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所罗列的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陈寿《三国志》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莫能审其出生本末”的“存疑说”；还是裴松之、胡三省的“夏侯说”；以及曹操自身所作《家传》与其子曹植所作《武帝诔》的“曹叔振铎之后说”；乃至魏明帝时朝廷群臣的“舜后说”；陈琳《讨操檄文》的“乞丐携养说”，总之曹操的家世或者门第是十分模糊的。
根据中国古代历史传统的习惯，正如大国学家王国维所说的那样：“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的家事”，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曹操家世或者门第“无可稽考”的这种现象呢？其实我们按图索骥，前后核对，便不难给出结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正是曹操自身。曹操又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模糊其家世呢？一言以蔽之，是因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众所周知：自从周朝建立了“亲亲社会”的根基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世卿世禄制”的社会体制，说白了就是重视出身，推崇家世和门第。甚至到了解放初期、文化大革命之时，也要看你的出身是“地主”啊？“富农”啊？还是“贫下中农”？在曹操所生活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了，虽说东汉末期、三国时代的家世、门第观念并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那样严重，但也是从汉代的“举孝廉、征贤良”的制度向“九品中正制”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重视家世、门第、出身的群体观念。
例如当介绍一个人时，总会有这样的套语或者习话出现，“某甲，某某之后也”，只要翻翻史书，这种例子数见不鲜，像诸葛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周瑜，“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杨修，“故太尉杨彪子也”等等。
甚至到了明代，施耐庵所作《水浒传》时，在第六十七回“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里，宋江推让梁山寨主之位，拿自己与“玉麒麟”卢俊义做比较时，说了三件不如。除了第一件仪表不如之外，紧接着第二件便是“出身小吏，犯罪在逃”，不及卢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这“富贵之家”、“豪杰之誉”说的便是卢俊义的出身良好，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有良好的家庭背景。
这在仕途、政治上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本，这一点现在我们邻国的日本政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日本政界要员都以自己有名的祖上或者良好的出身而骄傲，乃至千方百计地与历史名人攀亲道故，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的家谱世系据说都追溯到了明治维新时代的大久保利通。
同样，在当时作为一方割据势力头目的曹操，无论比之“中山靖王之后，孝景阁下贤孙”的刘备，“盖孙武之后也”的孙权，还是“四世三公”的袁绍，“八骏之一”的刘表，其出身的政治资本都远远不如，无怪乎袁绍起兵讨操时所发檄文便从曹操祖上开始骂起，说他“乞丐携养，赘阉遗丑”，其目的正是要和自己的良好家世“四世三公，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强大政治资本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促使士人和百姓离开曹操，投向自己。
正因为此，曹操才要绞尽脑汁地模糊其家世，并与历史名人、政界要员攀亲道故，例如舜、曹叔振铎、汉相曹参、媵侯夏侯婴等等，从而增加其资本，扩大其号召力。
虽然曹操本身并不喜欢这种“重门第、轻才干”的社会风气，但是群体意识使然，曹操一个人再厉害也终究无法改变社会上的普遍意识。正如我们在《三国演义》里所见到的那样，曹操努力为自己营造的家世“政治资本”确实在一些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刘备窜逃江夏以后，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随鲁肃前往江东，欲图孙刘联盟，以拒曹操。这时的江东群臣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大派别，主战的和主和的。其中主和众文臣之中每人主和的理由又有不同，在这里，罗贯中通过“舌战群儒”一节将每人发表的观点分别写出了这不同的理由，像陆绩之流的一群人便以为“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在此汉相曹参之后的无形政治资本便对陆绩之流的人产生了效应，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苦心经营。
自曹操出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效尤，竞相篡改自己出身，以期求得良好的家世和门第。例如李唐皇室说自己是“老子李耳后人”，因而崇道佞仙。到后来连名人家世、豪杰门第都泛滥成灾。不好使时，后人索性又攀附起了天仙神人，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清朝时民智稍开，渐有不信，康熙、乾隆仍喜欢把五百罗汉的一两位雕成自己模样，过一把“不凡”的瘾，可以说这些都算作曹操的渊薮。
