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秦北
立夏前一阵，天变得奇冷。我从柜子翻出羊毛衫、毛裤，一件件往身上加。
已经不能再加了，再加就有点“过”，就像我们平常导演节目说某演员的表演不够含蓄。我怀疑自己的感觉有点神经，可明明是气候和季节脱了臼。
今天5月6日，台历上写着：今日立夏，8时27分。
早上起来，推开门急去看天。天很古，是那种放了原子弹的颜色，浓重的黑云裹着淡淡的紫红，搭配在一起，很难用色谱学的知识来表达。我想起老百姓说的“屁红”，天干冷干冷。看样子不知要下雪还是要下雨？可是什么也没有下。
我冷得直抖，穿着毛衣跟没穿一样。不能再犹豫了，我返回宿舍决计要再加些衣服。
我进办公室局长就进来了，他用惊愕的眼光瞄我一下，说：“小李子，至于吗？现在是夏天，没点撑头！”他的声音依然很宏大，从他宏大的身体的胸腔发出来，丝毫不受冷空气干扰。而我从头到脚能缩的部位，都缩得很彻底；能藏的皮肤，也藏得差不多，竖着大衣领，弓着腰，像只冻得可怜的小猫。
我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
我有勇气抬起头看他，是想起了他的绰号。
那是在一次饭局上，他照例吃得很饕餮，不论是白色的、红色的、其他色的酒，他都能大杯大杯地喝，不论酸的、甜的什么味的莱，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一般人喝过酒就不吃饭了，吃也是象征性的，而他照吃不误，别人在饭桌上说多脏的话他也能吃。他说：肉里头除了人肉不吃，啥肉都吃。
不过他不会划拳。喝酒时无论他打关还是应关，统统吆雀。就是嘴里“嘘”一声哨作为号令，一只手的五指出一个指头，大拇指压食指，食指压中指，以此类推来判断输赢。正好轮他和艺术科的女王科长划拳，女王科长也不会划拳，于是两人异口同声说声“吆雀”。吆了三两下，他以中指赢了女王的无名指，他兴奋地喊道：“还是我的雀硬！喝酒。”女王一听，脸色顿时绯红。因为“雀”字在我们这里是和小男孩的“小牛牛”同义。于是女王指着他形、神都极像一只肘子的胖脸说：“肘子！”这才掩着脸解了嘲。
依他那样的块头，每顿饭都储着足够的热量，自然比我的撑头大。
我也用惊愕的眼光瞄他一下，他穿的衣服确实不多，当我准备说“难道你就一点也不冷吗”的时候，他说：“今晚举办“环境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咱们是主办单位，你起草一个评奖条件，给评委们发下去。”我的惊愕被他的话噎得无影无踪，又冷得直唏嘘。他又说：“哦，对了，先给工会、妇联、城建局、宣传部打电话，各来一名负责人开会。”
我看了看卧在办公桌上的奶白色程控电话，有点畏缩。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临出门时说：“那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大雪糕！”我听了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真够灵的，我立时想尿，而主管这项工作的器官及其配件却锈缩得拉不开栓。我清醒地意识到，办公室相当于一只冰柜，我充当着一条冻鱼。因此，很快处理了局长交代的工作，就去找女王科长审阅文件。
女王科长的房子同样冷，她穿的衣服也不厚，我把文件递给她时，她正双脚蹬着炉子，蜷缩在皮靠背椅上假寐。她很毛草地看完文件，小改了一二处，无非是把“弘扬”改为“发扬”之类，并未伤大筋骨。我感到挺顺，在心里感激她没有挑剔。然后，她就让我坐在她旁边。
女王有糖尿病，为了表示关心，我说：“这天够冷的！”她半晌没言语，对我的问话很淡漠。“不碍事，天是猴子脸，说变就变，明天肯定暴热。”从她的口气里，我听出她对天气充满幻想。
她的糖尿病已经患了几年，是个老“糖”。因此，她的冰箱里常常放着足够的豆渣。她去年一年没上班，在家泡病假，前一段突然要求上班，我还有点纳闷？后来听打字员秀秀说，是心疼每月的15元节支奖。真够难为她的！可她上班不是正儿八经的，能来就来，想走就走，干不了多少事。
我感到冷，顺手揭开炉盖，炉子并没有生着。现在是快发降温糖的时候，单位不会拉煤，炉子怎么会着？原来女王是精神取暖。我站起想走，女王却把我拉住，一劲儿说她的糖尿病。说着说着还把她的椅子往我这边凑。她说最近做了一次糖尿化验，她的尿是深红色，尿糖指标达到4个 。幸好，这当儿她两只手捂着脸，站起来说：“烧死了，我的脸烧得像烙铁！”我知道她的病一犯就要喝凉水，刁空站起来对她说：“一楼低，幸许水龙头没冻住。”紧忙去打字室打文件。
秀秀打字是个快手，很快就把打好的蜡纸交我校对。我正吸着烟想心事，她笑盈盈说：“嗨，快校，别发愣！”看样子她这阵儿情绪挺好，我得抓住时机，她情绪糟糕的时候，连局长交给的文件——不管多急，也得搁着——“打不成”，她有铅反应。
还好，还算干净，只发现一个别字；我给她指出，她把字盘检字表递给我，说：“帮忙查一下，我眼花了。”
在我接检字表的一瞬，我的手凝滞住了，和她手对手捏着检字表，我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她的脸。原来从她很秀气的鼻孔，滴出一股液体，正小溪般悄悄流动，我希望她赶快掏出手绢揩掉。而她，一点也不知道。她上身穿着红色马海毛蝙蝠羊毛衫，下身穿一条牛仔裤，很优雅地站着。我忽然想起“润物细无声”的诗句。
“小溪”还在悄悄流动……如果继续任其自流，它的归宿，无疑是要浇灌她那生动的、热烈的、鲜花般的小嘴。我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总得想个巧妙的办法暗示一下，越急越没有办法，连笨拙的办法也没有。这段时间，反而使我失态。我的眼睛、表情、动作，恰好使她误会。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脸色煞白，“唰”的从我手中夺去检字表，扔向我的脸。
我无法向她解释，也用不着解释，她会反省的。我从尴尬中逃出，一肚子懊悔：别人鼻涕流出来，自己操哪门子心？
中午，我决定去医院找小莹，天这么冷，这么忧郁，这种时候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她。
街上比办公室更冷，行人很少，我不再关心人们穿什么衣服。双手插进衣袋，弓着身子走得很快。经过一家合作商店，闪进去买了包烟，看见几个老头正忙着从库房往出拿烟筒，很认真地往炉子上安。
前面是一家饭馆，卖羊肉泡，我要了一个小碗，坐着掰馍。因为急着去见小莹，我没有把饼子掰得很碎，只想快点吃，这家饭馆的生意比平时旺。不一会饭就端上来，我要了一碟辣子，一碟糖蒜，吃得大汗淋漓，走在街上，觉得身子展拓多了。
去小莹宿舍要经过医院门诊部，这儿有许多妇女抱着孩子看病，差不多都是流感。有的挤着挂号，有的忙着划价、取药，有的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小心地拿着盐水瓶、吊管，我想帮她一下，却没有行动。
我没有敲门就走进小莹宿舍，小莹穿着呢上衣坐在单人床边，两腿并着，双脚在水泥地上移来移去。她一定很冷，很寂寞。
她看见我，没有说话。慢慢地脱掉大衣，铺在床上叠。
我走过去，手搭在她肩上。我已经闻到她头发的气味，她用的首乌洗发香波，一直是我买的。我等待着她转过身，接受我的亲吻和拥抱。
谁知她并不转过身，却把叠好的大衣往柜子放。
“冷了就穿，不管别人穿不穿，自己冻不着就行。”我说。
她却说：“用不着了，拿出来晾晾，怕虫蛀。”
我无可奈何。我们就这么尴着。
小莹还在生我的气。前一段我们的关系就有些危机，主要是小莹对我的地位不称心。她同宿舍的护士苏娟刚结婚，找了个正科级干部，而我是个办事员，她的情绪就更坏。
上次，我曾笑着劝她：“科级算啥，县长在古代官制中才算是九品十八级中的最小一级，科长无品无级，算不上官，只能算个吏。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有我的追求，何况我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小莹撅着嘴说：“战争年代讲信仰，解放初期讲理想，90年代讲带长。不带个长，别人看不起！”真拿她没办法。
现在的姑娘就讲实惠，找个有权的好像成了时髦。一张口就说熟人中谁提了副科级，谁上了正县团，某某虽没有主持工作，但人家是带括号的（就是虽不是正科级，但按正科级对待），迟早要上。
我想给小莹说点什么，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可说。说天气冷吗？说秀秀摔检字表吗？说我们的事情吗？都不合适。这种情况，最好是爱抚代替语言，爱就是最好的语言。
我的脸颊挨着小莹的脸颊，我觉得小莹的脸颊很冰冷。
“又吃蒜了吧？小市民！”小莹用手把我的脸颊拨拉开，她的鼻子真尖。谁让我吃羊肉泡时要了1碟糖蒜？她从我的一部外国小说中知道，欧洲贵族都不吃蒜，只有小市民才吃蒜。竟然以中国的准贵族自居而限制我吃蒜。岂有此理！
我悻悻地离开小莹。
下午上班时，局长把秀秀印好的评奖条件交给我，让我给评委们发下去。评委就是各单位的头头，就在局长房子开会，局长就可以在会上给他们发，为什么非要我再走一次形式？我忽然想起，我和局长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很讲究名分，各有各的分工，总不能让局长去代替一个办事员。
秀秀和女王科长都没来。单位其他同志，有的去参加开不完但又很重要的会议，有的抽去下乡，有的外地出差，弄得很苦很累。看来我下午得很忙一阵子。我得布置舞台，绘制会标，给领导准备讲话稿，借计算器，找两名计分员……
晚上7点半，大幕拉开时，我才松了口气。歌手们穿着款式各异的夏装，恰到好处地露着该露出部位的肉体，一个个唱得很抖擞。我旁边一位穿中式棉袄的老太太咂咂牙说：“啧啧，寒碜死人了！”剧院没有取暖设备，确实很冷。
我已经冷得坐不住了。突然想起一条街道，觉得这样的大奖赛毫无意义。这条街是县城解放前唯一的一条街，以街名而言，也是中国最悠久古老的街道，包括纽约的唐人街，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都无法和它比拟。它叫轩辕街——以黄帝名字命名的街道。我们这座城，骄傲地矗立着中华民族始祖的陵墓。可是，这条街道还是很破旧，还有许多老房子，还有一处自来水点和垃圾堆紧挨着，旁边是一个很不卫生的公厕。居民担水时，如果天刮风，垃圾堆的炉灰落在了水桶里；如果天下雨，那些粪便、烂菜和其他混合物，就肮脏得很灿烂，招来许多多情的苍蝇。这个样子，大家也就习而惯之，我不禁生出一点悲哀；我们公民的自我意识太弱（公德公益意识），美国人为面包涨价就游行示威，面包涨价，只是增加消费，不危及人身健康；而水点已变成病菌的培殖地。这样的环境现象，总比水、土地之类的危机要好办一些。现在，我们这座城，楼房已经森林般生长，精神文明单位也如绿茵茵的韭菜一茬茬建成，很快就成为省级文明县城，在县长和市民皆大欢喜时，不该想不起这个遗憾。正如一个人穿着考究的西装而忘了剪指甲。
让他（她）们唱吧，歌手们的底气无论多么足，都无法吹走垃圾点。我想。
回宿舍的路上，我生出一个幻想：一个外地来的姑娘，正是我理想中的姑娘，她很冷，我就把大衣献给了她……走着想着，戏剧性出现了，我被几个黑暗中的人影截住了。他们笑呵呵地说我是个“溜子”，要我把大衣借给他们，“好说，”我机智而幽默，“身子刚焐热，让我趁热乎劲钻进被窝再给你们！”
“娘西皮！”人中之一操着“中正式”说。
立夏这晚，躺在冰冷的宿舍床上，快要睡着还没有睡着时，我还想着我的大衣。到冬天再说！
后半夜，我居然梦见冬天：花，树叶从枝上落光了，风从远处一阵阵刮来，天正经冷，地上的雪越积越厚，冻得坚硬，城市在这样的景象中沉沉屹立着，很自信的。这才是真正的冬天，在冬天的不远处——春的胎盘，春的花蕾，春的管弦！我似乎听到一股音乐轰然奏响，融融地璀璨地回旋，如款款春风扑面吹来，犹如斯特劳特·李斯特60岁在布达佩创作的圆舞曲《春之声》……
选自《华夏》1996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秦北，男，汉族，1949年生，陕西黄陵县人。延安市作协会员，曾在《诗刊》《延安报》《延安文学》《时代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作品多篇（首），并有诗作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