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技的引进令人们逐步改变原有的圆形时间观，随之兴起的线性时间观以及对先进科技的崇拜促使晚清科幻乌托邦的蓬勃发展。如果从叙事文本的表层而论，晚清作家对科技知识的匮乏和偏差是一种不容回避的事实，光怪陆离的机械化设施和天马行空的情节穿行在小说叙事中，常常令人产生无稽之谈的荒谬感。而批评家多从文体学的角度强调叙事方面“科”与“幻”的组合的合理程度，认为作者应将科学知识论式的叙事、理性逻辑的讲究与对未来世界超乎想象之外的描述三者的关系予以有机的调和，使之既在情理之外，又尽在情理之中。因之，论者多指责晚清科幻小说“科学”的知识幼稚，想象不够发达。诚然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尽然之处。事实上，科幻乌托邦之所以在晚清风行一时并形成蔚为大观的状况，至“五四”时期却兀然销声匿迹，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它不仅“以反写实的笔调，投射了最现实的家国危机”，“直指一代中国人想象、言说未来的方向及局限”，而且，作为晚清乌托邦的重要一支，折射社会转型时期科学与乌托邦互为促动的必然趋向。
一、科学与乌托邦
科学是乌托邦的重要主题之一。西方乌托邦对科学理想社会的想象呈现一种动态的过程。在17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以及科学对宗教的胜利使人们逐渐将“科学”纳入乌托邦想象的视野。乌托邦思想家认为人类最终复兴和臻于至善的境界，主要不是靠对财产法的改革或社会革命，而是依靠科学进步、科学精神来管理人类生活，随之，乌托邦文学逐渐由以莫尔为代表的强调人人平等、自由的人本主义转向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诉求。在《新大西洋岛》（1622年）中，培根畅想遥远新世界尤其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未来之境，“以近乎浪漫主义的热情宣告唯有可行方法才是人类登上完美生活境界的唯一阶梯”。书中有一个称作“萨洛蒙之家”的学院，它由一批自发的、有学识的人组成，工作任务是通过实验、研究和实地旅行掌握知识，发现能使人类走向幸福与进步的真理和原则。
随着科技力量的迅速壮大，人类进入被誉为“科学的世纪”的19世纪，人们对于自然以及宇宙的整个观念已然改变，科学由自然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并介入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范畴，进步论和目的论观念成为欧洲思想的主要潮流并形成新的历史哲学。人们坚信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日益文明，人性将日趋进步与完美，“于是乌托邦不再是一地点，而是一时间，存在于未来发展之中，而不是未知的异国绝域”。19世纪充满了种种乌托邦书籍和设想，在那个世纪的最后12年里，大约就有一百部乌托邦小说出现。科幻乌托邦成为这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主流，主要有埃迪耶纳·卡贝的《伊加里亚旅行记》（1840年）、萨缪·巴特勒的《埃里旺奇遇记》（1872年）、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0年）、赫茨卡的《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1890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5年）以及《现代乌托邦》（1905年）等。
与传统乌托邦的背景是同时代的未知世界不同，贝拉米的《回顾》第一次将理想世界的背景放到未来。书中描写1887年波士顿的名门之子威斯特在“隔音卧室”里催眠术作用下沉睡113年后，于2000年苏醒。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美丽的城市”中，“人的本性没有变化，但人的行为动机随着人的生活条件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全面机械化、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度，由于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福利系统，贫穷、劳工乃至腐败、犯罪诸问题都已悄然泯灭，和平、友好、富足和安逸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贝拉米的《回顾》具有类似的构思，讲述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破时间的界限来到2000年以后的世界，发现他所主张的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新生活的理想已经实现。人们将此现状称作文明第二个童年期，与《回顾》中犯罪被称为“隔世遗传症”类似，人们不再用刑罚对待偶然的、由非理性造成的罪犯，而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视其为病人。
另一方面，金钱作为科技发展的衍生物，在科幻乌托邦中体现为相当先进的现代观念。在《自由之乡——社会的理想境界》中，作为经济学家的赫茨卡一反古典乌托邦思想家财产公有的经济观，他推广私有制，认为这是促进劳动的最好刺激素。他的整个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其目的不在建立人人都穷的世界，而在于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世界，“伊甸谷”就是书中的一个由“国际自由协会”组织的代表们建立的繁荣的聚居地。在《现代乌托邦》中，威尔士更对金钱有突破性认识，甚至可以说达到现代金融学的认识水平。他认为金钱是一种既美好而又必需的东西，“金钱是整个社会机体之水。它既能起分配作用又起收受作用，使事物得以成长和聚集、运动和回复。它使人类对自由的需求和相互依靠的特性协调起来”。
不过，随着19世纪末大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当科学技术参与泯灭人性、遏制思想的罪恶过程时，它沦为极权化意识形态用以奴役人民的工具，消除人的理性批判精神而使之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由此，对科技进行正面、积极展望的科技乌托邦遭到强烈质疑和全面否定，西方乌托邦文学转入对科技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在威尔士的《时间机器》（1895年）和《摩若博士岛》（1896年）等反乌托邦小说以及最为著名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札米亚金的《我们》（1924年）、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1932年）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年）中，小说家们对权力政治支配下的科技力量，以及它所带来的人的精神的全面异化表现出普遍的关注。他们无情地解构传统乌托邦的田园牧歌情调，冷峻地预测和描绘科技进步与意识形态结合所导致的异样景观，对人类未来可能出现的反乌托邦前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从而对技术政治社会中人的存在危机发出严重的警告。
二、晚清科幻乌托邦的前现代性
当西方乌托邦作家已然转入对科技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时，20世纪初的中国晚清知识分子尚沉溺于科技力量改造中国的美好遐想中。当时晚清中国羸弱多危，作为晚清小说的一个支流，科幻乌托邦作家“借着一幻想国度的建立或消失”，希冀科学带给中华民族富强和复兴的前途，“寄托他们逃避、改造或批判现实世界的块垒，实验各种科学及政教措施”。虽然科学与理性是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也是现代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但晚清科幻乌托邦多体现为世俗化的理性态度，因而并不具备扩展和变动的现代性。
作为一个新兴文类，晚清科幻乌托邦在20世纪萌生并蔚然成风，受惠于西方科幻小说的译介和启迪。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科学小说，是从20世纪初翻译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开始的。但由于中西作家所处文化语境的不同，导致他们展开科学和未来想象的方式、内容上的差异。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叙述者俨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抛却身外的现实，沉浸于科学的玄想之中，纵笔驰骋于自己想象的乌托邦空间里，然而晚清的作家不能这样。当时对西方科学小说的译介主要是出于启蒙民智的功利目的，正如鲁迅所言，所谓“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新法螺先生谭》的作者徐念慈也如斯阐述：“月球之旅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因此，现世关怀意识成为晚清作家力图宣扬的理念，这使作品往往还未来得及张开“科学”幻想的翼翅，就折断于国力衰弱、民智未开的现实焦虑之中，从而涂抹上浓厚的政治乌托邦色彩。
同时，晚清科幻乌托邦与有关未来“新中国”的“大叙述”想象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有关“新中国”的乌托邦叙事中，虽然晚清作家不自觉地用历史或传统的意识作为参照对象，呈现一种回到“未来”的复杂姿态，但总体而言，整个叙事是指向美好的未来，充溢着振奋人心、复兴中华的昂扬气势。科幻乌托邦则不然。在科幻乌托邦作家看来，科学，无疑是拯救衰亡民族的强心剂，因此，他们注目于将科学理想社会与落后的现实中国作对比，并时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懒惰、沉迷、不思进取的国民品性，叙事抑郁、凝重而满怀忧愤之情。主要作品有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年）、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年）、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高阳不才子（许指严）的《电世界》（1909年）等小说。
在晚清科技乌托邦中，描写生活科技化场面的很少，相反，军事科技化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图景。作为展示未来科学理想社会力量的符号，飞艇、飞车、飞船等高科技工具几乎出现在每一部小说中。正如论者所言，在晚清科技乌托邦中，这些高科技飞行工具是“作为飞向天空、飞向未来、飞向新世界的重要手段，被赋予特殊的功用和荣誉”，是作为展示未来中国科技强盛的必备意象。然而，由于怀着复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叙述者未能理智地把握主观情绪，常常使这些高科技工具沦为攻击型的军事武器。例如，飞车基本上成为一种杀人武器，并常常配有大炮或毒气弹等辅助工具而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在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绿气大炮只消一声巨响，便“将满法场的人尽数冲死”（第二十四回）；而飞雷的火力更是神威，可以“直打得旌旗粉碎，人马全空，两旁人民，却也连累轰死不少”（第三十一回）。看来，这些尖端科技产品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在短时间内草菅人命、尸横遍野，而叙述者对此也似乎毫不介意，坦然地辩称：“但为除害起见，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可见，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晚清作家对科技的功用尚未拥有先进的现代理念，有时甚至连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没有虑及。
而太空飞行在晚清科幻乌托邦中，也别有一番意味。在西方科幻小说中，太空飞行常常被赋予人类自我主宰或自我超越的象征意味，成为人类神化自我的象征。但在晚清科幻乌托邦中，它仅仅是一种叙事行为，其真正目的不在于探究宇宙太空的浩渺与深邃，而是批判地上人间社会的真实与荒诞。作为晚清第一部科幻乌托邦，《月球殖民地小说》的故事很老套，叙事也很拖沓而冗长。小说描述文士龙孟华携妻凤氏避祸远走他乡，两人不幸离散，友人玉太郎等陪其乘气球环地球寻觅的经过。书中最醒目的，无疑是坐气球环球旅行情节的构设，其中不乏大胆、新颖而奇异之处，但它既不像西方通常的科幻小说，如当时在中国所广为模仿的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那样，出于冒险和征服自然的冲动，也不同以往中国古代小说意在渲染“才子佳人”的浪漫情怀。在我看来，小说中气球作为一种便捷的飞行工具，主要用于满足叙述者一种上天入地、“腾云驾雾”式的快感而已，对于故事主题“拯救中国四万万生灵”的表现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悖谬的是，叙述者在描述龙孟华等人乘坐气球的飞行过程中又时时不忘对现实中国的影射和表现，如改良派的活动、革命者的被杀，可谓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只不过两者之间未曾予以有机的联系。由于对“科学”因素的忽略，拯救堕落民族的意念始终萦绕在作者的心头，抨击旧中国文化的落后乃至荒诞成为小说的主要叙述内容。在第十四回至十七回写龙孟华、玉太郎等因追踪凤氏，飘到印度洋上空，造访的诸岛可视为旧中国的缩影。鱼鳞国的女性以缠“手”为美，为呵护此等“美丽”风俗，举国上下不思生产，供奉“兰花指”；莽来赐岛崇尚“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竟以人头祭奠神灵，以至人口寥落。勒儿来复岛由于长期以来奉行封闭自守以及“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思想，“除却程朱两公所传的书本，其余一概是不准看的”，致使岛民迂腐、无能而盲目自大，这显然意在抨击旧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与衰颓。而在柏儿来斯华勒岛里的原始部落蛮洞，叙述者明确指出洞里服侍酋长的女人是“个个都照中国规矩，先要用过宫刑净过身子，才准入内当差”，以及将守门人截脚的刑罚等指旧中国政统的无道。在故事结尾，出现一个充满朝气、文明、发达并且长寿的月球，也旨在否定古老和现实中的腐朽的中国。
在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中，感时忧国的批判意识也十分明显。该小说是模仿日本岩谷小波从德文译成日文的科幻小说《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而进行的“戏撰”之作。“法螺”是古代做法事用的乐器，有人解释为“荒诞不经”，其实应当是“吹牛”的意思。小说写到新法螺先生的灵魂出窍后，修炼成“一种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飞跃太空，这束光掠过傍晚的欧洲时，只见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莫不精神炯炯”，科学家“各凭其所学，而推究发光之源，议论纷纭，辩驳杂作”；但是，当它在正午时分经过中国上空时，却是另一番情景，只见诸多人士“群动具息”，而余留的部分未睡之民亦是沉溺于销金帐中，坐拥金莲而惘然不顾“刺眼之光明”。有关“余”遇到姓黄名种老翁的叙述更具有讽刺意味。黄种老翁显然是中国人的别称。老翁家计时器的换算法甚是奇异：它的一秒，相当于当今时间的二日半，一分钟相当于一百五十天，一小时相当于二十五年，二十四小时就是六百年。因此，黄种老翁自称出生只有十来天，但事实已高逾九千岁，作者以此讽喻老大中国的陈腐落后以及严重惰性。随之，小说描述新法螺先生透过“内窥镜”检测出地上中国充满一片乌烟瘴气，这是因为国人或吸鸦片，或崇神鬼，或为骑墙，“善根性之被侵蚀，只存万分之八九耳”，老翁痛感年老不力，而新法螺先生决心除了作为发光体外，炼成“一不可思议之发声器”，以唤醒日日颓废而麻木的国民。总之，不论是《月球殖民地小说》中龙孟华、玉太郎等人环游世界乘坐的气球，还是《新法螺先生谭》中新法螺先生飞跃太空凭借的“原动力”，它们都仅仅作为一种展开乌托邦想象的道具或工具，即是说，这些原本应该是科幻乌托邦基本组成要素的文学意象，并不真正融合于小说主题的表现过程。
另外，在西方科幻乌托邦以科学为主题的小说中，叙述者多对之展开正面、积极的赞美，但是，在晚清科幻乌托邦的此类小说中，现实批判意识是小说叙事的主旨所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后二十回着力描绘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文明境界”。一如赫茨卡的“自由之乡”或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在文明境界里，科学为人类带来无穷的幸福和快乐。这里有飞车、潜艇给人提供迅速、便捷的交通，有验骨机为人们及时、准确地诊断病因，有人造“冬景公园”为人们消暑纳凉，更有化学博士调节四季气候以确保农作物免受旱涝之灾。但是，小说呈现的科技乌托邦显然并非作者真正向往的理想社会。倘若通读整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用前二十回的篇幅描述“野蛮社会”大有深意存焉，其实，以此反射与隐喻的完美世界才是其寄寓理想社会的旨归，而后二十回所写的“文明境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模板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科幻乌托邦不在于表现科学想象的离奇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借用了‘科学’和‘幻想’的形式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理想模式”。而吴趼人将《新石头记》标为“社会小说”也印证了此番用意。总之，现实中国既是作者展开未来想象的起点，也是结束想象的终点，在晚清的科幻乌托邦中，科学，仅仅充当展开乌托邦想象的一种工具与方式，一种行之有效的叙事行为。不过，晚清作家似乎对此并不在意，碧荷馆主人就坦言《新纪元》的创作是“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科学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
而就小说叙事模式而言，晚清科幻乌托邦在借鉴当代西方科幻小说的神奇构思时，相当程度上仍然沿袭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模式，从而呈现出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杂糅的前现代特征。本来，作为一种新兴文类，科幻乌托邦应该具有全新的叙事面貌和文体风格，但事实并非如此。晚清作家在有关未来社会飞车、潜艇、换脑术乃至月球殖民、奔向太阳等高科技场景叙述时，常常沿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神怪、神魔小说的叙事模式。在这些小说里，神怪、神魔们总是具有神奇和强大的魔力，而这种幻想本身缺乏学理的支撑，它起源于人们对宇宙现象的疑惑与恐慌，意在将读者引向玄虚和神秘而获得一种超现实的力量。晚清作家乐于在中国古代文明中追寻资源，作为乌托邦想象的创作灵感。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文明境界”里种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发明创造时，叙述者认为神奇的“验性质镜”的创意是出自古代神魔小说的启发，飞车的创意源自《镜花缘》中周饶国的飞车，军事演习时的飞车大战得益于古小说中云端大战的描写，甚至连宝玉乘坐的海底潜艇内层所涂的隔电“软磁”和外层所用的软钢材料，也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创意：“刘越石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古人已有的，这个更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小说描述在两军相斗的决战时分，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种类繁多、设备先进的高科技产品，竟然是中国古老的土制武器或传说中的道术。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当率军的将领从气球上发射“氯气大炮”行刺陶都监时，使用的是中国古老的武器——飞镖。在《新纪元》中，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也不是气球队、潜水艇、日光镜等高科技产品，而是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法术——追魂沙。
晚清作家有意将现代尖端的科学文明附会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神战想象，耐人寻味。一方面，这固然是晚清作家由于缺乏充分的科技知识，用以展开科幻乌托邦想象的信息资源非常有限，知识储备上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憾，因此，除了从大众传媒撷取若干时兴的现代术语外，不得不沿袭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及神怪小说的惯用套数。另一方面，是由于沉淀于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中体西用”观。如果说洋务派是从文化层面以“中体西用”观捍卫大清帝国的尊严，那么，晚清作家可以说从文学层面坚守这一最后的阵地。在他们看来，“器”终究是低于“道”的，“用”也无法比得上“体”。当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科技力量征服中国、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时，晚清作家虽然无法否认这些残酷的现实，但他们也不可能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因此，在晚清科幻乌托邦中，我们无以看到如西方文学中，科技带给人类社会欣欣向荣的革新局面，主宰整个乌托邦社会的竟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代神话、传奇小说中的魔法或神力。
以科技改造落后的民族国家、以神奇魔力替代高科技产品大获全胜而告终，表现出晚清科幻乌托邦文学想象的前现代性。前现代性是就现代性的范畴而言，它具有现代性的若干因素，但又远远没有达到现代性所要求的程度或状态，它是现代性的前奏和萌芽。作为在西方熏染下产生的一种新兴文类，晚清科幻乌托邦本应以自己的方式将西方科幻意识予以吸纳并转化，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现代意识的科学精神，科幻，在文本中担当的仅仅只是一种表层的叙事行为，潜藏在叙事深层的是太过沉重的感时忧国精神以及不合时宜的神魔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乌托邦本应具有的批判和颠覆现实的功能。科幻乌托邦这种既类似于西方小说又难以摒除传统小说的前现代特征，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出晚清小说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