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名炳麟，字枚叔，幼名学乘，浙江余姚人。因敬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更为绛，号太炎。
章太炎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在其长兄指导下“一意治经，文必法古”。
1890年，赴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兼向黄以周、高学治、谭献等著名学者问学，深造七年。
甲午战争后，“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同时，开始涉足西学，觅取“学理”。戊戌政变后，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逃到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成为在经学、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各方面功力扎实的学者。
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后，章炳麟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1897年1月，到上海梁启超等创办的《时务报》任编辑，并发表文章主张学习日本、联合日本，倡议变法维新。他因在学术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存在着分歧，不久离开《时务报》。
1897年4月，他任《经世报》主编，该报以介绍国内外大事及新学术、新知识为主，并译载外商报纸文章，宣传西学，章炳麟曾著文强调教育、宣传对变法的作用，同时他又兼任《实学报》的总编辑、《译书公会报》的主笔，积极将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介绍给国人。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沙俄出兵占领旅顺港，章炳麟上书李鸿章，提出联日抗欧，挽救时局的主张，不久，受张之洞之邀到武昌，经办《正学报》，但张是个表面维新的洋务派官员，两者不容，章炳麟只得离开武昌，到上海担任《昌言报》编辑，他在报上介绍西学，宣传变法，并发文痛悼戊戌六君子，因清政府四处搜捕维新派骨干，他不得已逃往台湾，同年，他到日本，与孙中山相识，接受了革命排满的思想。
1900年他参加上海维新派的张园集会，曾一度加入唐才常发起的中国国会，后因不满于中国国会一面排满，一面要求光绪帝复辟的主张而退出了该会。
1901年，章炳麟赴苏洲东吴大学任教，因继续发表仇满文章遭到清政府当局追问，只得再次逃往日本。
1902年4月，他孙中山支持下，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悼念明朝亡国的惨事，号召爱国青年铭记亡国之恨，使反清革命的影响在国内迅速扩展开来。
同年，他回国，为上海广智书局润色修饰译著文稿，次年到爱国学社任教，他把这里当作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的讲坛，他还撰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指斥为贪恋荣华富贵之人，强调革命必须经过血战。此文发表在《苏报》上，并出版了单行本，广为流传，他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称其为“义师先声”。
由于《苏报》激烈的反清立场，清政府于1903年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炳麟等人，章炳麟在狱中仍撰文痛斥清政府，并绝食7天，以示抗议，后被判刑监禁3年。
1906年章炳麟刑满出狱后，东渡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这一时期是他为报刊写作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他写了58篇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民生主义，介绍了大量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同宣传立宪保皇的改良主义机关报《新民丛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些战斗文章极大地激励了国内进步志士的斗志。
因此，1908年清政府勾结日本当局勒令该报不许再刊登所谓破坏治安的文字，迫使该刊停刊。但这一时期，章炳麟思想上已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不愿多宣传民主、民生主义，文字也充满学究气，加之在办报经费上对孙中山产生了误解，故当孙中山另派人筹备《民报》复刊时，他发文攻击其为伪《民报》，造成恶劣的影响。
1910年他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另组光复会于东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回到上海，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出版机关刊物《大共和日报》，攻击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并与立宪派组成统一党，拥护袁世凯，1912年统一党又与其他组织组成共和党，与同盟会对抗，违背了革命的初衷。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章炳麟如梦初醒，向袁世凯递出辞呈，被袁世凯软禁，直至1916年袁去世。1917年，章炳麟参加了护法运动，担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退居上海，从此思想消沉，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五卅运动后，章炳麟鼓吹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主要精力用于讲学和整理中国文化遗产上。1934年他迁到苏州，设国学讲习会，以讲习为业，并创办《制言》半月刊，成为国学大师。他仍不忘政事，曾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1935年，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1936年冬春，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俱有讲演记录刊行。夏，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尚书》。
章炳麟于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鲁迅曾写了文章追念他，表彰他早期对革命的贡献，而批评他晚期的沉沦。他一生著述400余万字，收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书集中。
章炳麟长期从事学术著述和教育工作，发表过大量学术论著，对中国近代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均有贡献。
章炳麟在汉语音韵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在古韵的研究上，对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韵分部进行了修正，在江有诰古韵分部基础上，又分出一个至部、一个队部，定为23部，这对后来学者进一步确定古韵分部有重要参考价值。
章炳麟以前的古韵研究大都在韵部的分合上下功夫，审音能力强的学者对古韵某部大致读什么音有自己的看法，但除戴震以外，从未有人明白地说出来过。章炳麟是用汉字描写古韵音值的第一位学者。
在古纽的研究上，提出了中古娘日二纽上古归泥纽的看法。章炳麟是第一个对古纽有系统认识的学者，在《国故论衡》中列有“纽目表”，把古纽定为5类21个。此外，他继孔广森之后，进一步提倡阴阳对转、旁转的学说，创造了《成均图》。人们往往不满意他的《成均图》和对转、旁转说，因为它造成了无所不通，无所不转。但是应该指出，章炳麟的通转说与孔广森的通转说不同。孔广森通转说为古韵分部服务，章炳麟利用通转说来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以及“孳乳”的现象。这是他作《成均图》的真正目的。
章炳麟关于音韵学的见解，集中反映在他的《国故论衡》、《文始》两部书里。另外，他的《新方言》是利用音韵学讲方言词汇唤起民族自尊心的带有宣传革命精神的书。
章炳麟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太炎先生则是“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令人称道的是章炳麟的胸怀，为革命能抛弃私谊，为国学能不计前嫌。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炳麟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炳麟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炳麟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章炳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章炳麟当之无愧。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