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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遍地无宁不成市,

处处缺绍不成行。

商贾求珠泛沧海,

上海成名倚甬商。

三江水呦长又长,

流入东边大海洋。

千载罗城黄公筑,

明州市舶远名扬。

唐代李延孝商团以明州港与日本值嘉岛港为基地经营海运贸易宁波是个具有悠久经商传统的地方。早在6000多年前,余姚河姆渡文化已显现出海洋文明的特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分封,设郡县。当时海外到宁波来集货贸易的人很多。把附近的山叫山,并在此设立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即“贸邑”两字的合写,意即贸易的地方。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至晋时,宁波“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

明州张支信海船商帮驻地:那留浦(港)宁波,古称明州,是中国最古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早在唐代,明州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日本等国的航线。《四明志》有“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的记载。唐代在明州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当时从明州登陆来朝贡和贸易的,包括日本、高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被称为“唐商团”的李邻德家族,曾在明州港与日本博多津之间的往返百余次。当时的大商人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等,有自己的船队,往来于日本与宁波、台州、温州之间。在宋代,明州和泉州、广州并称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宁波还是全国建造海船的重要基地,能够建造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大吨位海船。南宋乾道二年(1166),大诗人陆游自山阴(今浙江绍兴)家乡出发,买舟东来宁波访友。他渡曹娥,循运河、姚江,一路来到三江口。《游鄞》一诗,抒发了他对宁波爱不释怀的心情:

晚雨初收旋作晴,

买舟访旧海边城。

高帆斜挂夕阳色,

急橹不闻人语声。

掠水翩翩沙鹭过,

供厨片片雪鳞明。

山川不与人俱老,

更几东来了此生。

诗人穿行州城街巷,来到灵桥门外,和风丽日之下见浮桥横江,桅林立,江厦一带百舸争流,“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明州一派繁华兴隆景象。

这片经历过风雨的热土,不知成就过多少巨商富贾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鄞县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为宁波府。“宁波”这个名字,似是中华民族对海洋文明一种虔诚的祝愿与祈祷。

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宁波帮”开始迅速崛起。

宁波商帮虽然形成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很快。他们的活动地域不断拓展,特别是在各通都大邑中营建自己的势力,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

宁波商帮最先在北京发迹,然而其经商的“天堂”却在上海。宁波毗邻上海,对这座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宁波帮情有独钟。他们利用临近上海这一优势,旅沪经商,“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20世纪上半叶响彻大上海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歌》这样唱道:

通商沪市甬江东,航海达吴淞。

货殖竞豪雄,最难神圣合劳工。

四明二百八十峰,潮汐蛟门涌。

地灵人杰众桑梓,恭敬乡情重。

云水逢迎交谊通,霸图继文种。

大隐仰黄公,我思先正有高风。

当甬上儿女背负着慈母乡情的深情厚望,揖别四明甬水远行之际,他们的心情当然是沉重的,但与“走西口”的凄凉,“闯关东”的悲怆相比,他们的目光是远大的,步履是阔达的。他们来到一苇可航的上海,在这里释放了宁波商人最强遒的生命活力。

修于明代的古城墙,主要用以保护繁华的商业免遭倭寇之袭扰上海总商会长期被宁波商帮所操纵。早在1902年,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就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划组建商会。这位宁波慈溪人奔走呼号,联络上海各业资本家,并亲自捐资、制定章程,创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到了第三年,此机构又改组为上海华商商务总会,其中宁波定海人朱葆三任该会协理。到了1915年,由于该会总理周金箴调任上海道尹,于是众人便推举朱葆三任总理。朱葆三此后一直在上海商界居重要地位,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上海工商界还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五金大王叶澄衷由此可见,作为商界的一个重要人物,朱葆三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朱葆三是宁波府定海人,与许多有胆有识的宁波商人一样,他很早就闯入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的大世界里拼搏起来。

朱葆三是经营五金业起家的。1878年,朱葆三在上海新开河开设“慎裕”五金号,经营大五金业务。当时,在宁波商帮中经营五金业最著名的,首推“五金大王”叶澄衷。此人早年在黄浦江摇舢板,随船贩卖烟酒罐头食品,专门兜揽外国船上的生意。叶澄衷每次划船到外国船上做生意时,都随船载几瓶中国的烈性烧酒,让外国商船上主管船务的“二副”喝。1899年,叶澄衷捐资修建的澄衷学堂那些外国商人从没有喝过中国这么烈的酒,一喝便头昏眼花,思维麻木。此时叶澄衷趁机让他们签揽活单,没有不成功的,充分表现了宁波商人的机智。几年后,叶澄衷粗通英语,积资渐多,便在虹口百老汇路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专门经营船上用的五金货及洋油、洋烛、洋线团等日用洋货,成为上海第一家由华人开办的五金商号。朱葆三审时度势,看出“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不凡,于是与之联络感情,虚心求教,不仅在五金业务上套出许多宝贵经验,而且逐渐进入到叶澄衷营造的广泛的关系网络中。叶对朱十分赏识,加上都是宁波府人,小学徒出身的上海总商会巨头朱葆三多了一层老乡的关系,于是对朱更加垂顾。在叶澄衷的支持和帮助下,朱葆三将五金号迁到福州路四川路口13号大厦营业,并扩大业务,兼营进口贸易,并设立了新裕商行。由于他调度有方,经营得当,颇讲营销技巧,故而商行年年盈利,声誉鹊起。

朱葆三有了资本后,便与宁绍帮商人虞洽卿集资创办了宁绍商轮公司,与英国的太古公司和中法合资的东方公司相抗衡。当时,票价竞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涨价,使英国的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还放空船。英国商人大伤脑筋,赶紧寻找对策,同时还赠送毛巾、肥皂给乘客。中法合资的东方轮见了,也赶紧如法炮制。宁绍轮开始亏损,濒临危境。这时朱葆三并不气馁,开始游说宁波旅沪同乡会,上海的浙江商会发动全体宁波同乡集资,并成立“宁绍公司行业维持会”,补贴宁绍公司亏损,使其公司在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朱葆三利用故土观念,使行业维持会一共给宁绍公司10万余元的补贴,在与外轮竞争中终于获胜,迫使英商共同协议统一沪甬线航轮票价。

宁波著名的大永丰商号,各色商品应有尽有朱葆三成为巨商后,开始积极地进行赞助活动。上海有两条马路,其中一条叫虞洽卿路,是虞洽卿赞助修筑的;另一条就叫朱葆三路,是朱葆三出资修筑的。以华商的名字命名马路,在上海属于破例之举。

朱葆三只不过是众多上海宁波商人的一个缩影,从他的身上,可以窥见当时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势力和影响。

宁波人在上海工商界、实业界、金融界、航运界等领域积累起相当雄厚的实力,影响广泛,贡献卓著。“无宁不成市”,在这里不仅得到了最有力地证明,而且也确立了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

西力东渐千堆雪,

沙船耕开致富浪。

黄茅结屋蛎为墙,

强半人家傍水乡。

帆影潮声成泽国,

估船争泊闹斜阳。

任何商帮都有自己发家致富的秘诀,宁波商帮也不例外,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传统产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获取厚利,而对于新兴行业,则大胆迈进,使自己的商业经营永远居于优势地位。

宁波商帮所经营的行业领域非常广泛,既包括传统的海产业、成衣业、药材业和银楼业,同时,还涉足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此外,宁波帮在其两大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和后来的轮船航运业、钱庄业和后来的银行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早期经营的传统行业中,海产业和药材业,宁波帮经营得有声有色,在国内商界久享盛誉。有一首《明州竹枝词》说当时的宁波商人是:

风暖江乡紫楝开,

潮腥鱼熟海人回。

船头击鼓船梢唱,

明日刿羊赛庙来。

默默矗立的灵桥见证着宁波昔日的辉煌宁波紧靠大海,渔业发达,海产业是宁波商人的老本行,他们熟悉各种海味和海产品。鄞县一带渔民专捕墨鱼,晒成明府鲞(墨鱼干),行销江西、安徽、福建等地。有不少宁波商帮在上海、汉口、沙市等地经营海产业。沙市著名的德慎昌、同春和、天福等海味商号,都是宁波商人开设的。不要以为从事海产经营只是一些小商小贩的事,宁波商人在上海所开的这些海味商号,每年每户的营业额竟达100万两银子,其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19世纪中叶,宁波出现了一家“公茂鱼行”,这是宁波历史上的第一家鱼行,该行向清政府缴纳“牙贴税”,领有“牙贴”,渔民运来鱼鲜,必须通过鱼行出售,从中抽取佣金,每元纳佣金1/5角不等。随着渔业的发展,鱼行陆续增多,形成了鱼行业。这些鱼行,大都集中在宁波灵桥附近的半边街,每当鱼汛季节,江边桅林立,鱼商客户,纷至沓来。江水拍打渔船的声音,客商吆喝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派兴旺的景象。《甬江竹枝词》描绘宁波的鱼商和渔业是:

桃虾梅蛤上街馀,

日月湖边尽钓居。

正值南风好时节,

江东江北卖黄鱼。

同仁堂乐家老铺招牌海味行经营的品种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干货海味,如明府鲞、海蜇皮、鱿鱼、刺参、鱼肚、干贝、淡菜、紫菜、鲍鱼、海带等;二是西洋海味,如龙须堆翅、各种海参和开洋虾米;三是综合海味,以各色鱼翅为主,有荷包、玉结、皮刀、乌钩、吕松、青翅、东尾等名目。乾丰、润大、东源、余发、振大等店都属于综合海味行,他们经营年代久远,经验丰富,营业额大,是上海的海味名店。

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产业无所不有,成为大上海第一商人集团药材业是宁波商帮最早经营的行业,也是最典型的传统行业。宁波药材业的历史悠久,早在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宁波药业商人就已经捐资建造了药皇殿。开设在宁波东门口的“寿全斋”国药号,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宁波的药材商人,以慈溪帮居多。《慈溪县志》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慈溪商人在各地经营药业的甚多,一些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宁波商人创办经营的。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其始祖就是宁波慈水镇的一个走访郎中,初创时称“乐家老铺”,传到四世祖乐尊育,于1672年成立同仁堂。同仁堂“有方皆发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太后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在宁杭,最有名的药店是胡庆余堂,它与同仁堂一南一北,被世人称为“南北药王”。

红帮裁缝店当时在东吴大学校刊上登载的广告除了海产业、药材业,成衣业也是宁波商人最初结成帮时经营的行业。宁波人经营成衣业由来已久,清代宁波的“裁缝剪刀”在全国已很有名。京城的大成衣铺基本上都是宁波人开的,并形成颇为奇特的裁衣经。顾客来店缝制衣服,尺寸量得特别仔细,并且边量边问一些古怪的问题,甚至打听人家职业、脾性、何时中举。有人嫌裁缝啰唆,极不耐烦地说:“你问这些干吗?”裁缝不慌不忙,道出一番道理:“作为裁剪名师,不仅要看人高矮胖瘦,量体裁衣,还要知人脾气习性。少年中举的,难免趾高气扬,走起路来挺胸凸肚,裁衣就得前襟稍长后襟稍短;老年中举的,常年俯身苦读,大多精神消衰,走起路来弯腰弓背,裁衣就得前襟稍短后襟稍长;性急火燎的人,衣服要裁得稍短些;性慢气和的人,衣服要裁得稍长些。”据说,宁波裁缝这套裁衣经,不胫而走,传进了清宫。慈禧太后觉得有趣,想当面考一考这些裁缝的手艺。一天,她选了一位胖太监和一位瘦太监,把裁缝宣进宫来,给他们裁衣。裁缝一边利索地给两位太监量尺寸,一边问明胖而矮者为掌勺厨师,高而瘦者为捧镜太监,便参酌增减尺寸,裁减妥帖。隔日呈上,这两位太监穿在身上十分合体,各自称心,慈禧太后连声称赞:“果然名不虚传!”便叫这位裁缝给她做了好几套宫装。宁波裁缝于是名扬海内。到了近代,宁波是中国服装的摇篮,百年“红帮裁缝”的故里。

五口通商,西风东渐,洋人及留学回国青年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大有增加。很多受过西化教育的青年,他们思想解放,脱掉象征中国几千年服饰文化的长袍马褂,换上西服,潇潇洒洒,一派绅士风度。西服逐渐走俏、流行。

宁波商人审时度势,率先改革旧有的成衣工艺,在西服市场中独占鳌头。当时人们称碧眼红发的外国人为红毛人,所以专为外国人做西服的宁波人,统称为“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为毛主席做的中山服“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装裁剪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都为“红帮裁缝”所首创。从那时起到改革开放,“红帮裁缝”历经150余年的风云变幻,几代人的艰苦创业,终以其精湛的技艺、成功的经营和良好的声誉而名扬四海。

20世纪90年代,宁波服装步入了它的黄金期。据统计,宁波现有1600余家服装企业,年服装生产能力达13亿件,占全国服装生产总量的12%左右,服装总产值达250亿元,纺织服装出口已占全市出口商品总值的29%。服装名牌,群星灿烂。“杉杉”、“雅戈尔”、“罗蒙”、“一休”等,在“红帮”的土壤上长成了参天大树。繁忙的宁波码头宁波服装业的迅速崛起,令全国同行为之瞩目,被认为是未来中国服装业中最有希望与世界著名品牌服装一争高低的一个板块。国际服装界巨子、77岁高龄的皮尔·卡丹先生曾动情地说:“我被宁波迷住了!”“宁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惊叹中国竟有这么好的服装企业!宁波商人凭着一把小小的剪刀,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从而也达到了发家致富的目的。

宁波商帮清楚地意识到,仅靠经营传统行业,要想快速致富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寻求可以获取厚利但又未被别人垄断控制的行业。只有这样,才能在商界中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深知,商业上的风险和收益往往是成正比的。工夫不负有心人,宁波商帮发现了可以作为自己从商的支柱行业,即沙船贩运业和后来的轮船航运业以及钱庄业和后来的银行业。这两大行业都是当时投资大、风险也大的行业,然而也都是宁波商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行业。

频频进入中国的外国商船宁波商人所经营的沙船贩运业,就是用船运货。沙船即普通的运货船。沙船贩运货物,是宁波商人所熟悉的运货方式。最初他们是从南来北往的船只运货与宁波人进行产品交换时悟到的。

他们于是创设南号和北号,自行置船装运货物,形成沙船贩运业。以宁波为中心,南下北上,运货到沿海港口码头售卖。南号是以经营木材为主的行业,向福建、温州等地装运木材来甬销售;北号是经营北货的副食品号,向华北、山东等地贩运粉干、花生、生油、红黑枣等物品来甬销售。

宁波商帮沙船贩运业的发达,几乎独占了沿海南北货物的贸易。尤其是在清代晚期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战争使宁波成了南北诸省的货物集散地。

欧美制造的轮船进入中国,沙船贩运一下就被淘汰了。宁波商人见此情况,深知必须要改进运输方式,才能与外商竞争。他们在沙船贩运还有一定市场时,毅然放弃沙船贩运,转向经营轮船航运业。

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沙船贩运业中国最早正式以华商名义兴办的轮船企业,是宁波绅商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办的“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但是,这两家航运企业的规模都很小,总吨位加起来不过1000吨。

华商自办大中型轮船企业约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虽然有相当一批大中型轮船公司在列强的倾轧、破坏和封建腐朽官吏阻抑下夭折破产,但却有一部分在逆境中得到发展。其中就有宁波商人陈志寅创办的“中国商业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的“宁绍上轮股份有限公司”。

沙船贩运业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为宁波商帮的崛起积聚巨额资本,宁波商帮中不少人是以经营沙船业发家致富后,再经营其他行业的。沙船业和轮船航运业不仅支持了宁波商帮的崛起,还带动了一些关联行业,增强了宁波商帮的实力。

俗话说,“多钱善贾”。宁波商帮通过对传统行业的经营,以沙船贩运业、轮船业的经营积聚起巨额财富,但他们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还将注意力转向层次更高、利润更丰厚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甬商在上海经营的当铺、钱庄。

宁波帮商业资本家高度重视金融业对融通商业资金的作用,大量投资于钱庄业和银行业。他们用经商所得开设钱庄、银行,获取巨额利润;又用钱庄、银行贷款扩充商业业务。

宁波商帮相继在上海、天津等商埠,组建了多家银行。如上海的中国垦业银行、四明银行、正明银行、日夜银行、中一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天津的东陆银行、明华银行等。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调查银行情况的报告书中曾对上海银行业的情况作了如下评价:

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经营实业云路长,

悠悠书香是货郎。

六月炎炎漫郁居,

采莲桥下放芙蕖。

遥看高阁巍天一,

几辈文人共晒书。

宁波月湖全景宁波背靠郁郁苍苍的四明山,面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良好的地理条件,浓郁的商业氛围,不仅孕育了一代代长袖善舞、经营有方的宁波商人,而且,这里自古以来也是文人名士云集,诗词风流之地。

盛唐时,宁波城辟建城中二湖,曰“日湖”和“月湖”,日月双璧,至今独存月湖。月湖文化是甬城历史文化的聚集和映照,是浙东文化的中心。两宋时,文化崇尚儒雅,居处爱自然。其时环湖而居者,除了息影林泉的致仕官宦,弦歌不绝的儒生英才,还有行吟泽畔的诗人墨客,乃至附庸风雅的商贾仕女。湖山兀兀,湖水溶溶,构成了一幅文脉商脉相互交织的和谐画卷,正如《日月湖竹枝词》所云:

尚书桥畔秘书祠,

中有玄宗御制诗。

岁岁中秋明月夜,

湖亭群集唱新词。

踏青醵解杖头钱,

细草新堤可醉眠。

岙底渔家闲晒网,

不知何处有鱼鲜。

宁波著名商人虞洽卿为了家乡经济的持续发展,新旧宁波商帮大都慷慨解囊,投资教育,兴学重教,培养人才,创办社会福利事业,贡献卓著。

虞洽卿(1867-1945),字和德,人称“阿德哥”,清同治六年出生于龙山山下村。家境贫寒,7岁丧父,15岁到上海学生意。他从学徒、跑街开始,充任买办,当过清政府的官员,并自营进出口业务,经营房地产,创办了一系列实业,如四明银行、宁绍商轮公司、三北轮埠公司等,在金融及航运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虞洽卿发迹后,热心故里公益事业。1906年捐资兴办龙山学堂(一度更名“洽卿小学”,现名“山下村小学”),儿童免费入学。1931年,虞洽卿等发起创立“四明大学”,后因故未成,但“四明大学奖学金”已先颁行。

宁波巨商朱葆三晚年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所创办投资的教育事业有: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

虞洽卿旧宅:天叙堂西式主楼“五金大王”叶澄衷早在1873年就以经商所得在家乡创办“叶氏义塾”,以培育家乡学子;1899年,他又在上海虹口创建“澄衷蒙学堂”,成为上海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洋学堂”。

1905年,吴锦堂为了“造福桑梓,启迪民智”,在慈溪县创办“锦堂学校”。该校是浙江农村职业教育的先驱,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国职业教育社”曾将吴锦堂与爱国华侨陈嘉庚、缪云台三人并称“办学三贤”。

就是一伙做小买卖的宁波人,也同样不缺少生意经1915年,秦润卿在慈禧西营创办“普迪学校”,专收贫寒子弟免费入学,诚聘谢益三先生为校长,延聘左联作家赵平复(即柔石)、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巴人执教,教学质量在当时全省私立学校中名列前茅。以后又在上海创办“修能学社”。到1928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创办的学校达10所,学生数千人。

近代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在落后国家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人才是关键。创办和经营新型工商业,更需要具备新知识的各类人才。宁波商人深谙这一点,“老宁波帮”如此,“新宁波帮”更是踏着前人的足迹,为纯净却又冷清的象牙塔里注入了商业文化的气息。

活跃于香港的宁波籍商人邵逸夫新宁波帮中的王宽诚,以其敏锐的眼光、独到的判断力和果敢的决策力在房地产业创下了辉煌的业绩,他积资亿万,成为香港30富豪之一,并被选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他先后为内地和香港20余所学校捐款上千万元。他在家乡宁波捐资人民币百万建成中小学各一所,出于对共和国开国领袖的敬仰,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东恩中学。1985年,王宽诚先生又出资1亿美元,创立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宁波籍商人邵逸夫是中国早期的电影人,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中国的电影业,他与兄长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曾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拍摄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粤语)。多年来,邵逸夫捐助超过数以十亿计款项,为中港两地建设教育、医疗设施等。香港许多大专院校的建设曾得邵逸夫捐助,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香港大学的“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图书馆”等。还为宁波师院建造了“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育楼”和“逸夫执教楼”。

“船王”包玉刚也是宁波商人的典范。1983年,包玉刚捐赠200万美元,设立“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此后,他捐资创办宁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等。在包先生的带动下,包氏兄妹及包玉刚先生的四个女儿纷纷慷慨解囊,在家乡捐资建造兆龙小学、龙赛中学及宁波大学教学楼等等。

繁忙的客货运输,宁波商人看准时机纷纷成立。

轮船公司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经喧嚣一时的各大商帮,如晋帮、陕帮、山东帮、江西帮在走完自己从商的历史轨迹后,带着他们昔日的辉煌,倏然远去,给历史留下的是空谷回音。而唯有宁波帮将累累的硕果结在了文化的家园,在一代代莘莘学子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个宁波商人的名字。商帮的血液和精神也正激励着他们的后来人意气风发地进行更激烈的商业拼搏,进行更恢弘的事业。

靠海吃海渔家仔阿拉本是宁波人。

乡民多半习沪南,

十日往返信客忙。

听得庄船初到埠,

争先个个问银洋。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海以博大的胸怀造就了宁波商人,海洋文化赋予了他们开放的民风。在宁波,有一句谚语:“要窜头,海三湾”。意思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宁波人远涉重洋,到海外经商,由来已久。《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孙中山先生也曾对宁波商帮做过高度评价: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20世纪初由严信厚等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飘洋过海,远离家园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第一次是在光绪、宣统年间。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第二次是国民党统治即将结束的前夕,大批的宁波商人移居到香港、澳门,或以台湾为跳板,转向欧美及大洋洲发展。据有关方面统计,移居港、澳、台及海外的宁波人约有7万,他们遍布于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旅居海外的“宁波帮”普遍都具有团结一心、休戚与共的强烈的群体意识,被誉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在近代中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宁波商人活动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一类的组织。

宁波人亲邻相帮,同乡扶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大大增强了抵御经营风险和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在近代,全国各类宁波同乡团体有近百个。这些组织一方面具有同乡联谊的功能,同时把同业与同乡的联系结合起来,其经济职能也日益突出,如商情分析、商品推销、资金融通、职业介绍等,从而促进了旅外宁波人各项事业的发展。

创建于1797年的上海四明公所值得特书一笔的是,上海的宁波帮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在上海法租界出现后即被划入租界内。法租界当局一直企图把该公所地产占为己有,但是宁波帮同乡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流血抗争,迫使法租界当局承认了宁波帮拥有该公所的合法性质。在致力于吸收西方近代工商文明,推进近代化的同时,宁波帮还有效地利用传统的力量来增强近代化的动力。上海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声势和凝聚力,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商帮可以与之相比。

往来宁波上海的杂货船,远处是正在工业化的宁波港,烟囱林立宁波商人源于滨海,面临大洋的挑战,艰险的环境养成他们开阔的视野、坚强的意志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从踏上上海滩那天起,他们就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1890年,永昌机器厂老板董秋根、何金泉听说意式直缥车比普通丝车效率高,就立即“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缥丝车及小马力水汀引擎”。1898年,商务印书馆鲍威昌见日本钢模印字清晰,就立即引进,使印刷质量为之一新。1894年,严信厚把宁波的通久源轧花厂从单一轧花向纺纱、织布拓展,形成一个综合型的纺织企业。在轮运业领域,早在1852年宁波商人就向英商集资购买了中国第一艘民营轮船“宝顺号”,这比后来洋务派自造新式轮船至少早了10余年。

民国时期发现的宁波地图,形状与当时的上海有几分相似上海是中国的骄傲,可是有谁知道现在有1/3的上海人原籍是宁波。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上海造梦的年代,也是宁波人造上海的年代。宁波商帮在十里洋场掷地有声,名扬天下,无数令人敬佩的商人名字在这块土地上留下印记: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陈廷骅等,还有数十万的宁波帮后裔。

宁波人的成就数也数不清,发明了麻将,做出了第一件西服,比英国人早几十年发明了汇票,创办了最早的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了第一家纺织厂……宁波帮为什么可以不断发展壮大,历久不衰,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宁波商人传承了他们风雨携手、互敬互助、团结一心的精神。而这种团结力量的来源也恰就是“阿拉本是宁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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