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滥竽充数
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每次必叫300个乐师为他吹竽。南郭先生请求为国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国君为数百人提供食物。
齐宣王死后，湣王上台，他喜欢听每个人单独为他吹竽，南郭先生逃跑了。
齐宣王和齐湣王都喜欢听吹竽，但他们喜欢的方式不同，齐宣王喜欢听合奏，而齐湣王喜欢听独奏。合奏的制度不能把乐师的吹竽能力区分开来，独奏则可以。齐湣王的独奏制度使得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逃跑了。
这就是典型的搭便车的案例。
在“滥竽充数”的故事中，大家在一起吹竽，无法分辨出吹得好的人和吹得不好的人；如果让每个人单独地吹，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马上就露出马脚。
社会体制就是鉴别谁能够吹竽，谁不能吹竽，以及将会吹竽的人分出等级。
市场机制是鉴别哪个厂商生产的产品价格便宜、质量高的机制，即检验厂商能力的机制；考试制度是鉴别学生的学习能力强弱的制度，把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与学习能力差的区分出来；企业的考核制度努力把工作能力强、对企业贡献大的劳动者考核出来；职称评审制度是给学者确定等级的制度。
然而，分辨人能力的任何制度都是人设计并由人来操作的，人总能够“超越”它，有这种制度的地方就有“超越”这种制度的作弊行为。
因而这种制度只能够做到大致有效。学生考试作弊只是人生作弊的开始；行贿、受贿、拍马屁是官场上的作弊行为；各种评审制度中评审人和被评审人之间的串通是另外一种作弊方式。
制度应该能分辨出人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设计的制度不好，人人都会是南郭先生。
二、每个人都不投资
有一个群体由5个人组成，每个人有1000元钱。该群体有一个投资机构，可以将每个人投资的钱变成3倍。但分配的方式是，将投资机构所得来的钱在5个人中平均分配。问：每个人将向该投资机构投多少钱？
每个理性的人均会如此计算：假定他向投资机构投资1元钱，该投资机构将投资的1元钱变成3倍，即变成3元，根据规则，这3元钱要在5个人间分配，他能得到0.6元。
因他投资1元，投资所得（包括所投资的）为0.6，他亏损了0.4元！他投资的越多，亏损的也越多，尽管其他人将从他的投资中得利。这样一算，投资是不合算的。他没有投资的激励。
结果是每个人都没有投资。
这个博弈中，每个人均不愿意投资，而希望其他人投资。因此，这个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不向这个投资机构投资。
我们想一想，每个人均将自己的1000元向这个投资机构投资，这是最好的结果，然而，在没有监督机构监督的情况下，这个结果是难以达到的。
这个博弈可以看成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型。
作为理性人，人人均想贡献少或者不贡献而得到更多的回报。公共物品是能够对所有人带来好处的物品。但每个人均不想提供这样的物品，而希望其他人提供，自己坐享其成。在公共物品问题上，人人均有搭便车的想法。
假定有一个村子，修一条通往村外的大路对村民的交通有利，既能使村民行走方便，又可以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活动。
但每一个村民均不想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因为一旦有人出资修这条路，其他人将不付成本地从中获得好处。
修路人当然也能够从中获益，但与他的付出相比，好处不大。这样，每个村民均希望其他人来修路，他从中“搭便车”。结果是，长期以来村子里没有一条大路通往外面。
这里，无论是投资人，还是村民，他们均是理性的人，均具有博弈思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公共机构的产生便是合理的。
对村子来说，村委会便是这样的公共机构，它将可能向每一户村民集资，用集资所得将这条路修好。
这样，每个村民都承担了修路的成本，同时每个村民也从中获得好处。
这些村民相当于上面的五位投资人。这五位投资人知道，每个人均采取“不投资”策略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为了打破这个均衡，他们达成一个协议：每个人均必须将自己的钱投向这个机构（否则将受到惩罚）。
每个投资人都知道，一旦所有人都能够做到倾其所有来投资的话，每个人均获得好处。
如果有一个监督机构有措施保证每个人均能够投资并有措施监督每个人的行为的话，每个人都将投资。
这样，5个人均把自己的1000元投向投资机构，每个人的最后所得将由原来的1000元变成3000元！
当群体中出现人人想“搭便车”（即从他人的行为中获得好处）时，建立一个公共机构协调该群体的行为，对该群体的每一个人均是有利的。
三、ABCD都参加
在一所高校内，男同学普遍不爱踢足球。在学校往往很难组织一群人来踢足球，因为某人开始组织这样的活动时，被游说者因对是否组织起这么多人不抱信心而推脱。
在国庆节前夕，校学生会想组织一场足球赛。
一场足球赛需要很多队员，如果是正规比赛的话，包括守门员在内，双方各11个队员。然而在同学之间不正规的足球赛中，双方各有4～5个人，一场足球赛就可进行了。
组织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组织同学参加球赛。
开始组织时，组织者告诉被劝说的第一个人A，已经有4个人同意进行一场比赛，就缺一个人，这样他会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劝说第二个人B时，组织者告诉他已经有4个人同意进行一场比赛，比如A已经答应了；劝说C时，组织者说已经有4个人答应了，C若问有谁已经答应踢球时，组织者可以说，如A、B……一场足球比赛就这样组织成功了。
这里，组织者开始说已有4个人答应参加比赛，只是作为预先的“假定”。这个假定略带“欺骗”，但这里的欺骗是没有恶意的。这个假定对其他人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了这个善意的欺骗，一场球赛便组织起来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中，人们以多种方式使用与此类似的行为。比如，某个单位要组织某个活动，邀请许多单位或个人来参加。在组织这样的活动时，组织者往往事先邀请一些著名的单位或个人，随后邀请其他单位或个人来参加，并说：某某单位或某某人已经（或可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组织者事先在媒体上或者在给其他单位的邀请函上标明，某某人物或某某单位将出席。这样，被邀请的单位或个人在“参加该活动”和“不参加该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倾向于选择“参加该活动”，因为参加有这些名单位或名人参加的活动能够获得好处。
而事实上，这些著名的人物或单位是否已经决定参加，只有组织者本人知道。这样的行为多少带有欺骗性质。所不同的是，这些行为中存在“欺骗”的程度不同，有善意的欺骗和恶意的欺骗之分。
信息是做出正确选择的关键。策略家要做出正确的策略选择，“知彼”是必须的。同时，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信息。
通过发出正确的信息或虚假的信息将会使对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时候让对方知道自己方正确的信息，对自己有利。
而在另外的时候，让对方“知道”错误的信息，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有利于策略家的目标的实现。
如在战争博弈中（战争至多是“零和博弈”），策略家往往隐藏自己的实际策略，使敌人相信一个虚假的策略。
具体的策略有多种，如三十六计中的下列计策：声东击西、空城计、偷梁换柱、苦肉计、无中生有、暗渡陈仓、反间计、连环计、指桑骂槐等。
在某些时候让对方知道自己方正确的信息，对自己有利。
四、去哪里吃饭
三位女郎结伴逛街，临近中午她们打算一起吃午饭。
她们都喜欢洋快餐，正好这条街上有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可是每个人的偏好不同：A喜欢麦当劳，其次是肯德基，最不喜欢必胜客；B的偏好依次是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C的选择却又不同：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
因为三个人的喜好如此不同，难于达成一致，所以她们决定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先在麦当劳与必胜客之间决出一个胜者，然后再与肯德基决胜。
如果是每个人都诚实投票，那么，麦当劳将战胜必胜客（因为B在两者之间倾向于前者），并在第二轮战胜肯德基。但是如果B不诚实投票，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B知道其他人的偏好，而且她希望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于是在第一轮故意投票给必胜客，于是必胜客获胜；在第二轮，肯德基又战胜必胜客，于是，B通过策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是这个愿望并不是符合大家的最大利益的——理想的结果应该是麦当劳，因为在三个人的综合评价中，它的分数最高。
斯坦福大学教授肯尼思·阿罗有个著名的“不可能定理”。阿罗认为，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体系，若要将人们对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选择作出一项集体抉择，不存在任何加总社会个体成员偏好的方法。
所谓加总社会偏好，即找到一个社会偏好函数，它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最基本的要求：①传递性；②全体一致性；③不相关选择的相互独立性；④非独裁性。
传递性的要求是：假如人们在A和B之间选择A，在B和C之间选择B，那么人们在A和C之间必然选择A。
全体一致性的要求是：假如在A和B之间一致倾向于A，那么，人们就会选择A而非B。
不相关选择之间的相互独立性的要求是：人们在A和B之间作的选择并不取决于是不是存在另外一个选项C。
非独裁性的要求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每次都得逞，因而不存在独裁的力量。
自从1951年肯尼思·阿罗令人信服地论证出了这个结论，即任何可以想得出的民主选举制度都可能产生出不民主结果，这一论证使数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感到震惊。
阿罗这种令人不安的对策论论证立即在全世界学术界中引起了评论。
阿罗的论证，被称之为“不可能性定理”（因为它证明了完全民主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该论证使他于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策论中最早的和最惊人的成果之一，也就是阿罗的“毁灭性发现”所产生的影响。
在民主投票中所固有的不民主悖论可以用一实例进行很好的解释。
假定有三个候选人——甲、乙、丙，民意测验表明：选民中有2/3愿意选甲而不选乙，2/3愿意选乙而不选丙，那么是否意味着，喜欢甲的选民一定超过喜欢丙的选民。
未必！如果选民的态度有三种，分别是：甲、乙、丙，乙、丙、甲；丙、甲、乙，持三种态度的人各占总数1/3，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怪圈：2/3人喜欢甲超过乙，2/3人喜欢乙超过丙；2/3人喜欢丙超过甲！
这个例子反映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是社会对几个方案进行表决，如国家选举总统、某个城市让市民决定先修建哪个公共事业工程等等，社会投票很可能得出矛盾的结果。
和其他类型的多人博弈一样，投票当中也会出现策略问题。投票者常常不愿表达自己的真实倾向。投票制的民主实是知易行难，由于排名内部的模棱两可，造成狡猾的候选人有极大的操弄空间，无论什么规则都会造成公平选举遭到扭曲。
无论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或是任何其他投票机制，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尚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体系，可以将个人的倾向汇聚成人民的意愿。
通常宣称实行民主制度，远比实际实施民主要容易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