为毛泽东最早的领袖标准像。
郑景康(1904～1978)，广东中山人。其父郑观应，是晚清的商务帮办和爱国学者，著有《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等书。郑景康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爱好绘画而转向摄影。1929年在上海柯达公司服务处工作，1934年在北平举办“景康个人影展”。抗战初期，他关闭了在香港开设的“景康摄影室”，到汉口、重庆任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1941年1月，经周恩来介绍，由重庆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任摄影记者。
郑景康拍摄的照片，尤其是他拍摄的人物活动和肖像照片，深刻地表现了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他认为要把人拍好、拍像，必须注意表现人的个性。他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也就是每个人不同本质的表现。如刚强、温柔、健谈、沉默。不同的个性，在平时的语言和行动中是经常不断的表现，是个人的经常运动，是不能伪装的。伪装掩盖和改换个性，是暂时的，不能永久的，同时在伪装的时期，是会不自觉的流露真情的。
人像所以(有)像不像的问题，与光线、镜角有关，但主要的是保存常态的问题。
郑景康反对“勉强(对象)作不自然的表情，使被摄者的神态失常，手足无措”；主张“在平时的自然和必然的运动中”，“观察人的个性”，“一定要在‘实事’(人或物)里‘求是’(自然必然的经常运动)”。在他看来，好的人像照片“就是活生生的表现”，“是活生生的抓住动态，而不是死板的”，“一幅只能形似而不能传神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
郑景康的人像摄影实践和理论，对中国人像摄影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