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充满着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为后人所崇敬和传颂。
秋瑾1879年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小官僚家庭。秋瑾从小聪明伶俐。她七岁时，听到书房中哥哥的读书声，就走到书房，对教书先生说：“我也要读书，和哥哥一样。”先生就教她几个字，谁知秋瑾一学就会，先生很喜欢她。从此，秋家的书房中又传出一个女孩的读书声。秋瑾还在母亲单夫人的指导下，学会吟诗填词。在外婆家，她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使枪舞棒等各种武术。她不仅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而且养成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在一首词中写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在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绳索，妇女的自由受到限制，还要遭受缠脚的摧残。这与秋瑾的性格格格不入，引起她强烈不满。当她看到，厦门街道上，洋人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情景，更是愤怒，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在北京，她受革新派人物和维新刊物的影响，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她自称“鉴湖女侠”。立志要用热血唤起妇女的觉醒，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1904年春，秋瑾不顾家庭的反对，变卖了首饰，踏上留学日本的征途。她到日本后，一不学医，二不学师范，她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参与组织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十人会”；发起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她又创办了《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政府，争取男女平权。不久，又加入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当孙中山到日本时，秋瑾与孙中山见了面，对孙中山的主张十分佩服，随即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她在日本奔走联络发表演说，宣传革命，介绍爱国青年加入同盟会，她将名字改为“竞雄”。经常穿男装，佩戴从日本商店买来的“倭刀”，练习武艺。她成为留日学生中传奇式女杰。
她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妇女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鼓吹妇女解放，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同时她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与同盟会会员陈墨峰在寓所里研制炸药。一次不慎，引起爆炸，陈墨峰的脸和手都被炸得流出了血，秋瑾的手臂也给烧伤。秋瑾果断地让别人把陈墨峰送进医院，自己留下处理了现场，当巡捕闻声赶来追问时，她说是做饭不留神着火，引起爆竹爆炸。巡捕抓不住把柄，只得作罢。
1907年春天，秋瑾离开上海回到老家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重要据点。秋瑾在校内增设了体育专科，购置了枪支弹药，又从各地抽调许多革命党人，到校担任教官，聚集好几百学生，到绍兴城外大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秋瑾也身着男装，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的野外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发展为光复会会员，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为了联络同志，秋瑾日夜奔波在杭州、金华、绍兴等地。徐锡麟与秋瑾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同时起义。
但是，在起义发动前，有的义军首领擅自行动，被清兵打散；有的义军首领因走漏风声被捕殉难；清政府派出爪牙，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被迫提前起义，但虽然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孤立无援，终于被俘，反动派将他挖眼剖心处死。
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给整个行动计划带来严重困难，形势十分危急。当清政府得知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派出一标（相当于团）兵丁前来绍兴镇压。在这紧急关头，大通学堂师生建议马上起义。秋瑾则认为，绍兴力量太弱，不能以卵击石。不少同志劝她立即撤向安全地带，但她哪肯只身出走，她婉言谢绝了。她将重要文件交给了同志，随即疏散了大部分学生。
7月13日下午，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撞开大门，一涌而进。秋瑾带着一部分学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秋瑾等六人不幸被捕。
当晚，敌人连夜审讯。秋瑾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绝不出卖战友。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起义失败的悲愤。
清政府无计可施，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杀害，临刑时，秋瑾视死如归，昂首大笑，声震寰宇。终年31岁。
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